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成就的文臣士大夫一抓一大把,有雄才伟略的武将却屈指可数。按照物以稀为贵的逻辑,这些人该被朝廷倚重,风光无限。

然,非也。

宋太祖黄袍加身,甫一登位,就宴请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大将,一声叹息,一杯愁酒,解了慕容延钊、高怀德、韩令坤等人的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由于太祖这一招打的是感情牌,释武将兵权后做了不少弥补,比如结成儿女亲家等,结果倒也是皆大欢喜,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中后期一些名将的遭遇,可就令人唏嘘了。

除了我们熟悉的抗金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外,仁宗时期,屡立战功,平西夏、破反贼的狄青,没有在战场上献身,却在文臣的口水里忧惧而亡,原因是:朝廷疑你。

这折射出宋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色:重用和宽容文臣,对武将则是用之、防之,弃之,功勋越卓越的武将,越是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宋朝外患不断,辽、金、蒙时不时要来骚扰一下,这种情况下,武将按理是有很大用处的,大领导为什么偏偏还要打压武将呢?

孙健是北京师范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海外汉学研究。他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严谨的态度,通过《识宋》一书,对宋朝的重大史实作了精彩的描绘,其中就以理性的视角,以点概面的方式,对武将的尴尬处境,及造成这一境遇的原因作了阐述。

一、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唐及五代乱世挥之不去的阴影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演了一场戏而已,戏里,他忧虑叹息,戏外,难道他就不叹息忧虑吗?要分析他的心理,肯怕还要追溯到唐代。

大唐盛世之下,局势并不安稳,北有突厥,东北有契丹,西藏高原上还有吐蕃,他们都想谋求一点地域霸权,如此,唐朝必须大量养兵,养兵就得花钱。玄宗李隆基既想实现政府养兵,又想减轻中央的负担(实际上中央也负担不起),于是先后设立10个节度使,给予他们军权、财权、监察权。这就导致节度使如同土皇帝有兵有钱还没人监督——安史之乱,就这么惯出来了。

从此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终于演变成五代乱世。这可是一个武人当道的时代,谁有兵权谁就有话语权,还有可能取得政权,梁太祖、后唐明宗、周太祖都是靠兵变登上帝位的,短短五十四年间,换了八姓十四位皇帝,平均四年就换一位帝王,这期间的杀戮与纷争简直无法想象。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成功,就得益于这大环境,得益于他掌控了禁军。

那,这千难万险,刀光剑影中取得的成功,万万不能被复制!

狄青和岳飞(狄青岳飞含冤而死)(1)

雪夜访普(赵普)图

在宋太祖的心里,一个个手握重兵的将领,就如同一头头虎视眈眈的狼。他曾对赵普说过:

“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 分治大藩, 纵皆贪浊, 亦未及武臣一人。”

意思是选派一百来个文官去担任地方大吏, 哪怕他们全部变成贪官污吏, 也比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危害。

于是“杯酒释兵权”应运而生。当然,政权的稳固可不是戏剧化的一杯酒能决定的,紧随其后的,是宋太祖一系列的集权措施。

二、抑武制武,是防止历史重演的保证

前代的痼疾,腹心之患是禁军,肢体之疾是藩镇割据。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可能存在的隐患。

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预防顽疾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分配兵力。

他把全国的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留在京师担任禁军,一半分到各地。这样至少保证了在数量上,京师与地方兵力可以互相制衡。地方如果有叛乱发生,禁军可以前往平息,而当京师作乱,各地的兵力,也可以集结起来抵御禁军。这就是“内外相制”的策略。与之相应,留在京师的兵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任何一个地方,这就是宋朝一以贯之的,“强干弱枝”的方针。

同时,据史料记载,他将军权一分为三, 由枢密院掌管调兵权, 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掌管管兵权, 再由皇帝临时指派帅臣掌管统兵权, 这样人为造成一种“兵无常帅, 帅无常师”,“兵不习将, 将不知兵”的局面。

狄青和岳飞(狄青岳飞含冤而死)(2)

宋太祖坐像

第二步,是削弱藩镇势力。

削弱地方,加强集权,无非是把人事权和财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上,宋太祖就是这么干的。

一方面他削弱地方的行政权。各州直接隶属中央,知州、县令,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各地又设置通判等职务,既分掉一部分知州的权力,又对辖区内官员,包括知州在内,实施监控。

