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建立，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一页。在新中国建立的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模式。本文笔者就讲述那时代计划经济模式下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也给50后60后勾起自己的童年记忆。
强调一件事，本文笔者是80后，没经历过那时代，但长辈们都经历过。虽然长辈们都回忆那时代生活贫穷，生活简单朴素，就如一首民谣唱的：“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可以看到，那时代没有现代旗袍婚纱韩式等花样服装，没有大鱼大肉生猛海鲜，没有现代电动车汽车高速公路高铁，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人民生活单纯，也是一种幸福感。
笔者也只是想说，如我外婆也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乃三线城市里的拉煤工人，我外公在三年大饥荒时候去世了。当时，我外婆凭借着一个弱女子的力量，能养活四个孩子，我舅舅能读得起中专，也好在生活在计划经济下的毛主席时代。而且，当时政府为了照顾我外婆的家庭是孤儿寡母，四个孩子在初中毕业时候，都没被上山下乡，都被分在城市工厂里当工人。可以看到，那时代是很照顾穷人的。
而且，长辈们都怀念那时代人心的单纯，没有太多的勾心斗角，社会提倡的都是“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在五六十年代，人民有着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用这些理想引领自己的生活。在那时代，人民工作繁忙杂乱，却没有任何怨言，生活清苦却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这一切也在于那时候有理想有信仰！反正笔者现在也听到不少老人家感叹，那时代多么单纯呀，虽然穷，生活却是简单又快乐！
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度言归正传，五六十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吃穿用都是实行配给制度，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配给。学术界对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在1955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邮票、肉票、布票也诞生，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一切计划供应。这些商品票据实施了四十年，陪伴了所有中国人四十年，也成为所有中国人的记忆。
当时，在城市里，对居民的吃穿用配给是通过票据来实行的，也就是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票。没有票，有钱也没用，人们出行都要携带者票。
在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配给制下，票证繁多，通行的票证可以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东西，比如买米用粮票、卖鸡鸭鱼猪等肉类需要相应的肉票，买盐用盐票，此外还有邮票、豆票、各种蔬菜票等。
人民买布买衣服也要布票，此外还有棉胎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化纤票等等。
在用的方面，人民买洗衣粉、手帕、肥皂、火柴、纸张、自行车、手表等，也都要用对应的票。
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据可谓是五花八门，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那时代城乡差别巨大，城市人享受国家供应，除了特殊三年大计划被饿，也不会长期挨饿，只是吃不好菜没肉，偶然才能吃到肉丝，春节才有大鱼大肉吃（长辈们回忆的）。
五六十年代城市里，粮食都是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大多数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但政府考虑从事不同行业的人，对粮食需求特点，在粮票供给上也有差异。
如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粮票，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些，乃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些，这也是因为体育训练，消耗能量多需要粮食多。一线工人做体力活，粮票也多一些，月供应是三十多斤粮票。中学生由于处在长身体的时期，分配到二十八到三十斤的粮票。未成年孩子根据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的粮票。
总之，那时代城市里只要孩子出生，凭着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之后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站，于第二月正式供应粮油，每人月供菜油为四两。
在农村中的农民也叫做“农业户”，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领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交往公粮之后“分红”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达不到城镇的人口标准，也很难满足从事体力劳动农民的需要。于是，有体力的农民也会多种一些瓜薯豆菜，混一个温饱日子。能力不济体力差的农民家庭，只能挨饿青苗不接。
当时，人们的工资都不高，基本上也没有多余的钱。但如现代人存钱一样，人们都节省一些粮票，以备家里急需。在当时，粮票可以卖钱，可以换鸡蛋，或者换茶油、换布票等。所以，粮票成了一种“有价证券”，虽然不合法，但有的人在暗地交易。
