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后一个甲壳虫汽车生产基地——墨西哥Puebla工厂上个月宣告停产，不再推出后继车型。而《甲壳虫的全球史》一书刚好选在这个时候推出中文版，无巧不巧地把自己变成了一曲挽歌，一篇墓志铭。
甲壳虫时代的落幕，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看来，无非是一件工业产品的自然生命周期走到了尽头。“我认为大众还是基于经济原因考虑，这款车到了今天，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但就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一旦彼此及与人类建立了关系”，就会表现为“赋予了独立生命的独立体”。在《甲壳虫的全球史》作者伯恩哈德·里格尔的叙述中，这个体型小巧的圆乎乎的“小东西”，远不止是单纯的工业产品，而已经是一件“过着自己生活的物品”。这位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把甲壳虫的演进，放置在二战至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展现了它如何在交织着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半个多世纪中颠沛流离、突围而出，成长为一度堪与可口可乐比肩的全球文化标志。所以在译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乔爱玲看来，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元角度带来的历史厚重感。
似乎是希特勒唯一的好主意
稍稍关注过甲壳虫的人都知道，这款外形“卡哇伊”，却被美国人称为“相貌平平的小妞”的轿车，有一段灰色的过去。从一出生，它就带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意图。它是希特勒政治计划的一个步骤，是第三帝国一项破产的政绩工程。不过，相对于之后的成功业绩，这段灰色的历史反而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
在甲壳虫出世前的30多年里，世界汽车王国的霸主是福特T型车。历史上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模式，也正是由福特开启的。希特勒在福特式的流水线上看到了高效、科学、团结一致和整齐划一。他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渗透着现代性精神的高度技术化环境，而福特汽车的生产方式正与此契合。希特勒很快成了这位底特律工业大佬的崇拜者——他阅读福特自传《我的工作和生活》，还在慕尼黑的私人办公室放上了福特的肖像。1938年，福特75岁生日，希特勒派德国驻克利夫兰大使授予其德国鹰骑士团的十字勋章，这是第三帝国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原本就对各种机械很有兴趣的希特勒，对于价廉物美的福特T型车艳羡不已，遂计划也为德国创造一款“民众之车”。他呼吁德国汽车厂家生产廉价汽车，除了结实耐用，还必须“调整价格以适应数百万潜在买家的消费能力”，以成为民众“周日和节假日的快乐来源”。
希特勒派给汽车厂商的任务，令他们头疼不已。当时，新款小轿车的售价约为2000马克，但希特勒却要求将售价控制在1000马克上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在汽车厂家焦头烂额的时候，曾任戴姆勒-奔驰技术总监的保时捷·费迪南德出现了。他的技术野心恰好和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不谋而合。保时捷不光是技术怪才，还很有交际能力，从一开始就注意和希特勒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保时捷总是穿着三件套装，小心翼翼地与穿着政党制服的纳粹党徒保持距离。然而私底下，他却在纳粹党内游刃有余，并争取到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成为德国“民众之车”的总工程师。
保时捷最终制造出了希特勒构想中的“民众之车”。新车被命名为“通过快乐获取力量之车”（简称“KdF”），虽然技术过硬，却造价不菲。但给希特勒看图纸时，他并没有告知车的真实造价。
“这款汽车将为数百万低收入的新客户敞开大门。”1938年，在柏林举办的车展上，希特勒自豪地宣布。他所指向的KdF，是大众汽车的第一款车，也就是最初的甲壳虫。
