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本文转载自《新京报》
转自：世界古代史研究
历经十七年，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出版中文全译本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已由季羡林先生翻译完成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摩诃婆罗多》的内容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四倍。全书共分十八篇，核心故事是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故事。这部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规模宏大、内容庞杂，迄今世界上仅有印度梵文学者历时半个世纪完成的《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和此前的不完整的英译本，而法国、美国等学者的译本皆中途夭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金克木先生的支持带领下，中文版《摩诃婆罗多》翻译工程开始启动，经过一批学者的艰辛努力，历时十七年，在黄宝生先生主持下完成了此项传世工程，也成为当今世界仅有的三种文本之一。
黄宝生
1942年生，上海市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1965年9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和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和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有著作《印度古代文学》和《印度古典诗学》，译著《印度哲学》、《惊梦记》、《佛本生故事选》和《故事海选》等。
《摩诃婆罗多》共6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400万。
翻译《摩诃婆罗多》一波三折
新京报：翻译《摩诃婆罗多》全书的过程中，有几位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翻译本书的起因和过程是怎样的？
黄宝生：1960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亲自执教五年，培养了我们一批弟子。这批弟子踏上各自工作岗位不久，便爆发了“文革”。两位先生备受折磨，弟子们学业荒废。上世纪80年代七卷八册的《罗摩衍那》汉译本全部出齐后，我们这些弟子很自然会想到什么时候能把《摩诃婆罗多》也译出来。但是《摩诃婆罗多》的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四倍，令人望而生畏。而根据西方学者译介《摩诃婆罗多》的经验，可以先从其中的插话入手。此前，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同学赵国华曾选译了《摩诃婆罗多》中的插话故事。金先生还译出了《摩诃婆罗多》的楔子《蛇祭缘起》，并写了一篇剖析文章。
新京报：那么后来的进展呢？金克木先生在后来的翻译中做了哪些工作？
黄宝生：随后，赵国华与席必庄和郭良鋆合作，由金先生开列插话故事篇目，译出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在金先生支持下，赵国华约定席必庄、郭良鋆和我一起合作翻译《摩诃婆罗多》全书。译文决定采取散文体，译本拟分十二卷。金先生亲自动笔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的前四章。这前四章中包含全书的篇目纲要，翻译难度很大。金先生的译文为全书的翻译起了示范作用。此后，我和郭良鋆与赵国华商定，我们从第五卷开始参加进去，前四卷主要由他和席必庄承担，先译起来。1990年年底，赵国华再次和我们商定翻译计划的分工和实施，不料，正当《摩诃婆罗多》翻译工程重新启动之时，赵国华于1991年突发心肌梗塞，猝然逝世。他年仅四十八岁，正处在学术生命的巅峰期。
新京报：金克木先生后来也没有看到全书出齐，很令人惋惜。
黄宝生：是啊。赵国华逝世后，对于这项翻译工程是否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有些犹豫。而《摩诃婆罗多》第一卷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希望我们继续完成《摩诃婆罗多》全书的翻译，并委托我主持这项工作。我考虑到《摩诃婆罗多》本身的文化意义，也考虑到应该实现亡友赵国华的遗愿，便决定担起这份责任。席必庄和郭良鋆是原定的参加者，我又邀请葛维钧和李南参加进来。后来，段晴也志愿加入我们的行列。翻译工作基本按照第一卷确定的体例进行。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没能看到这套书出齐。
《摩诃婆罗多》是通俗梵语
新京报：田德望先生把但丁的《神曲》翻译成了散文体，它也是很好的翻译。还有其他一些翻译也有这种现象，把原文的诗体译成汉语的散文体。《摩诃婆罗多》这样做是因为梵文的文体难以用汉语翻译成诗体还是其他原因？
黄宝生：史诗这个题材要把它翻译成诗体有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艺术性很强的诗歌，而是口语式的民间说唱的文体。你如果把它完全翻译成书面语言像格律诗那样的文体会不合体，你要是翻译成民歌体翻得太死也是问题，从体例来说也比较难翻。我们现在翻译的这两大史诗，不是书面语言欣赏的读法。说唱体在古代是通过说唱的形式来感染听众，它有一种即兴的语音、语调和手势、动作等艺人的表现手法，不是像现代人这样读诗歌。我们认为，散文体能够更准确地表达。此外，《摩诃婆罗多》涉及的不只是文学，也包括法律、伦理、哲学等内容，翻成诗体意义不大，也更困难，也很难体现它韵律的特点———因为语言不一样，韵律也没法转化。我们在里面把一些“古人唱到”的部分翻译成了诗，如果要把它全部翻成诗体，规模还要扩大好几倍，并且还需一倍的时间。如果以后有人能翻译成诗体，那也很好。我们人手太少。
新京报：说到多人合译，我一直有一个体会，就是它的语言风格难以统一，因为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特点。你是全书的校订者，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黄宝生：一般来说，规模不太大的作品，还是要个人译。但中国佛经的翻译有一个集体来做的传统，有的人负责念梵文，有的人负责翻译成汉语，有的人负责记录，有的人做文字加工，还有人把梵文和译文对照，进行核实。古代把这样做翻译的地方叫做“译场”。在翻译《摩诃婆罗多》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译名、俗语的统一和文体的问题，有人把句子拉得很长，梵文属于印欧语系，我比较注意把句子分开一点，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总体来说，因为金克木先生译过一部分，大家事先都看过，基本按这种风格译。再加上我统稿的时候，有意识做了一些统一，所以现在的译文风格差异基本不大。赵国华先生早期翻译的时候喜欢用一些古色古香的词，但由于它是一个史诗体，不同于文人的创作，所以不适宜文字太雕琢，太雕琢反而与其本身的风格不一致了。
