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将永远被载入史册。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红军主力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长征之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落脚延安后，苏维埃政权的名称与形式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改与变化，最终于1937年9月，正式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它的成立将党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潮，谱写了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但是党在延安时期实现局部执政的重要依托，更是局部执政取得的重要成果，它让边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延安成为国内外有志青年和仁人志士争相前来的革命圣地，这一切都离不开边区政府全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它是中共中央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变化，对苏维埃政权形式进行了适当的、良好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历史实际出发，适应并且符合了革命的发展状况与发展要求，于是就赋予了这种政权形式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保证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的作用与意义。中共中央落脚延安之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根据革命实际，在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总方针的引领下，党将工农民主政权调整与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将政权的阶级基础从只有工人、农民、红军和一切劳苦大众扩大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的阶级与阶层，这个政权形式就以抗日为主的民族解放战争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就是在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党调动了陕甘宁边区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推动边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与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特征这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的新型政府，它是党在延安局部执政十三年的成果象征，在这个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和“试验区”，诞生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一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它不但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充分表现了党高度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方略，更是体现了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光辉形象与历史先进性。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一片赋有希望和生命力的热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西北，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在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先后顺利地完成了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再由抗日民主政权向人民民主政权两次政权性质的过渡，这一切无不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与西北人民群众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关系。
1948年，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以瓦子街战役为标志，开始了战略反攻。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适应这一形势变化，1948年2月27日，在绥德召开了边区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提出了“努力生产、救灾，恢复边区建设；结合“土改”，提高农村民主运动；加强支前工作和地方武装”三大任务。
1948年5月初，在胡宗南部撤出延安后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迁回到延安办公，政府各机关逐渐恢复完善，开始领导边区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边区的各项建设。
当时的边区因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破坏，同大规模战争爆发前的1946年相比：耕地面积由1500万亩下降到1100万亩，粮食生产由180万石下降到91万石，公营工业损失在50 %以上。
1947年因灾害、兵祸导致全边区青苗50万亩受损，荒芜土地360余万亩，粮食大幅度减产。在150余万人的边区，40万人民陷于饥饿之中，佳县、子长等地甚至出现了瘟疫。如不迅速恢复生产，边区自身的经济也难以维持。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农民消灭熟荒地、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劳模、组织民兵实行劳武结合。还积极扶持民间手工业、恢复公营工业，恢复商贸、运输等。此外，还用移民就食、发放救济粮款、组织民众自救等方法救济灾民。
经过一年的努力，1949年，陕甘宁老区的农业生产能力已恢复到1946年的70 %，耕畜恢复到80 %，羊只恢复到60 %，棉花恢复到50 %。加之晋绥解放区的支援，陕甘宁边区渡过了困难时期。
土地改革问题是革命成败的极重要因素，它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人民的生产和革命的热情。边区政府历来对此都很重视，经过多年的斗争，原来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封建阶级早已消灭。在部分未“土改”地区，经过抗战时的“减租减息”和1946年后的查租、征购等活动，封建剥削也大为减轻，“土改”的任务不是很大。
1948年9月，边区政府结合实际明确提出：“在基本区已不是再提平分土地问题，而是普遍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并保障其不受侵犯，使人人安心生产，发家致富。”以确保贫苦农民已获得的利益。在未经调剂土地的小部地区，进行抽补、调剂工作，抽取地主、富农多于当地平均线以上的土地，或个别地主、富农非法夺占的土地，以及公地、黑地、弃地，补给缺地的农户和移民。
当时，还对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过火行为进行了纠正，为已经去世的李鼎铭先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林伯渠主祭，贺龙等领导人出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送了挽联挽词。林伯渠还受毛泽东同志嘱托，给被“扫地出门”的安文钦亲自当面道歉，发还被没收的“浮财”，仍请安文钦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并明确规定，允许孤寡残疾、军人家属等缺乏生产能力的家庭出租土地，允许劳动力不足的农户雇工，提倡民间互助借贷。显然，这时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是以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为主要目的，对促进边区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的战略反攻，边区政府动员民众踊跃支前，从1948年初到1949年初，据不完全统计，边区政府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共动员参战民工3500余万个、畜工1230万个、车工50万个（一车二人三畜为1个车工）。动员妇女缝制被服、做军鞋、看护伤员，仅军鞋做了120多万双。征收公粮240余万石，公草10020余万斤。
为了更好地保障军队需要，边区政府还抽调了2000余名干部为随军提供服务。当时，仅在陕甘宁边区内，有军烈属75700余户、34万余人，边区政府为了鼓舞士气，帮助解决部队的后顾之忧，还发起了拥军优属活动，对80000多人进行代耕，或粮、柴等物质帮助，安置荣誉军人7000多人。
边区人民还主动收养解放军伤病员，如新正县二区一乡赵姓农户家，寄养了7名伤员，全家悉心照料，裹伤换药，历时数月，直到伤员全部伤愈归队。
三区七乡王家寄养的7名伤员，王大娘对其像亲生儿子，接屎倒尿，无微不至。人民群众的这种无私的奉献和大力支援，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1949年2月8日，鉴于当时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在延安召开了两解放区的联席会议，以确定1949年的任务。出席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及副议长和常驻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及政府委员、晋绥解放区的代表共55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及其他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共47人列席了会议。刘景范同志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一年的工作做了总结，提出了1949年的8项工作任务：除了继续搞好支前、发展生产等，还指出“由于形势的胜利发展，必须积极进入新解放区”，着重强调了新解放区的减租反霸、恢复生产、大中城市接管等工作。
