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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他的强迫症状，竟然源于一套流行书籍
02、长期压抑但突然实现目标时，容易诱发轻躁狂/躁狂
03、连贯的深度心理干预，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前不久，我们分享了双相障碍患者伟涛的康复经历。
伟涛是一名准研究生，在读本科时罹患了双相障碍，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典型双相障碍Ⅰ型，还共病了强迫症。他接受过北大六院专家的药物治疗，还住过院，但效果都不佳，只好休学在家。父母带着他辗转找我们就诊，并接受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
伟涛共接受了约95个小时的心理干预，其中有17次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现在他已经完全撤药并成功复学了，康复得非常好，一家人的关系也变得很融洽、和谐。
我与伟涛妈妈的聊天记录截图
想了解伟涛的病情和深度心理干预经过的读者，可以点击下面文章链接，我们写成了5篇文章，非常、非常详细地进行了分享，有助于家长了解孩子症状背后的心理根源。
伟涛这个案例，好几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从中增加了临床经验，拓宽了我们的认知边界。以下根据这个案例的特点，总结一些对患者家长有用的分析和建议。
01、他的强迫症状，竟然源于一套流行书籍
伟涛虽然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但他有很多症状其实符合强迫症。他对个人隐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有非常明显过度的焦虑，已经达到了强迫性思维的地步。
比如他小学时因为好奇，在家里的电脑上浏览过黄色图片，很快就删除了。可时隔多年，他已经读高中、甚至大学了，他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担心这件事会不会被人发现，甚至会不会被黑客黑进电脑，拍下了他看那些图片的过程。
还有，我们平时用电脑登录网站、程序，有时候密码会被电脑记住。如果这是自用的电脑，那完全不用担心，要是实在不放心，勾选“不记住密码”即可。但伟涛某天发现某软件记住了自己密码后，非常慌张，很怕个人隐私泄露，胡思乱想了很长时间，焦虑难耐。
伟涛这种强迫症状还体现在心理干预中。他认为每个能想起来的创伤事件都要得到处理，否则后续会导致复发，对这件事很纠结。
可从临床干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没有必要。我们对主要的创伤事件进行高效修复后，一些小创伤慢慢就自愈了。如果患者遇到的所有不开心的事都进行创伤修复，那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非常不现实。但这个道理，我们也花了不少口舌才说服伟涛接受。
对伟涛这个过分焦虑的强迫症状，催眠治疗师Lucy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进行了4次处理，发现这背后是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比如小时候自理能力差、总是把东西弄丢，他很自责：他就读的初中学校校风较差，学校里不时有小混混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他非常恐慌……
每次深度催眠后，伟涛都感觉焦虑程度减轻了，可过了不久，焦虑又浮现出来了，又开始担心以往跟妈妈打电话的内容会不会被别人听到、家里会不会来小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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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涛和妈妈很疑惑，也很烦恼，怎么这个问题都处理了好几次了，还是波动呢?
我和Lucy也感到意外。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某个精神心理症状在1到2次深度催眠下得到处理后，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伟涛这个问题都处理了4次了，怎么还是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呢?
这一度成了伟涛心理干预中的难点，也是催眠治疗师Lucy面临的挑战。
幸好，伟涛一家和我们都选择了不放弃，既然症状还存在，那说明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根源，继续在深度催眠下去寻找！
终于，Lucy找到了更加深层次的几个心理创伤，其中一个比较重大的竟然跟伟涛初中时爱看的一套书有关。
当时，他很喜欢看《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反反复复看了7遍，而且非常投入，相当于被清醒催眠了。书中明朝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还有官员犯错后被皇帝处罚、甚至抄家或株连九族的情节，让伟涛内心很恐惧。
伟涛那时候已经有一点人格异常了，敏感多疑，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反复看了这套书后，他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我的言行举止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会导致灾难化的后果!”他认为凡事都一定要谨慎，不能给任何人留下把柄，不能漏过任何细节，否则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这个发现让患者、父母和我们都很惊讶。在接受我们心理干预的患者中，有的人因为看恐怖小说、西方经典哲学书而形成心理创伤，所以我们建议青少年、儿童最好不要过早涉猎这些书籍。
但我们没想到，《明朝那些事儿》这套幽默、诙谐的人文社科历史作品，也会对部分青少年造成心理创伤！
当然，可能大家会说，那很多人都看过这套书啊，怎么别人就不会形成心理创伤呢？
确实，伟涛受到这套书的巨大负面影响，这不纯粹是书的问题。在看这套书之前，他已经有谨小慎微、容易焦虑的强迫型人格和敏感多疑的偏执型人格了。这跟他经历过的其它创伤有关，比如他从小是年迈奶奶带大的，父母工作忙经常不在身边，曾发生过很多事导致他非常缺乏安全感，遇事容易灾难化思维。