50年代60年代乃是一个吃不饱饭的时代，那时老百姓见面打招呼就是问：吃了没？吃什么了？
饭桌上吃的菜都是素菜，鸡蛋猪肉都是过春节时候的享受。北方人主食可能是玉米、高粱米、红薯等杂粮，玉米面、窝窝头、红薯就成了北方人的主粮，过年时候才能吃上饺子。可以看到，主粮加蔬菜，这也是那时代城市里普通百姓家的一日三餐。
在那时代所有的供应，不是老百姓想买什么，自己去买什么。那时候是粮站供应什么，老百姓才能买什么。当时食品店销售的糕点零食，饮食店里售卖的包子、油条、干饭、发糕、粉丝、水饺、馄饨等，都需要粮票。粮站里除了供应大米与面粉之外，也经常搭售一些杂粮，如山芋干、玉米、红薯等，逢年过节也销售一些供人们包饺子与裹粽子的糯米和“富强粉”。当时，端午的绿豆糕、中秋的月饼，都是发放票证、凭证供应。
虽然在那时代无票寸步难行，但是有的票证是常年发放，如粮票油票，保障老百姓正常生活。有些票证只有在大的节日才发放，才会供应这些物资。为此，在节日来临的时候，有关单位如粮店商店百货商店都要去“组织货源”，也就是到外地采购物资，采购到了，发放相应的票证，老百姓才有吃的机会。
所以，在那时代，过年的时候，在菜场、商店、百货商店、粮店都是人们在排长队抢购东西。虽然排队累，在拥挤的人群中抢购东西辛苦，但是能吃到平日吃不到的食物，获得普通日子没有的享受，也是非常幸福。所以，老一辈人都回忆50年代60年代是最有“过节儿味”和“节日味”，春节里能吃到平日吃不到的肉和糖，打打牙祭，穿上新衣服，获得隆重的体验，非常开心。
据我父母回忆，童年时候由于物资紧张，也经常到城市郊区的山地里种一些蔬菜红薯等杂粮，以换得一日三餐的副菜！笔者也认识一个50后，在那时代在机关大院里工作，也经常让妻子在菜园里种菜，给日常生活打牙祭。看来，那时代老百姓吃得不好，小官吏也是如此。
上学的学生，一般住在集体宿舍，在食堂里吃饭。菜的品种是非常单一，偶然能吃上一顿用肉炒的菜是非常美味与奢侈的享受！那时候的城市人也没享受过什么水果，生活很简朴！
但是在农村也没有城市如此好。农民交完公粮之后，按照自己在生产队付出劳动力多少计算的工分，领取相应的粮食。生产队里田里种什么，就吃什么。如果在鱼米之乡，可以捕鱼捞虾，在山区里可以打一些野味，作为副食都是可以的。如果在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也是非常悲惨。所以，50年代60年代的农村照片，基本没看到一个农民是肥胖的，很多都是瘦瘦的，甚至皮包骨。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的穿着打扮与革命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民国时候的西装与旗袍乃是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情调，在人民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大约几十年。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身边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引起了世界瞩目。于是，新中国领导人穿的这一种款式的中山装，也叫做“毛式中山装”。
“毛式中山装”是四个平平整整的口袋，将领口开大，翻领小，象征朴素庄重的革命精神。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能穿上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乃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建国后五十年代，女式服装没有这么花俏，统一就是“列宁装”，一般是双排纽扣和大翻领，然后系上一根腰带，凸显女性身体的线条。
在五六十年代，“列宁装”是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和最青睐的“时装”，再加上留着短发，显得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乃是那时代女性的时髦打扮。当时工作阶级的女劳模，如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是短头发与“列宁装”的模特装扮。
因此，“列宁装”不仅是劳模的示范，也是那时代女子时尚流行的服装。“列宁装”与花俏的旗袍等都不同，可以供选颜色不多，都是倾向于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那一时代艰苦朴素的风格。
在五十年代，能穿列宁装的都是知识妇女或者女干部，一般年轻姑娘们都喜欢穿男式背工装裤和格子衬衣。一般男工人也是工装裤比较多。工装裤的样式，一般是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戴着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鞋子如解放军的解放鞋，象征着工人阶级的朴素与劳动的光荣。
当时，从苏联传入的“布拉吉”连衣裙成为最流行最时尚的服装。“布拉吉”连衣裙特点是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这一款式服装，本来是苏联女英雄卓娅就义时候穿的服装，由于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建设，自然引进到国内。“布拉吉”服装成为革命与进步的象征，也是五十年代最流行的女子服饰之一。
在五十年代，上至知名女性、下至基层女工，在大街小巷、建设工地的女工人，都喜欢穿“布拉吉”服装，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拥有自己一套“布拉吉”。在那时代，年轻女孩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脸上露着笑容，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者刘海齐眉的短发，上学、开会、上班，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之中。虽然中苏关系恶化后，“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也一直沿用下来。
不过，在计划经济的五六十年代，城市里普通老百姓能穿上新衣服的机会很少。当时候来购买布料、衣服、蚊帐、床单，乃至布袜，一切含有棉纱成分的产品，都需要定额配给的布票。