新京报：我看到你的自述，说做梦还在翻译。除了校订以外，你具体翻译了多少篇幅的内容？
黄宝生：那是因为我把我的主要精力全都投入这项工作了。尤其是离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的这一两年中，我全神贯注，日以继夜地工作。有时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进行翻译。在这些日子里，《摩诃婆罗多》仿佛已与我的生命合二为一，使我将生活中的其他一切置之度外。我翻译的内容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字。
新京报：你们有没有统计过，全书有多少人名？另外，这套书为什么没有索引？
黄宝生：我们没有统计过，因为人名太多了。在翻译时，出版社曾想让我们做一个索引，但是，因为工作量太大，所以最后放弃了。如果做出来，将是厚厚的一本。在国外，做索引有专门的班子。我们人手还是太少，懂梵文的，国内就这么一点人。这个工作将来有人单独来做也是可以的。
作者和成书年代很难明确
新京报：《摩诃婆罗多》在印度文化上处于什么地位？
黄宝生：印度过去最高的经典有四大吠陀，《摩诃婆罗多》被称为第五大吠陀，可见它的经典地位。直到今天，印度的电影、电视等文艺作品还经常引用其中的警句、格言。就像我们的《三国》、《水浒》一样，它已经渗透到印度人的灵魂里面去了。
新京报：你说，“印度人称这部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100年，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Winternitz）曾经提出《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代‘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尽管时间跨度八百年，长期以来反倒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800年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黄宝生：中国读者很难理解这种现象，这也体现了中印之间的文化差别。印度古代口头文学特别发达，历史悠久。中国书面文化特别发达，因此，汉族不会产生这样口传的史诗。印度古代没有像《史记》这样的历史著作，它在古代也有战争，但它是通过口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越滚越大。由于其早期传播方式及其内容和文字的流动性，今天很难确定其具体的成书时间。
新京报：据我所知，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史诗，荷马史诗也是口头相传的。
黄宝生：这可能与书写方式也有关系。中国古代很早记载文字的工具是竹简和帛，这样相对比较好保存，很多历史事实都记载下来了。印度的文字产生比较晚，记载的工具都是用树皮和棕榈树叶。它们不容易保存，没过多久就烂了。所以它更重视口传，不重视书写。一旦口传，就会故事化，神话化，成了史诗而不是历史。到后来，史诗成了保存他们文化积累和传统的方式，把哲学、宗教、伦理等全部容纳进去，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承。
新京报：关于本书的作者毗耶娑的身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有传说他既是这部史诗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人物。而毗耶娑这个名字又有“划分”、“扩大”、“编排”的意思，这与荷马的身份一样难以确定。
黄宝生：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口传史诗都存在的问题。一部史诗流传到现在，凝结着一代代艺人的心血。从总体上来说，应该说是集体创作的。但不排除个别人在史诗的成型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他的说唱才能和表现手法都很好，并使之更有条理。在没有书面材料做证的情况下，真正的作者很难确定。
《摩诃婆罗多》是一部警世之作
新京报：你认为“《摩诃婆罗多》溢出了西方史诗的概念”，这意味着你认为它更独特。那么，这种独特性在哪里？
黄宝生：对于史诗，伏尔泰说，“习惯使此词变成专指对英雄冒险行为的诗体叙述”。这是西方传统的史诗概念，或者说，史诗主要是指英雄史诗。按照这种史诗概念，《摩诃婆罗多》可以说是一部以英雄史诗为核心的长诗。然而，《摩诃婆罗多》自称是“历史传说”。它是以诗的形式吟唱印度古代历史传说。它涉及创世神话、帝王谱系、政治制度、宗教哲学、律法伦理和天文地理，全都以婆罗多族大战的故事主线贯穿了起来。西方史诗有的东西，它里面都有，但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所以，我提出这样的看法。
新京报：我们常说，希腊史诗有一种悲剧精神，那么《摩诃婆罗多》呢？
黄宝生：印度古代的有识之士确认“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为人生四大目的。他们肯定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但认为这种追求应该符合正法，而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解脱。他们担忧的是，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一旦失控，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直至自相残杀和自我毁灭，造成像婆罗多族大战这样的悲剧。因此，《摩诃婆罗多》是一部警世之作。它凝聚着沉重的历史经验，饱含印度古代有识之士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自然，他们的“正法”观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历经种种社会形态，生存方式并无根本改变……由利害、得失、祸福和爱憎引起的人的喜怒哀乐依旧，人类面对的社会难题和人生困惑依旧。所以，《摩诃婆罗多》作为一面历史古镜，并没有完全被绿锈覆盖，依然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