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名著的续衍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自明末清初以来直至民国时期，《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七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儿女英雄传》，还有《官场现形记》等等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都有续书问世，甚至有一续再续，直到十几集的。
《金瓶梅》的续书，据传最早者为《玉娇李》，已佚；后有《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比较知名，“而后两种是前一种的删改本，故名为三书，实为一流”。[1]
《金屋梦》凡六十回，为编者据《续金瓶梅》、并参照《隔帘花影》重新删改而成的《金瓶梅》续书。
到目前为止，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成果还很稀见，说明在“金学”研究中关于《金瓶梅》续书的研究还远不够充分和深入，还有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值得思索和探讨。
现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将有关《金屋梦》的几个问题整理分述于下，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对这部小说以及《金瓶梅》续书的研究。
民国版《金屋梦》
一
晚清以降，随着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小说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绝大多数作品在报刊上登载或者首先在报刊上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产生于民国初年的《金屋梦》同样如此。
民国四年(1915)二月，上海《莺花杂志》创刊号上开始连载《金屋梦》，后即由莺花杂志社抽印成12册铅印本，分别于1915年和1916年出版。
作为续书特别是《金瓶梅》的续书，自民国以来，《金屋梦》的印行一直深受小说续书特别是《金瓶梅》研究的影响。因为清初刘廷玑等人的影响，学术界对续书的评价历来不高，研究的也很少，因此续书的出版印行也就显得格外寥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小说续书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先后出版了李忠昌《古代小说续书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高玉海《明清小说续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旭川《中国小说续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段春旭《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续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与此相适应，从80年代以后，小说续书的印行也相应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阶段。
事实上，小说作品的印行既是小说研究的基础，又是小说研究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续书也不例外。相比较之下，《金屋梦》受《金瓶梅》研究的影响更为明显。
1932年，不同于通行崇祯本的万历间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被发现，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社出版《金瓶梅词话》，这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于《金瓶梅》研究的热情，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先后问世，《金瓶梅》续书也随之受到关注，如成立于1932年上海春明书店在印行《金瓶梅》的同时，又于1935年开始印行《金屋梦》，到1937年5月已至少印行了6版。
《金屋梦》复印本
新中国建立之后直到“文革”结束，《金瓶梅》研究陷入停顿，除了文学古籍刊行杜于1957年出版过用于特殊目的的《金瓶梅词话》外，大陆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金瓶梅》的公开出版物，《金屋梦》的出版自然更不会被提上日程。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成果的传入以及境外《金瓶梅》研究成果的译介，全国各种《金瓶梅》研究会相继成立，国内外有关《金瓶梅》的学术会议不断召开，《金瓶梅》研究进入全面繁盛的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金瓶梅》及其续书也受到社会的青睐，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当然其中不少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打着“禁毁”、“艳情”、“典藏”、“秘本”等旗号耸动世人眼目)，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金学”研究渐趋消歇转入理性反思的阶段。
