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推开院门，正值深冬时节，细碎的霜花浪花一样铺向村外。收回远眺的目光，盯到脚下，母亲先咦了三声，后倚在门旁，顺着冰冷的门框，跌坐于地。眼前，一地烟灰。灰黑的烟灰，在冰冷的季节，似乎残留着昨晚的温暖。
显然，母亲被眼前的烟灰吓着了。即便到了暮年，说起那一地烟灰，母亲密集的皱纹里，依然闪跳着不经意的惊慌。
母亲说，那个死鬼回来了！回来干什么？不如死在外面了事！
母亲嘴里的死鬼，不是个鬼，是个人，一个叫孙一换的人。孙一换，也就是我的父亲。
这个事，还得从以前的日子开始说。
以前的某一天，村里来了个要饭的。要饭的个头儿不高，头发打了结，脸上的灰印子像用墨汁涂上去的。他对要饭这个行当，并不在行。在赶到第三家时，被从柴垛里突然窜出来的一条恶狗咬伤了腿，鲜血从破烂的裤管里流到了地上，流到了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跟前。姥姥是方圆十里有名的大善人，她老人家急忙蹲下身来，将要饭的抱到屋里。
要饭的是个孤儿，姥姥心中一阵窃喜，自从姥爷走后，屋里一直缺少男人的气息。姥姥瞅着被自己收拾焕然一新、当时还不是我父亲的少年说，乖乖，可愿意留在这个家里？父亲的眼神黯淡下来，姥姥的眼神也跟着黯淡下来，几近失望的时候，父亲憋红脸回答了两个字：愿意。
姥姥重新给父亲起了个名字，叫孙一换。她老人家至死都觉得，这个男人是上天用姥爷换来的。
姥姥走后，母亲遵照她的遗嘱，与父亲结为夫妻。
可悲的是，他们过得并不幸福，彻底辜负了姥姥的初衷。
这个不幸，还要从父亲打算改名换姓开始。
那天父亲吃罢中饭，抹了抹嘴说，我不姓孙，我姓钱。不叫孙一换，叫钱一多。
钱一多？母亲突然弹跳起来，果断摔掉手中的碗筷，瞪着两个大眼说，什么钱一多？母亲双手掐腰，晃动着一身赘肉质疑着。
父亲没有钱，他挣的钱都进了母亲的腰包。这个话题，显然跟有钱没钱不沾边，是母亲偷换了概念。她觉得姥姥尸骨未寒，父亲就翻脸不认人，天理难容。两个人由此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战争。往往，以父亲抱着脑袋，蹲到地上，甚至耸肩抽泣告终。
母亲的利器，不是她有多大的力气，而是她擅于从姥姥那里借力，用白眼狼这样的简单词汇，轻易把父亲击倒。
父亲渐渐迷上了吸烟。
父亲没有钱，或者说没有主宰经济的大权，他自己种烟叶，吸自己生产的土烟。父亲吸烟不用烟杆，用报纸卷烟吸。问题又来了，那年月报纸是稀缺资源，只有学校和大队部有。大队部不用说了，里面走动的大小都是干部，根本没有父亲的份儿。父亲经常到学校走动，谎说找报纸学习。这个理由好，校长向来喜欢爱学习的人，父亲每次从校门出来，腋下都夹着一沓废旧报纸。
报纸加大了烟灰的分量。每每父亲吸过烟，会丢下一地烟灰。因此，一地烟灰暴露了父亲的行踪。
母亲就是根据这个线索，判定那个叫死鬼的人回来过。
父亲离家出走时，我刚刚十一岁。
头天晚上，母亲跟父亲大干了一架。母亲的食指，先点父亲几乎抵到裤裆里的额头，再迅速转到门外的方向，愤怒地说，滚！
在那几年里，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每次母亲说“滚”的时候，父亲并没有滚，田间地头，依然出现他忙碌的身影。
次日，父亲并没有露头。一直到第三天，母亲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的十年里，满头霜花的母亲，经常从哆嗦的嘴唇里，溜出似是而非的几个字：去哪儿了？
发现一地烟灰时，母亲已是肝癌晚期。
母亲临走，曾揪住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叮嘱，找到那个死鬼，替我说声对不起。
我仰起脑袋，两行泪水，顺着脖子，流到胸膛里。（作者 韦如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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