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力量，这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行政管理统一于陕甘宁边区政府。鉴于林伯渠同志已离开边区参与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会议决定由刘景范同志代理边区政府主席。会议还增补了政府委员，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和扩充。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两大解放区联合后，面积达二十几万平方公里，人口达763万多，实际上是为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在西北的顺利进行，迎接全国的解放做准备。
1949年4月，国共和谈彻底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已做好了准备工作，进行了支前动员，确定了接管西北最大城市西安的计划，西安及各地的地下中共党组织也积极开展工作，迎接解放的到来。
1949年5月20日，西安守军宣布起义，22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24日成立了西安军管会，25日，边区政府明令正式成立以贾拓夫为市长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在西安解放当天，边区政府为了更好地加强对新区的领导，在政务会议上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南迁西安，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等也随之南迁。原陕北事务移交给新成立的陕北行署管理。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重心开始移向城市。
扶眉战役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成立宝鸡分区，下辖宝鸡、扶风等8个县。后来又成立了渭南分区，下辖渭南、华县等6个县；咸阳分区，下辖咸阳、户县等6个县；将原关中分区改为三原分区，辖县由8个扩大到10个。随着人民解放军向甘肃的挺进，7月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报请中共中央同意，成立了甘肃行署，负责甘肃新老解放区的工作，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甘肃行政区划，将甘肃划为1个市9个行政分区。陕甘宁边区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以陕西为主，兼顾山西和甘肃的大西北政权。随着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顺利推进，西北战场的敌军也很快瓦解。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6日西宁解放，9月23日宁夏和平解放。新疆也通过电宣布起义，整个大西北解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共662人，毛泽东同志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纲领，两个组织法。会议还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了国都、国旗、国徽、国歌。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点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北各省人民政权也相继建立，逐步地担负起了恢复社会经济等责任。
1949年11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决定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应着手筹备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处理西北的军政事务。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宣布正式成立。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治中等人为副主席，委员41人。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共产党人、走入人民阵营的原国民党将领、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有汉、回、维、藏等各民族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授权，西北军政委员会既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又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工作。
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陕甘宁边区政府历史使命的完成，西北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创建了大大小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但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下，加之党内的“左”倾、右倾错误的影响，都先后丧失，仅陕甘革命根据地，自南梁政府建立后不断发展，是唯一未被敌人彻底摧毁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保留对中国革命的意义重大，她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曾说到：
“有人说陕北地瘠民贫，不好。但是，陕北是我党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徐特立同志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也深情地谈到：“没有陕北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
毛泽东和徐特立同志的论述，是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的极精辟概括。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的榜样，也是民主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典范。毛泽东同志曾称赞
“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3年1月，任弼时同志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指出：
“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和华中等各地抗日根据地而言，起了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同时又是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当其他们发展的时候，是由于陕甘宁边区派了大批的干部配合当地干部去开辟工作，然后才逐渐发展，造成那样的局面。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比较高地位，如同主要发言人一样，就是说，边区每一个政策的实施，国内外的人士，国民党，包括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都会把它看成为我党中央的设施，并根据它来判断我党的动态。”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也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中心。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国民党对延安实施重点进攻，陕甘宁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不仅亲自指挥着陕甘宁根据地人民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做出了刘邓、陈粟、陈谢三把“钢刀”直插敌心脏，把战火引向国统区的伟大战略反攻决策。同时，她也是人民解放战争强有力的大后方，为各个解放区输送了大批的干部。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转变的过程中，从延安抗大、延安炮校、三五九旅、教导二旅、警备一旅等部，抽调了万余干部到东北去开辟新的解放区。
无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194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特别说到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后方。那里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的贡献是伟大的。并号召全国革命工作人员向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学习，学习他们十余年间艰苦奋斗的作风。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在给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致敬电中说：“十数年来，陕甘宁边区150万人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下，英勇奋斗，艰苦卓绝，对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十分伟大的。全国人民和西北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敬爱你们。”并通过了《关于永久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决议》，使之永载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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