就笔者所知，《金屋梦》刊本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1)“醒世小说”《金屋梦》，交通图书馆民国十年(1921)重校再版印行；
(2)“秘本奇书古佚小说”《古本金屋梦》全二册，署“编辑者梦笔生 校点者萍飘室主”，上海春明书店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
(3)“明末清初小说选刊”《金屋梦——又名：续《金瓶梅》》，署“清•紫阳道人撰 朱眉叔雷锦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版；
(4)《金瓶梅续书三种》，署“(清)丁耀亢著 陆合 星月校点”，齐鲁书社1988年8月版。
《隔帘花影》
二
《莺花杂志》创刊于1915年2月，月刊，孙静庵、胡无闷编辑①，上海新中华图书馆发行，1915年2-5月间出版三期，终刊时间不详。
《金屋梦》首先在上海《莺花杂志》上连载，其卷首有该刊编辑孙静庵所撰“识语”一则(单行本去掉了“静庵”署名)，其中有“有书估携旧抄本说部求售，署名《金屋梦》，著者为梦笔生。……急以重价购之，稍稍润色，以饷阅者”等语，黄霖先生说“可见此书实由他据《续金瓶梅》，并参照《隔帘花影》重新删改而成”[2]，这一判断也为学界所认同。
再补充一点。《金屋梦》“识语”有“著者为梦笔生”之语，其第六十回末又叙，南宋孝宗末年临安西湖丁野鹤(紫阳道人)坐化时留下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
“后至某年某月某日，果有东海一人，名姓相同，自称梦笔生，未知是否。”据此，则似乎真有一个叫“梦笔生”的小说作者，其实这里的“梦笔生”云云，不过是小说编者对《金瓶梅》特别是《续金瓶梅》中“三降尘寰”故事的套用和改造。
《金瓶梅》第一百回末即有“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的诗句，而在《续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作者插入了一段神仙丁令威三次转世的故事，把这个“三降尘寰”的故事坐实了：
再讲一段仙家因果，一脉相传，在五百年前的精气，如投胎合体一般，岂不奇怪。当初东汉年间，辽东三韩地方，有一邑名鹤野县，出了一个神仙。在华表庄，名丁令威，学道云游在外，久不回乡。
到了晋末，南北朝大乱，辽东为乌桓所据，杀亡大半，人烟稀少。忽然华表石柱上，有三丈余高，落下一只朱顶雪衣的仙鹤来，终日不去，引得左近人去观看，他也不飞不起。那些俗子村夫，还将砖石弓矢去伤他的，他安然不动，那砖石弓矢也不能近他，人人敬他是仙人托化，来此度人。
果然到了八月中秋，半夜子时，长唳一声，化一道人歌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向街头大叫，说：“五百年后，我在西湖坐化。”
后来南宋孝宗末年，临安西湖有一匠人善于锻铁，自称为丁野鹤。弃家修行，至六十三岁，向吴山顶上结一草庵，自称紫阳道人。庵门外有一铁鹤，时有群儿相戏，说谁能使铁鹤飞去就是神仙。
只见丁道人从旁说：“我要骑他上天，等我叫他先飞，我自骑去。”因将手一挥，那铁鹤即时起舞，空中回旋不去。丁道人却向庵中沐浴一毕，留诗曰：“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顺逆两相忘，虚空镇常寂。”书毕，盘足而化。群儿见丁道人骑鹤过江去了。
至今紫阳庵有丁仙遗身塑像，又留下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后至明末，果有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未知是否，且听下回分解。
两相比较比较可以看出，《续金瓶梅》里的“后至明末，果有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未知是否”，在《金屋梦》中变成了“后至某年某月某日，果有东海一人，名姓相同，自称梦笔生，未知是否”。
我们知道丁野鹤(紫阳道人)是《续金东梅》的编写者，而民国初年的“梦笔生”绝不会与明末清初的丁野鹤为一人，由此可见，《金屋梦》中的“梦笔生”不过是小说改编者根据《续金瓶梅》搬演捏造的一个人名，真正的改编者应该就是《莺话杂志》的编辑孙静庵。
孙静庵是清末民初比较有影响的文化人，其生平事迹见冯自由《兴中会时期的革命同志》[3]，但言之甚为简略。
近年来，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对孙静庵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情况开始有了较多的了解：
孙静庵(1876-？)，名寰镜，字静庵(又作静安)，号寰镜庐主人，室名栖霞阁，江苏无锡人②。1904年加入兴中会，任《警钟日报》主笔，又曾与南社主要成员陈去病共同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并任记者。
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表章回小说《新水浒》二回、杂剧《安乐窝》第一出“唱歌”及《鬼磷寒》第一出“陷城”。
《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所载“本社待刊书籍”中，有寰镜庐主人译著《血泪花》、《一线天》，著《桃花扇演义》。
1912-1913年间，在上海《大共和日报》发表笔记小说《(寰)镜庐野乘》、《松窗漫笔》、《栖霞阁笔记》、《江湖异人录》，小说《烟花肼》、《楷理亚复国记》、《女儿魂》、《第五弦》、《晨星记者》等。
1915年2月，与胡无闷女士创办《莺花杂志》，改编小说《金屋梦》。此外著述尚有：