在这一措施之下,宋初的权力格局,呈现出地方向中央集中,中央向皇帝集中的趋势,从而有效扭转了前代君弱臣强的局面。

另一方面,他控制了地方的财权。乾德二年,宋太祖下令各地,每年把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赋税和商税,除必要的开支外,其余都上解京师。他还为此设置了转运使,负责运送地方的财物。

没了经济实力,军权和行政权也被削弱,这样,地方再也没有能力兴风作浪了。宋太祖兵不血刃的一系列措施,终于换来了政权的稳定。

三、以文驭武,武人地位一路下滑

太祖虽然对武将多有抑制,而真正将文官政治发扬光大,最终实现以文驭武的,却是太宗。

孙健在《识宋》里说道:太宗登基三个月,就举行了第一次贡举,取士500多人,而太祖在位期间,总共取士才不过188人。太宗一朝,总共取士5800多人,文官遍及朝野上下。宋人蔡襄作了很好的总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连边防大帅都由文官担任,可见,武官已经屈居于文官之下。据史料记载。北宋一共有73位枢密院正职,其中由文官担任的,就占了四分之三。

自此,重文抑武、以文驭武的局面正式形成。

狄青和岳飞(狄青岳飞含冤而死)(3)

图片来源于网络

宋太祖虽然对将帅控制严格,但是在用兵的时候,还是会给他们充分的信任。比如在平南唐的时候,所有事情都交给统帅曹彬处理,副将以下,不听从命令的,他有权就地正法。这样,有利于发挥将帅们的积极作用。而到了太宗时期,在两次大规模北伐失败以后,太宗彻底丧失了对外用兵的信心,也丧失了对武将的信心。他先将禁军将领全部换成听话的藩邸亲随,然后规定,前方将领都必须“将从中御”。所谓将从中御,就是一切行动听从皇帝的指挥,一般皇帝提前制定好作战计划,交给即将出征的将帅,将帅只能够依计行事,无权修改。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

“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

也就是说,主帅遵照计划执行,旁边还有“贵臣督视”。这种做法,不仅严格限制了将帅的行动,还极大地削弱了将帅的权威,后患无穷。名扬北疆的大将郭进,就因为无法忍受监军田钦祚的凌辱,自缢而死;“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的名将杨业,也在监军王侁等人的逼迫下,死于非命。明智一点的将领们,从此以后变得恭谨、谦卑,“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象枢密使曹彬,只要在路上遇到士大夫的车马,哪怕级别比他低,也会主动让路,“必引车避之”。

这样反常的现象,有些读书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科举出身的王禹偁就提出:

“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

“艰难选举,抑文臣而激武臣。”

但这样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中。

从此,有宋一代,武人的地位一降再降。

四、武人身后,是宋朝堪忧的命运

太宗以后,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政策,作为祖宗家法,得以继续贯彻,统治集团对武将的控制变本加厉。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狄青之死,正是这种时代背景所造成的。

狄青凭着自己的赫赫战功,坐上了枢密使的位置,得到了士兵和百姓的拥戴,人们为了看他,将街上围得水泄不通。这令当政者感到了恐慌,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会影响到重文轻武的风气,还是赵宋王朝的潜在隐患。朝臣们纷纷上书,要求罢免他,其中出力最大的,竟然是清廉正直的欧阳修,他要求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销祸于未萌,转祸而为福”。尽管狄青在枢密院谨言慎行,谦恭忍让,但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疑心颇重的当政者还是抛弃了他,将他发配到陈州当地方官,不过半年他就郁郁而终。

狄青和岳飞(狄青岳飞含冤而死)(4)

狄青画像

狄青的悲剧,正是朝廷对武将用之、防之、弃之的缩影,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时代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样备受轻视与猜忌的环境压迫下,武将们被挤压成循规蹈距、无能怯懦、毫无生机的群体,他们的心态,变得越来越消极,甚至出现了宁愿有过,但求无功的状况。

随着武人地位的急速跌落,宋军的战斗力也极大的弱化,成为北宋王朝长期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宋朝在内部,确实实现了君权的稳定,很少有谋权簒位的情况出现,然而在对外战争中,却长期处于“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的局面。面对少数民族的虎狼之师,不知兵机的文臣统帅们,犹如待宰的羔羊, 而历代君主,几乎都以屈辱的议和,作为外交的主要政策。

​正如宋人自己感叹的:

“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

最终,任何体制,都无法逃过历史的抉择。

(未标注来源的图片均拍自《识宋》)


参考:《识宋》,孙健

《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陈峰、张明

《由狄青之死看宋朝的命运—读<宋史•狄青传>有感》,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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