因此，伟涛的这个问题提示广大的患者父母：
如果孩子有强迫症状或者偏执表现，或者容易过分担心，这很可能与他们从小缺乏安全感有关，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又接触过一些外界信息，导致他们更加容易焦虑、恐惧，并出现灾难化思维。
这些外界信息有可能是书籍、影像、新闻、故事等。虽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些信息很可能稀松平常，不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甚至是有益的学习资料。但对于本来已经谨小慎微、容易焦虑、敏感多疑的孩子来说，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心理创伤。
所以，父母要注重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还要多加留意孩子接触的信息。在亲子关系良好的情况下，如果看到孩子接触的信息有可能会令孩子产生焦虑、恐惧、不良认知的话，最好及时对孩子共情，并给予积极的引导，避免孩子形成心理创伤。
这次干预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临床经验，Lucy的深度催眠技术也进一步迭代了，也因此能总结出更多建议分享给大家。可如果伟涛和父母当时对我们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不足，对我们的技术产生怀疑，很可能就会犹豫不决，甚至选择放弃，中止干预。
如果是这样的话，伟涛过分焦虑的问题没有处理完，后续肯定还会波动。而且伟涛还有偏执型人格改变，敏感多疑，当时也没有得到修复。后续情绪波动时，他很可能会全盘否定此前心理干预的效果，他的父母受到他的影响，也会认为我们的心理干预没有效果。
以前，有患者家属曾说我们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修复技术是“在灵魂上动刀”。那如果一个动刀的外科手术，进行到一半就停下来了，治疗很可能就会失败，甚至前功尽弃。
所以，对于病情严重的患者来说，尤其是敏感多疑、有点自以为是和自负的偏执型人格改变的患者来说，对他们的深度心理干预最好要坚持，把主要的症状攻克掉，尤其是把偏执型人格纠正过来，否则会有很大的隐患。
否则，这不但有可能导致心理干预失败，他们在生活中也会因此不断受挫，与人发生矛盾和冲突，不断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到了一定程度时会导致重度抑郁发作，也就是偏执型人格改变（障碍）继发抑郁发作，患者非常痛苦。
可大部分患者和父母都很难理解到以上的层面，所以会觉得患者的病情复发了，之前的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都没有效果，内心更加痛苦。
可见，如果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想加快康复，其人格异常的完善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很有必要。
而且患者有人格异常，往往意味着其父母或父母的其中一方也有一定的人格异常。最常见的是偏执型人格改变（敏感多疑或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意见）、强迫型人格改变（对家人和自己都追求完美，苛求细节），甚至可能达到人格障碍的地步。
如果这些父母没有持续接受深入的家庭治疗，意识到自己的人格问题并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的话，就很容易继续对孩子造成叠加性心理创伤，对孩子的康复造成很大阻碍。
02、长期压抑但突然实现目标时，容易诱发轻躁狂/躁狂
伟涛的病情还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他是我们面诊过的、为数不多的、属于真正典型双相障碍的患者。而且他曾出现典型的躁狂发作，狂傲自大，不停地吹牛皮、说大话、精力旺盛，不加节制地消费、给人发大额红包等，这比轻躁狂发作更加严重。
我们面诊过的很多患者，虽然他们被北京、上海等权威精神科专家诊断为“双相障碍”，但了解了他们的病情后，我并不认同。
他们的所谓”躁狂/轻躁狂发作“其实是激越状态，表现得暴躁易怒、爱发脾气、砸东西或甚至大人，这其实是患者内心非常痛苦、压抑的体现。当然，这在临床中仍有争议。
但伟涛确实是典型的双相障碍。面诊时我就很好奇，他的躁狂发作背后有什么心理根源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往往是患者小时候接受过过度夸奖，但是不是所有患者都这样？
后续的深度催眠揭开了谜底。伟涛确实从小表现优秀，接受过多次的过度夸奖，形成了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这导致他内心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很厉害，因为老师、同学的高度评价而沾沾自喜，并认为自己肯定能达到大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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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高考失利了，考到的大学并不理想，让老师和同学都大跌眼镜。这个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内心难以接受，觉得非常丢人，甚至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所以他上大学后铆足了劲地学，甚至可以说是玩命地学习，大学4年都是像高三那种高压、紧张的状态，埋头苦读，其它活动几乎一概不参加。
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就是他要考到一所好的大学的研究生，打一场翻身仗，一雪前耻！
最后，他终于考研成功了，上岸了。伟涛一下子觉得4年来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卸了下来，一下子从压抑、隐忍变得非常喜悦、兴奋，突然间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无比厉害，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的！
在这种心理下，他出现了躁狂发作。