(1)《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铅印本。
(2)《栖霞阁野乘》，上海中华图书馆1913排印本。
(3)“劄记小说”《夕阳红泪录》，上海中华图书馆1913年铅印本。
(4)《清宫秘史》，大共和日报社1914年(？)石印本。(5)《太平天国人物志》(列传体一百余篇，是否有刊本不详)。③
需要提及的是，孙静庵还是红学史上早期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栖霞阁野乘》“《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云：“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纪私家故实。谓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见耳。”
孙静庵认为，《红楼梦》说贾政父亲名代善，而代善是礼烈亲王之名。黛玉名字取下半黑字与玉字结合，去四点，成“代理”二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
宝玉非人，指玉玺；“袭人”二字拆开是龙衣人。宝钗与黛玉争夺宝玉，当指康熙末年允禩等人夺嫡事。而且，“此书所包者广，不仅此一事，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4]
尽管这种“索隐方法尚未成熟，仅仅将以往索隐派从小说中寻求一段家事的作法，转变为在小说中寻找某种支离的情绪，能与反满情绪相符合而已” [5]，
但《栖霞阁野乘》问世要比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6年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1917年结集出版)以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早好几年，反映了满清灭亡之后《红楼梦》研究注重政治索隐，对清人统治进行反思和清算的理路，在红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清末稗史精选丛书《栖霞阁野乘》、《 国闻备乘》
三
作为依附于小说文本而存在的原始文献，通俗小说的“凡例”对于小说的创作主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以及编辑或刊刻特色等等，都有比较简要的交代和说明，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小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金屋梦》“凡例”共九则，分别为：
一、是编紧接《金瓶梅》一百回编起。
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壶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果因禅宗，寓言亵昵，而其旨一归之劝世。
一、唐人纪事则藻绮风云，元人说海则借谈神鬼，虽快麈谈，无稗风化。是编则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复，因鄙夫邪妇推世运之变迁，涤淫秽而入莲界，拔贪欲以返清凉，不堕狐弹，不落俚障。
一、是编以漆国之幻想，阐乾竺之真宗；本曼倩之诙谐，为谈天之炙榖。
齐烟九点，须弥一芥，元会姿其笔底，鬼神没于毫端。大海蜃楼，空中梵阁，为古今未有之奇书。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
一、小说以《水浒》、《西游》、《金瓶梅》三大奇书为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
近现时作，半有书柬活套，似失演义正体。是编一切不用，间有采用四六等句法仿唐人小说者，亦即时改入白话，不敢粉饰寒酸。
一、小说类有诗词。《金瓶梅》名为词活，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病。
一、从来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刺刺不休，耳目间久已尘腐。是编独构异样楼阁，别见玲珑，脱尽窠臼。
一、是编悲欢离合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
一、《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前言孝哥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无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有小错，观者略之。
一、《金瓶梅》止于西门庆一家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是编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贞淫、大奸大恶，如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客多主少，别是一格。
由于是《续金瓶梅》的改编本，所以《金屋梦》的“凡例”基本上在《续金瓶梅》序文以及“凡例”的基础上割裂改窜而成，如：《金屋梦》“凡例”第一条袭用了西湖钓史《续金瓶梅》序后半段的文字，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前半段文字截取了烟霞洞道人《续金瓶梅序》的文字并稍作改动，第四、五、八、九条分别从《续金瓶梅后集凡例》第二、四、五、七条中照搬过来，只在文字上稍作了调整。
