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桐关帝庙豫鄂陕党政军机关活动旧址 李长新摄
红心白面-----秦作停
1946年4月当地保长刘丁春因“刀子快”，刮得狠，遭到群众反对，被大家罢免了，群众推选我当保长。我不识几个字，在家除种地外，还开着酒馆和染坊，脱不开身，不想干。但当地群众多次劝说，众愿难违，只好接任。
当年7月，中原突围部队来到陕南和豫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木桐一带很快成为游击区。7月20日，我去松木沟保公所开会，听说解放军来了。我们秦家岭虽然与洛南只隔一条河，两岸可以遥相呼应，但当时洛河正涨大水，心想他们不会马上就到。可是当我回家走到半头一看，见不少人穿着各色各样衣服，带着各式各样武器，多是一些年青人。离我已经不远了，我连忙藏到树林里，躲了过去。傍晚我翻山回家一看，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听家里人说，刚才来了不少队伍，把我烧成的一千多斤白酒，连喝带拿，弄个净光，磨曲用的一匹马和一匹骡子，全被他们拉走。当时我想，酒是自己烧的，马是自己喂的，丢了算了，但骡子是借别人的，不要回来赔不起。我决定到木桐去找解放军，把牲口要回来。不少好心人劝我说，当前兵荒马乱，你又是保长，最好不去。但我想虽然当了几天保长，一不贪污钱粮，二不欺压群众，只当了三个月，就贴了不少钱，不管啥队伍，总得说点理。
我到家不几天，来了两位同志，一位叫刘正凡，是门限岭乡乡长，另一位叫王文田，是乡政府会计，听说还有一位乡指导员叫刘慕军，这次没有来。他俩说，上级研究决定，叫我继续当第三保保长，给解放军筹集粮食和棉衣。从此，我就开始给咱们解放军办事了。第三保当时管辖的地区是“四沟八排半”包括松木沟、桃沟、磨沟、丰太沟，共分人个排，也就是八个甲，相当三个行政村。从七月到十月，我用暂借的方法，到各甲给部队筹粮一万多斤。同时，我还帮咱部队到洛南黄家村买了一批土白布，拿回来染了染，给部队做了一百多套棉衣。在此期间，第四军分区专员张旺午同志带几十个人在我家住了几天，称赞我是正派人。还教给我搞“两面政权”的方法，利用敌人，保存自己。
十月份以来，在肖家岭住的段光磊，多次写信叫我到他所住房东家李增南处相会，并热情招待，动员我当区大队长，叫我组织一支人民武装，保卫根据地。我说我不懂军事，只会做庄稼，干不了。他说慢慢干，我帮你。后来才知道他是卢灵洛中心县委武装大队教导员。时间不长，老段给我送来一张委任状，上边盖着卢灵县武装指挥部大印。当时我们木桐、潘河和灵宝的朱阳、秦池一带，都属于卢氏县。我们木桐是个区，区长叫涂建光。1947年3月主力撤退后，被敌人杀害在三官庙。
经过串联发动，很快组成了三个中队，共六十多人。中队长一个叫马占仓，一个叫冯英芝，还有一个叫程顺祥。开始这六十多人都住在秦家岭，用我自己的粮食给大家做饭吃。
一个多月后，上级通知我们到双槐树分区司令部开会。黄林司令员亲自接见了我，还送我一支手枪。会议之后，发给我们几十支步枪，并把拉我的那两匹大牲口退给了我。
腊月下旬，上级叫我把大队带到栾川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是月二十九，主力部队打栾川城。当时我们大队驻在尚湾，没有参加斗。栾川打开后，我们部队在栾川过年，发给我们大队一扇猪肉和一些大米，美美地吃了几顿。
过罢春节，黄司令率领的主力改编为野战纵队，奉命过黄河到山西去了。留下的地方武装和县区地方干部又回到双槐树，改编为四十三支队，约一千多人，赖鹏任支队长，张难、郭伦任正、副政委。我任第三营长，只有七、九两个连，跟支队一起坚持打游击。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趁我们主力撤走之机，又来围剿我们。他们采取“坚壁清野”和“移民并村”的方法，抢粮食、扒磨子、填井、封门，使我们无处存身，不能和群众接近，并追得我们到处转移。那时天天打仗，我们先后在老界岭、黄叶、荆彰、天平山和灵宝的秦池、朱阳一带和敌人战斗。因敌强我弱，损失较大。在黄叶岭，张难、赖鹏、何曼、毛凯等领导同志对我说：“当前形势危急，敌人到处追击我们。对你们本地干部杀人烧房，危在旦夕。同时，我们有很多掉队同志，得有人掩护转移。为此，组织上研究决定，让你带几个同志和一些破枪，假意向敌人投降，以保家保身，并千方百计地掩护同志们转移。”当时我想不通，没有这样做，想再打一段游击，看看形势再说。又停了几天，我们部队在天平山和敌人打了一仗，很多同志被冲散了。这时我才带十四五个同志，十来支枪，假意向敌人第十七师八十四旅二五一团投降。敌兵营李营长和我接头，问我一个大队几百人，现在为啥只剩下这几个人了。我说到处转移，被打散了。后来到兰草团部，叫我当“锄奸队”队长。另外，还派了一个队长叫郭振东和几个当兵的，可能是监视我们。