当时，城市里不分大小口，每人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几年少一些。由于布票紧张，一般家庭在做衣服买衣服时候都是精打细算。如年纪大的不讲究衣着，很多都不添置新衣服，省下的布票供年轻人使用。一般家庭，都是先给老大添置新衣服。老大穿着旧了、小了，然后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又再给老三穿……衣服都是破了、旧了都不丢弃，补了又补，穿了又穿，以至补丁垒补丁也是经常见的事情。
在六十年代，城市里普通居民着装都是比较传统，男子春秋都是中山装、工装、军装为主，夏天很多都是背心、衬衣，蓝色的短裤或者长裤为主。女性夏季一般都是碎花衬衣，长裤为主，很少有裙子。文革时候，绿军装风行全国，样式都是中山装系列，胸前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
农村的农民一般都是干农活穿的服装，由于生活条件不好，很多都是大窟窿小眼，叠上补丁，非常简朴。
在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住房也是一概国家分配。机关干部一律由单位或组织安排住房。没结婚的女青年或者男青年就是数人住一间宿舍，结婚夫妻可以分得一间房，如果有家属（配偶、父母、子女）等，单位分的房子稍微大一些，可以腾出小块地方当做厨房。
虽然那时代是单位分配房子，但是房子却是非常简陋。如50年代初期城镇工人的住房，根据城市市区工业分布来建设，目的也是为了方面附近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的需要。那时候的国有企业的职工住宅，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比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通风。房间的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也是参考了苏联的房屋建造模式。
如一个中师毕业的50后，1961年当小学教师，住的就是四人一间的民房。然后1962年到中学任教，住在大门口的厢房内，房间面积就是六平方米，房间内只能容下一张床、两张课桌和一条方凳。而且，宿舍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一律上公共厕所，那时候厕所也叫做“茅房”。
在城市里住房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祖上留下的房子，乃解放前留下的旧民房，狭窄、潮湿、阴暗，一家十个八个挤在一起居住。这一种私有房产是不多的，如果多了，“土改”或者私营工商业改造时候就把这些多余房产“没收”。还有一种是单位分配的“房管所”公房，也就是民居，环境阴暗潮湿，也是狭窄闭塞，又陡又仄的楼梯。有的仅有一斗天窗，采一线光亮而已。
所以，50年代60年代，很多城镇居民，都是一家祖孙三代都蜗居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的公共厕所，各家各户都自备一马桶，或一痰盂，平日装屎盛尿，满了则拎去厕所倒掉。清晨的时候，也就是公厕最热闹的时候，因为老老少少都倒一天的粪便，乃市井一观。有时候，也是几家共用一个灶台或者厨房，叮叮当当地煮饭烧菜，嘈杂又热闹。如根据资料统计，1978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住宅面积3.7平方米，可以看到住宿环境之简陋。
不过，50年代60年代的城镇居民与广大农村的农民，虽然居住环境比较简陋，但是不用交房租不用还房贷，生活成本小与生活压力小。
50年代或60年代住草房，这也是那时代大部分农民居住环境的真实概括。当时，农民一般都是居住在土墙草顶。山区的农民一般为了让土墙牢固，用石头砌成墙基。在平原地区的农民，就用砖砌成墙基。房盖一般就是茅草，条件稍微好些的上海农村，大多是传统砖木瓦顶平房和竹架草屋。所以，当时大多数农民都住在茅房、土坯房、石头房、平房、钻瓦房不多。
当时农民一家老少虽然挤住在草房里，虽然简陋，经常看到老鼠、跳蚤或者虫子。农村的房屋多数比较陈旧、破烂，房屋间数少，家庭人口多，一间屋放几张床，几个孩子睡一张床。如有资料统计在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大约为四平方米，可以看到那时候居住的简陋。
在50年代60年代，交通工具没有现代方便，没有现代的电动车、汽车、高速公路、高铁。“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对于县城和广大农村人来说，要出门就是靠徒步，农村话叫做“起旱”。当时，干部下乡，则靠徒步。学生上学，靠徒步。走亲访友，靠徒步。迁徙搬家，更是依靠徒步。所以，那时候的人都是特别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里不在话下。
当时很少农民家庭拥有自行车，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量，1956年为13俩，1957年为16俩。可以看到，那时对农村人来说，自行车如现在的宝马车一样昂贵。人们的出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运输。
在50年代城市，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职工家庭才拥有。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也成为城市除了机动车之外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那时代，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如同现在宝马、奔驰一样，是万众瞩目的单车名牌，还有“飞鸽”、“凤凰”自行车也都是品牌货。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约是150元人民币，那时候工人工资也很低，一个月才二三十元，买一辆自行车耗费工人半年多工资。而且，那时候买自行车需要票证，自行车票不是长年发，偶尔发一次，数百人中难得一张，为了买上自行车更多人愿意托关系走后门。
从这些描绘可以看到，50后60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居民生活都是配给，物质生活水平虽然不高，生活比较清苦，却没有太多物质追求，人民生活简单又单纯，这也是那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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