这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让人感到疑惑的是，《金屋梦》“凡例”第六条“从来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第七条“是编悲欢离合皆从世情上写来”竟然袭用了清初世情小说《快心编》“凡例”第二和第一条的内容。
《快心编》原署“天花才子编辑，四桥居士评点”，而《金瓶梅》续书《隔帘花影》亦有署“四桥居士谨题”的序文一篇。那么，这两个“四桥居士”是什么关系？柳存仁先生怀疑他们是一个人[6]；四桥居士与《隔帘花影》是什么关系？孙楷第先生推断他就是小说的编写者[7]。
目前这两个推测已基本被研究界认同，即：《快心编》的评点者“四桥居士”与给《隔帘花影》作序的“四桥居士”是一个人，《隔帘花影》系四桥居士在《续金瓶梅》的基础上删改而成。
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孙静庵参照《隔帘花影》编写《金屋梦》，难道还要专门去找四桥居士评点的《快心编》做参考吗？“难道孙静庵所据之本，确与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桥居士评点’的《快心编》有着某种瓜葛吗？尚待进一步研究。”[8]
《金屋梦》“凡例”第三条有“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等语，这可以算是清末小说的主流话语。
自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来，“小说界革命”风起云涌，借小说以救国和用西方文学观念比附小说的言论层出不穷，成为当时小说界的流流行语，如：
“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陶祐曾《论小说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第十期1907年) [9]；
“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二号，1904年) [10]；
“吾尝谓《水浒传》，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金瓶梅》，则极端厌世之小说也；《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九号，1907年) [11]。
《金屋梦》“凡例”中掺入这类话语，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们既记录着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余响，也表现了编者孙静庵对作品思想内容的高度期许，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见出中国小说题材类型观念在民初的发展发达情况。
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题材大抵不出讲史、世情、神怪三个类型。梁启超说，重英雄、爱男女、畏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赅尽中国之小说”(《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12]。
就连强调“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的侠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然一书中仍相混杂，此中国之所短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3号，1905年) [13]。
1902年前，我国报刊上连载小说的也有一些，但基本不标出类型，仅有《清议报》上开辟的“政冶小说”、《开智录》上开辟的“伟人小说”等寥寥数类。
《新小说》是我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期刊，其创刊伊始，就拟定登载历史、政治、哲理、科学、军事、冒险探侦、写情、语怪以及札记体、传奇体共11类小说，实际刊出15类。
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文艺杂志都标出了小说类型，而且越来越多，至1915年创刊的《小说大观》，所开列的小说类型竞多达近50种，而各类出版机构在书名前面冠以“xx小说”也成为一时的惯例，如1910年上海环球书局印行《碎琴楼》标“言情小说”，1915年上海交通图书馆印行《金屋梦》标“醒世小说”，等等。
小说题材类型的增加，标志着小说家审美视野的扩大和对小说文体特征认识的深化，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此种意义上说，《金屋梦》“凡例”第三条也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小说的转型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史料。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四
按照通行的说法，《金屋梦》产生在清朝覆亡之后，因此编者可以不避反对满清情绪的笔墨，地名、人名等悉照原本，恢复了《续金瓶梅》中有关宋金战争的描写，仅删去了《续金瓶梅》中若干迷信说教的文字。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金屋梦》之不避反满情绪恢复有关宋金战争的描写，除了时代因素影响外，其实也与改编者孙静庵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孙静庵是晚清革命志士，1904年加入兴中会，同年在《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上发表的杂剧《安乐窝》、《鬼磷寒》均为反清之作。《安乐窝》以女丑扮演慈格太后，谴责她穷奢极欲，不管人民死活的罪行；
