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成就的文臣士大夫一抓一大把，有雄才伟略的武将却屈指可数。按照物以稀为贵的逻辑，这些人该被朝廷倚重，风光无限。
然，非也。
宋太祖黄袍加身，甫一登位，就宴请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大将，一声叹息，一杯愁酒，解了慕容延钊、高怀德、韩令坤等人的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由于太祖这一招打的是感情牌，释武将兵权后做了不少弥补，比如结成儿女亲家等，结果倒也是皆大欢喜，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中后期一些名将的遭遇，可就令人唏嘘了。
除了我们熟悉的抗金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外，仁宗时期，屡立战功，平西夏、破反贼的狄青，没有在战场上献身，却在文臣的口水里忧惧而亡，原因是：朝廷疑你。
这折射出宋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色：重用和宽容文臣，对武将则是用之、防之，弃之，功勋越卓越的武将，越是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宋朝外患不断，辽、金、蒙时不时要来骚扰一下，这种情况下，武将按理是有很大用处的，大领导为什么偏偏还要打压武将呢？
孙健是北京师范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海外汉学研究。他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严谨的态度，通过《识宋》一书，对宋朝的重大史实作了精彩的描绘，其中就以理性的视角，以点概面的方式，对武将的尴尬处境，及造成这一境遇的原因作了阐述。
一、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唐及五代乱世挥之不去的阴影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演了一场戏而已，戏里，他忧虑叹息，戏外，难道他就不叹息忧虑吗？要分析他的心理，肯怕还要追溯到唐代。
大唐盛世之下，局势并不安稳，北有突厥，东北有契丹，西藏高原上还有吐蕃，他们都想谋求一点地域霸权，如此，唐朝必须大量养兵，养兵就得花钱。玄宗李隆基既想实现政府养兵，又想减轻中央的负担（实际上中央也负担不起），于是先后设立10个节度使，给予他们军权、财权、监察权。这就导致节度使如同土皇帝，有兵有钱还没人监督——安史之乱，就这么惯出来了。
从此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终于演变成五代乱世。这可是一个武人当道的时代，谁有兵权谁就有话语权，还有可能取得政权，梁太祖、后唐明宗、周太祖都是靠兵变登上帝位的，短短五十四年间，换了八姓十四位皇帝，平均四年就换一位帝王，这期间的杀戮与纷争简直无法想象。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成功，就得益于这大环境，得益于他掌控了禁军。
那，这千难万险，刀光剑影中取得的成功，万万不能被复制！
雪夜访普（赵普）图
在宋太祖的心里，一个个手握重兵的将领，就如同一头头虎视眈眈的狼。他曾对赵普说过:
“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 分治大藩, 纵皆贪浊, 亦未及武臣一人。”
意思是选派一百来个文官去担任地方大吏, 哪怕他们全部变成贪官污吏, 也比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危害。
于是“杯酒释兵权”应运而生。当然，政权的稳固可不是戏剧化的一杯酒能决定的，紧随其后的，是宋太祖一系列的集权措施。
二、抑武制武，是防止历史重演的保证
前代的痼疾，腹心之患是禁军，肢体之疾是藩镇割据。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可能存在的隐患。
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预防顽疾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分配兵力。
他把全国的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留在京师担任禁军，一半分到各地。这样至少保证了在数量上，京师与地方兵力可以互相制衡。地方如果有叛乱发生，禁军可以前往平息，而当京师作乱，各地的兵力，也可以集结起来抵御禁军。这就是“内外相制”的策略。与之相应，留在京师的兵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任何一个地方，这就是宋朝一以贯之的，“强干弱枝”的方针。
同时，据史料记载，他将军权一分为三, 由枢密院掌管调兵权, 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掌管管兵权, 再由皇帝临时指派帅臣掌管统兵权, 这样人为造成一种“兵无常帅, 帅无常师”，“兵不习将, 将不知兵”的局面。
宋太祖坐像
第二步，是削弱藩镇势力。
削弱地方，加强集权，无非是把人事权和财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上，宋太祖就是这么干的。
一方面他削弱地方的行政权。各州直接隶属中央，知州、县令，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各地又设置通判等职务，既分掉一部分知州的权力，又对辖区内官员，包括知州在内，实施监控。
在这一措施之下，宋初的权力格局，呈现出地方向中央集中，中央向皇帝集中的趋势，从而有效扭转了前代君弱臣强的局面。