伟涛的经历让我联想到了范进中举。虽然他躁狂发作的表现与中举后的范进有所不同，但两人都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和压抑之后，一下子取得了心中期待的成就，变得欣喜若狂。
而且，伟涛躁狂发作时说的大话、吹的牛皮，后来都成为了叠加性心理创伤。当他冷静下来后，他觉得那时的自己太丢人了，老师和同学肯定都在笑话自己，想起来就羞愧难当。
所以，高考失利、躁狂发作时的不妥行为，这些创伤要得到修复。否则，后续他遇到较大挫折时，很容易激活高考失利这个重大创伤。
而当他际遇比较顺利时，又很容易出现傲慢自大的躁狂发作。当后续恢复理性时，躁狂发作的经历又变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这样的话，病理性记忆越积越多，就很容易出现双相障碍复发、恶化的问题。
还有，我们发现伟涛躁狂发作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受到一些所谓“成功学”或励志视频的负面影响。
比如他看了一个介绍比尔盖茨的视频，大受鼓舞，觉得自己跟比尔盖茨很像，甚至觉得自己以后也会像比尔盖茨那样，成为一个大人物。
他还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年轻人问长者，如何才能获得成功？长者让年轻人在水里憋气，直到憋不住了，才冒出水面换气，然后重新到水里憋气，并说：“你每次从水中冒出来换气的感觉，就是成功的感觉。”
当然，原视频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伟涛的理解是，只要疯狂地学习、竭尽全力去做，就会获得成功。
他看这些视频时，不但非常兴奋，甚至是感到激动，认为自己掌握了成功的秘诀，他还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认为想要获得成功就拼了命地学，不使尽最后一丝力气就不停下。
所以他学习和打篮球都是很拼命，尤其是学习，哪怕已经很累了，还强行把自己调到兴奋状态，想起那些视频并“激励”自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打鸡血”的方式。
他以为他的理解和行为是充满正能量的，但这其实是亚躁狂/轻躁狂状态。也就是说，虽然达不到躁狂/轻躁狂发作的临床标准，但是心理活动是类似的，只不过比较轻微，实际上是不理性的、偏执的。
所以，伟涛的例子再一次证明：
情绪高涨、自高自大这种典型轻躁狂/躁狂发作的根源，主要是心理社会因素，是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
这种体验有可能是外界的过度夸奖，也有可能是接触了一些令患者感到备受鼓舞、但形成了扭曲认知的信息，比如所谓“成功学”的不良影响。
当然，这些因素的背后往往还有深层次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患者特别渴望证明自己、走向成功、成为大人物。
希望患者家属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如果发现孩子有过上述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的话，要有意识地回忆孩子成长过程中是否受到过过度夸奖，是否受到一些所谓励志或成功学信息的影响。
这里想展开说一下“成功学”。可能很多家长仍有印象，10多20年前，台湾“成功学大师”陈安之在大陆走红，到处发表演讲、收学员。
他最经典的语录是，“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还出版了书籍《把自己激励成超人》《自己就是一座宝藏》。当时很多人崇拜他，觉得他特别正能量，特别励志，能激发人的潜能。
其实这不是励志，而是清醒催眠，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性，出现轻躁狂/躁狂状态。有些成功学的演讲，成百上千人跟着所谓的导师在台下高喊，“我是最棒的”，这也是同样道理，是盲目的、不理性的。
2019年，陈安之的成功学培训涉嫌“精神传销”、“有害陷阱”。包括一些所谓的“几天几夜让你洗心革面”的培训班和课程，也很可能藏有这些陷阱，有可能导致本来就有一定精神心理隐患的人出现情绪症状。希望大家要多加鉴别和警惕。
03、连贯的深度心理干预，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伟涛的病情其实非常复杂，典型双相障碍共病强迫症、还伴有人格异常的个案干预难度非常大。如果用主流精神科的治疗方法，很多大夫甚至可能束手无策，认为他需要终身服药。就算是“临床治愈”的标准，他可能都难以达到。
可是，伟涛接受深度心理干预并走向康复的时间并不算很长，甚至比很多病情比他轻微的患者时间更短。
这跟他和父母对我们的高度认可、信任，并坚持接受完原计划的干预方案、中间几乎没有暂停有关。
这能避免患者在暂停心理干预时遭受新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也能避免他们因为情绪和症状波动，因为偏执型人格而对心理干预方案和已经取得的效果产生怀疑，最后中途退出。
像我们之前分享的患者翠莹案例，她的病情也很复杂，中途不止一次暂停心理干预。结果她回家后，又遭受了不少新的心理创伤，病情波动较大，还一度不想来广州继续接受心理干预。
当然，患者还没真正走向康复的时候，尤其是因为主要的心理创伤还没得到修复、还容易出现灾难化思维的时候，他们缺乏康复信心、对治疗和干预变得消极。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他们是仍然比较缺乏自我觉察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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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时候，父母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对孩子的积极引导，对深度心理干预的坚持就非常重要。
有的孩子不得不暂停心理干预后，因为遇到新的心理创伤，或者以往的创伤浮现出来了，情绪非常低落、烦躁，他们一度觉得自己好不了了，不想再继续接受干预了。
他们的父母非常着急，紧急联系我们求助，我们会教父母如何理解孩子当时的心理活动，如何对孩子沟通和引导。必要时，我甚至会给孩子留言，尽量引导他们增强自我觉察，恢复理性。
在父母的努力和坚持下，很多孩子也坚持下来了，最后真正走向了康复，实现了渡过磨难，晴日归来！
在这一点上，伟涛父母也有很多值得其他父母借鉴的地方，明天的文章继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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