《鬼磷寒》以净作满装扮演曼殊国亲王，带数万如狼似虎之兵，攻城略地，奸淫烧杀，影射满入关，明室覆亡。这在当时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集中登载表现反满情绪作品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刚出了两期，就被清政府封杀了。
此后，孙静庵的编著《桃花扇演义》、《明遗民录》、《栖霞阁野乘》、《夕阳红泪录》以及《太平天国人物志》等等，其实都是这一思想的延续，正如其自述《明遗民录》编辑目的是“黍油麦秀，箕子亡国之痛；铁马金戈，放翁中原之梦。
搜彼井史，发扬国光；昭垂直笔，有美必扬，以供当世爱国诸君子采览焉”。[14]
由此可见，《金屋梦》之恢复有关宋金战争的描写，固然有清朝灭亡可以无所顾忌的原因，但孙静施一以贯之的民族思想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晚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新鲜别致的小说：它们大都袭用古典小说名著的书名，而冠以一个“新”字，如吴趼人《新石头记》、陆士谔《新三国》、西泠冬青《新水游》、冷血《新西游记》、大陆《新封神转》、萧然郁生《新镜花缘》、治逸《新七侠五义》等等即是，据吴泽泉博土统计，这些小说的数量约有近30种[15]。
这类小说中的角色多是原著中读者熟悉的人物，但所写的故事却是作者所处的20世纪初叶的现实。
人物是旧的，环境是新的，是这类小说的共同特征。对于这类作品，阿英先生称之为“拟旧小说”[16]，欧阳健先生名之为“翻新小说”，[17]并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这些小说中，就有一种是“翻新”《金瓶梅》的，这就是题署“作者：慧珠女士，编辑者：天绣楼侍史”的《新金瓶梅》。
慧珠女士生平不详④，除《新金瓶梅》外，尚著有：《最近女界现形记》十一集四十五回，上海新新小说社1909-1910年刊；《女界现形记》五集二十回，汇通信记书局出版。
此外，慧珠女士还是《最近官场秘密史》的校点者和《最近女界秘密史》的评点者，是清末几年里比较活跃的小说家。
《新金瓶梅》四卷十六回，有上海新新小说社1910年排印本，标“家庭小说”。
小说将故事场景由黄河流域的清河搬到了长江流域的上海，叙西门庆家资富足，身为高官，其妻吴月娘假文明自由之名，放荡淫欲，将原书中西门庆与吴月娘二人的贞淫彻底颠倒了过来，颇有《玉娇李》之写“西门庆则一呆男子，坐视妻妾外遇”的意味，而又赋予了“改良风俗”、“家庭教育”等新的时代内容，所谓“将原书旧有人物随意妆点附会，以描写晚清社会生活”。 [18]
其实，早在1904年，孙静庵就在《二十世纪大舞台》上发表过《新水浒》二回，标“英雄小说”，说的是某亡国之君落难破败寺院，与一和尚恶斗，被女伙夜光珠所救，方知自己是九五之尊，重新振作起来。
尽管内容平平，但孙静庵的这部《新水浒》与白话道人(林獬)的《新儒林外史》(《中国白话报》第十七、二十一至二十四期连载，1904年)都可算作晚清“翻新小说”的开风气之作，其对后来此类小说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既然在清末几年里有过一个“翻新小说”创作的高潮，并且也出现过《新金瓶梅》这样的“翻新”之作，而孙静庵又是“翻新小说”的始作俑者，可是当他10年后者着手编写《金屋梦》时，为什么不再创作一部“翻新”的《金瓶梅》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的原因比较多，如孙静庵本人的时间精力所限、兴趣不同，也包括《金瓶梅》这样题材的小说不容易“翻”得很好，慧珠女士的《新金瓶梅》就被人贬为“将原书旧有人物随意妆点附会，东拼西凑，虽写晚清社会生活，但忽视艺术概括与人物性格刻画，在晚清小说中亦为末流之作”[19]。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初小说风气的重大转折。清末十年间的小说界真可谓轰轰烈烈，但基本上笼罩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
尽管当时也有人发表修正甚至批评梁启超“小说救国论”的文章，但大家一致认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巨大作用，普遍强调小说的政治和启蒙效用，小说创作以政治小说特别是在政治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社会小说为主，而其他如历史、言情、教育等类型的小说也大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或启蒙意识。
但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被赶下历史舞台，“革命”目标的消失，使“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民初政局的动荡黑暗，也使梁启超借小说救国的神话不再为世人所信从，因此在清末小说界一直占主要地位的密切关注现实，以讽刺、谴责腐败官场和世俗生活为题材的社会小说数量书锐减，民初几年里知识分子对于小说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已远不及从前。
梁启超在1902年就创作过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中国成为“共和国”若干年之后的美好图景，但当“共和国”真正建立以后，反倒没有人再去写这类小说了。