当时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总想回家看看，主要是怕掉队的同志不了解情况，上当吃亏。为了掩护同志们转移，我假借母亲有病和回家收容打散的士兵，多次请假回家。第一次回来正好碰上段光磊父子，就领他们到我家隐蔽。接着郭伦、李青山、阎百元等同志也先后来过几次，仍不断有掉队的同志前来会合，最多有三十多人。为了帮助同志们解决吃饭、穿衣和转移路费问题，除把我家原有粮食吃完以外，我还卖了三头牛、一群羊，基本上把我家所有家产耗费殆尽。有一次，木桐乡长李吉川、门限岭乡会计王文田到家隐蔽，敌二五O团一个连从木桐也来到秦家岭。我院里有座牛圈屋，敌连长睡在牛圈屋炕上，咱们的两个同志就藏在牛圈楼上草窝里，巧妙地躲过了敌人。
郭伦、段光磊等领导同志，在我家一直住到1947年4月，目的是为了继续收容掩护所有掉队同志，使大家都能安全转移，同时准备等主力部队返回。有一天，郭伦同志叫我到木桐给他找几张国民党报纸，想研究一下当时形势。这时，我已经不在二五一团干事，到木桐同德镇当保安队中队长，利用合法身份带回了几张报纸。郭伦同志看了之后，知道形势暂时不能好转，加之掉队的同志基本上都安全转移，所以他也决定化装到老解放区去。他叫我想办法到镇公所给他开张通行证，给每个同志换身便衣。我到同德镇假借放木筏到洛阳买染布颜料为名，开了一张通行证，上边写的是我染房伙计李仓发的名字。通行证拿回后，段光磊同志把蜡油倒在桌面上，把印章复制出来，开了七张通行证，准备化装转移的同志每人一张，并填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那张真证明交给了我，防止万一出事，镇公所追查责任时有个证据。当时，段光磊同志还把我参加革命工作，假装投降敌人，掩护掉队同志转移等详细情况写了一份证明，并把他的手章交给我一并保存。但因年深日久，藏在墙缝里的证明早被老鼠拉走了，解放后一直找不着，只有手章到1980年翻修房子时才找到了，现还妥善保存。
郭伦、段光磊等七位同志走了之后，阎伯元的通信员贾登荣来到我家，假装是我酒馆里的伙计，在我家里吃饭干活，一直掩护到全国解放后，土改反霸结束的1952年，才假借放筏的机会，顺洛河到洛阳，找到阎伯元、王文田等同志。老战友久别相会，非常亲热。谈起别后遭遇，悲欢交加，都落下了眼泪。
我和解放军的交往，以及我参加革命工作所做的点滴贡献，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下边想再简单说一说我后来的曲折遭遇，以说明革命历程的艰辛和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1948年春，我啥也没干，在家务农。一天到洛南黄家村赶集，因别人告密，被洛南县保安团营长阎克仁抓住，说我投降国民党是假，掩护解放军是真，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并扬言很快枪毙。我舅父郭振清得知后，亲自找着阎克仁。阎克仁是郭的侄女女婿，利用亲戚关系，把我保了出来，但得交出一亿元法币。当时我家已一贫如洗，一亿元根本拿不起。为了不拿这笔冤枉债，我找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去找陕西商县保安团团长刘维荣。据说刘是我地下党员，比较主持正义。找到刘说明情况后，刘给商州专员陶敏初写了封信，托他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陶给阎做了工作，才免去罚款，放我回家。
1947年春，我四野一二五师来卢氏帮助剿匪，派人把我抓到木桐，禁闭了二十多天。见天审问，说我叛变投敌，并窝藏过土匪，要追查间罪。正准备把我送往县城，原在新四军当独立营长的熊松柏得知后，连忙从灵宝赶到木桐，向团部首长说明我的真实情况，才放我回去。
1955年社会肃反，县公安局半夜里从我家把我抓走，戴上手待，送往县城监狱，大搞逼供信，硬逼我承认叛变投敌和窝藏土匪，被县法院判为死刑，扎上十多斤重的脚僚，丢进死牢里。我对这一判决不服，要求上诉。洛阳中级法院经过反复调查，多半年之后，才又裁决为“投敌叛变是假，掩护同志有功。但包庇过反革命，可将功折罪，免于刑事处分”。说我包庇反革命一事，是指1948年“拉锯”时，国民党县长杨春亭、保安团长谢润生带百余人，在我们秦家岭住了一次。并非我有意包庇。
由于我上述强加之“罪”，土改时我家被划富农分子帽子。我因为革命做过一些贡献，于1963年摘掉帽子。我母亲和我妻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给落实了政策。
在十年浩劫中，又把我的“叛变投敌和包庇反革命”强加之罪拾了起来，多次游村批斗，受尽了折磨。后来在“清队”中，北京、信阳、湖北等地，很多人为了抓叛徒，找我写证言，想给郭伦、赖鹏、段光磊等一些老同志加上莫须有罪名。我如实反映情况，他们不行。北京有两个外调人员，除逼供信外，还亲自给我糊了个高帽子，回想起来真是可笑至极。
近几年来，郭伦等一些老同志先后给我来信联系，知道他们在十年浩劫中也受到了严重冲击。革命历程本来就是曲折的，自己的遭遇不值一提。但我们不能忘记为革命有过贡献的老同志，更不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
（秦作亭回忆 颉毅、宏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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