另一方面，他控制了地方的财权。乾德二年，宋太祖下令各地，每年把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赋税和商税，除必要的开支外，其余都上解京师。他还为此设置了转运使，负责运送地方的财物。
没了经济实力，军权和行政权也被削弱，这样，地方再也没有能力兴风作浪了。宋太祖兵不血刃的一系列措施，终于换来了政权的稳定。
三、以文驭武，武人地位一路下滑
太祖虽然对武将多有抑制，而真正将文官政治发扬光大，最终实现以文驭武的，却是太宗。
孙健在《识宋》里说道：太宗登基三个月，就举行了第一次贡举，取士500多人，而太祖在位期间，总共取士才不过188人。太宗一朝，总共取士5800多人，文官遍及朝野上下。宋人蔡襄作了很好的总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连边防大帅都由文官担任，可见，武官已经屈居于文官之下。据史料记载。北宋一共有73位枢密院正职，其中由文官担任的，就占了四分之三。
自此，重文抑武、以文驭武的局面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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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虽然对将帅控制严格，但是在用兵的时候，还是会给他们充分的信任。比如在平南唐的时候，所有事情都交给统帅曹彬处理，副将以下，不听从命令的，他有权就地正法。这样，有利于发挥将帅们的积极作用。而到了太宗时期，在两次大规模北伐失败以后，太宗彻底丧失了对外用兵的信心，也丧失了对武将的信心。他先将禁军将领全部换成听话的藩邸亲随，然后规定，前方将领都必须“将从中御”。所谓将从中御，就是一切行动听从皇帝的指挥，一般皇帝提前制定好作战计划，交给即将出征的将帅，将帅只能够依计行事，无权修改。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
“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
也就是说，主帅遵照计划执行，旁边还有“贵臣督视”。这种做法，不仅严格限制了将帅的行动，还极大地削弱了将帅的权威，后患无穷。名扬北疆的大将郭进，就因为无法忍受监军田钦祚的凌辱，自缢而死；“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的名将杨业，也在监军王侁等人的逼迫下，死于非命。明智一点的将领们，从此以后变得恭谨、谦卑，“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象枢密使曹彬，只要在路上遇到士大夫的车马，哪怕级别比他低，也会主动让路，“必引车避之”。
这样反常的现象，有些读书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科举出身的王禹偁就提出：
“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
“艰难选举，抑文臣而激武臣。”
但这样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中。
从此，有宋一代，武人的地位一降再降。
四、武人身后，是宋朝堪忧的命运
太宗以后，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政策，作为祖宗家法，得以继续贯彻，统治集团对武将的控制变本加厉。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狄青之死，正是这种时代背景所造成的。
狄青凭着自己的赫赫战功，坐上了枢密使的位置，得到了士兵和百姓的拥戴，人们为了看他，将街上围得水泄不通。这令当政者感到了恐慌，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会影响到重文轻武的风气，还是赵宋王朝的潜在隐患。朝臣们纷纷上书，要求罢免他，其中出力最大的，竟然是清廉正直的欧阳修，他要求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销祸于未萌，转祸而为福”。尽管狄青在枢密院谨言慎行，谦恭忍让，但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疑心颇重的当政者还是抛弃了他，将他发配到陈州当地方官，不过半年他就郁郁而终。
狄青画像
狄青的悲剧，正是朝廷对武将用之、防之、弃之的缩影，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时代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样备受轻视与猜忌的环境压迫下，武将们被挤压成循规蹈距、无能怯懦、毫无生机的群体，他们的心态，变得越来越消极，甚至出现了宁愿有过，但求无功的状况。
随着武人地位的急速跌落，宋军的战斗力也极大的弱化，成为北宋王朝长期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宋朝在内部，确实实现了君权的稳定，很少有谋权簒位的情况出现，然而在对外战争中，却长期处于“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的局面。面对少数民族的虎狼之师，不知兵机的文臣统帅们，犹如待宰的羔羊， 而历代君主，几乎都以屈辱的议和，作为外交的主要政策。
正如宋人自己感叹的：
“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
最终，任何体制，都无法逃过历史的抉择。
（未标注来源的图片均拍自《识宋》）
参考：《识宋》，孙健
《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陈峰、张明
《由狄青之死看宋朝的命运—读<宋史•狄青传>有感》，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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