小说大家陆士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陆士谔在清末四五年间一口气创作了50余种社会小说，其中包括《新三国》、《新水浒》、《新野叟曝言》、《也是西游记》、《新孽海花》等一批“翻新小说”，并在《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新中国》)中着力描绘了“立宪”四十年之后“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独立、经济繁荣、科学发达、法制健全、社会文明、国力强盛，而且还预言在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即我们今天说的“世博会”)。
但辛亥革命以后，“翻新小说”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销声匿迹，而陆士谔也把小说创作的重心放到了历史小说和剑侠小说上面先后出版了《青史演义》、《七剑三奇》、《血滴子》等小说多部。政治及社会思潮的显著变迁，对小说风气的转移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初已经不再是写“翻新小说”的时代了，因此孙静庵的改编《金屋梦》自然也就不会再走清末社会小说家的老路，更何况他这时候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撰《明遗民录》、《栖霞阁野乘》、《夕阳红泪录》、《江湖异人录》、《清宫秘史》、《太平天国人物志》一类野史杂著上去了。
小说续书既是对原著的演绎阐释，又可以看做对原著主旨、艺术特征等等问题的解读和研究。
不同时代的续书都会不同程度地体现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其中包含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即使被斥为“狗尾续貂”的末流之作，也具有重要的小说史意义，不应被轻视甚至忽视。
很多看似粗陋简单似乎不值得专门花力气研究的续书，其实都是我们从事小说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课题。
实际上，我们对于小说续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随着研究心态和视角的进一步调整，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优化，相信会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得到很多的收获，并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部小说续书来说是如此，对《金屋梦》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 《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
注 释：
①《上海出版志•大事记》作“孙静庵、徐无闷编辑”，不知何据。胡无闷，女，生平不详，除编辑《莺花杂志》外，著有传奇《章台柳》，连载于《大共和日报》民国三年(1914)三月一日至六月二日，暑“胡无闷女士”，见梁淑安、姚柯夫《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②清末民初北京也有一个孙静庵，名孙多煃，是当时著名的安徽寿州孙家后人，前清状元名宦孙家鼐的孙子，早年曾任职财政部和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世居北京旧帘子胡同，一直活到“文革”爆发时去世。其女孙琪方嫁给了孔子第77代孙、世袭衍圣公爵号孔德成，见晓颂《寿州孙家百年传奇》，载《江淮文史》2002年第3期。另据天津图书馆研究员李国庆说，孙多煃晚年精于古瓷旧玉的收藏和鉴别，1946年曾帮周叔弢买过嘉定徐家所藏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首卷，见《深圳晚报》2008年3月3日“阅读周刊•周视点”记者杨慧《弢翁一生只为求书访书——天津图书馆研究员李国庆谈周叔弢》。
③据《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9日载《孙静庵先生致本社记者钱芥尘书》，转引自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④吴泽泉根据田若虹《陆士谔小说考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中关于“天公”为陆士谔的推断，认为慧珠女士极有可能是陆士谔夫人李友琴，见吴泽泉《晚清翻新小说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80页)，但证据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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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济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十辑）——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专辑》，2011，北京艺术与科技电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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