但还没等到KdF投入量产，第三帝国就崩溃了。战争时期，生产KdF的工厂被作为军用车生产基地，大批量生产战争急需的“桶子车”。德国战败后，英国占领了工厂所在的沃尔夫斯堡。至于英国为何会保留这个带着纳粹血统的汽车厂，当时的舆论众说纷纭。通过大量档案的梳理，里格尔发现，与美国在占领区全面铲除纳粹文化根源的做法不同，面临财政限制的英国人更希望免遭来自德国人的敌意。他们认为，要修复德国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用那些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70%的建筑和90%的机器都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德国唯一一家可以在战后立刻投入生产的汽车厂。
之后许多年里，甲壳虫的生产和销售逐渐走向世界，其纳粹血统也渐渐为人遗忘。这款在美国南加州设计、德国沃尔夫斯堡开发，并由墨西哥生产的汽车，让许多国家对它产生了认同感。在1990年代的美国，即便是一些保守的犹太人，都逐渐不再纠结于大众汽车的历史，并愿意承认它“非常迷人”。而在英国，人们则干脆称它是“希特勒唯一一个好主意”。
变色龙般的甲壳虫
“刚刚从德国进入美国市场时，它几乎是像一只臭虫那样偷偷摸摸，一点点渗透，这就是它聪明的地方。”乔爱玲说。
二战刚结束时，大众汽车还笼罩在纳粹阴影里。1949年，当大众总经理向公众展示第一辆出口版轿车时，还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与和平年代的景象联系在一起。凭借强大的性能、低廉的价格和可爱的外形，甲壳虫终于从“第三帝国”的遗产，逐渐变成联邦德国战后复苏的标志，真正成为“民众之车”。
“德国人把甲壳虫视为标志，这并不奇怪，但美国人和墨西哥人都争相把它视为本国标志，这就值得探究了。”事实上，“甲壳虫”这个名字本就出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之手，大量销往美国后，他们又给它起了一个绰号，“臭虫”（bug）。“这很能反映美国人作为战胜国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对这款小轿车有一点点蔑视；另一方面，又很喜爱。”
1969年，美国曾上映一部大热的电影《爱情臭虫》。拟人化的甲壳虫汽车在片中扮演了一个憨憨的局外人和失意者，它毫无威胁，而且在进入美国之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跋涉。
大众的总经理也不失时机地在美国媒体面前展示自己的勤劳、节俭和厚待员工，这样的形象与美国人当时提倡的自力更生精神很合拍。随着铁幕落下、冷战开启，大众汽车一跃从美国媒体眼中的敌人变成盟友，而且还是一位秉持纯正美国价值观、依靠福特模式崛起的盟友。此外，在里格尔看来，对甲壳虫的爱好，超越了族群、阶级和政治派别，犹太人与反犹分子、富人与反主流人群、左翼与右翼，都可能是甲壳虫的拥趸。这一点，是其他任何车型都无法做到的。
犹太裔美国人对甲壳虫的态度十分微妙。他们对“德国制造”大行其道深感忧虑，但因为联邦德国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盟友，他们担心对德国的批评会被认为“不爱国”，所以不得不对许多涉及德国的问题保持沉默。1952年后，联邦德国对以色列的财政支持让很多犹太人相信，德国的确已经远离了过去的反犹政策。里格尔认为，美国犹太裔的沉默，是“大众汽车在1950年代商业成功的重要前提”。
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轿车进入美国市场，到了1970年代，销量一度超越福特T型车的甲壳虫，又被逐渐边缘化了。1977年，大众宣布甲壳虫在美国停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臭虫”的灭绝表达了哀悼：“当甲壳虫汽车从我们的生活中挣扎出来的时候，你得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随之而去了。”8年后，甲壳虫又在故乡德国停产。
在富裕的欧洲和北美失去吸引力后，甲壳虫开始扎根拉丁美洲和非洲。墨西哥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大众汽车在这里投入大量资金建造工厂。退出美国市场多年后，1998年，因为预料到怀旧情绪的巨大商机，大众又在美国推出新版甲壳虫，再次赚得盆满钵满。与其说这些美国人买的是一辆新车，不如说他们买的是“记忆里爸爸的第一辆车”。
“我们会让甲壳虫死去吗？”这是大众汽车1960年代的一句广告语。之后几十年里，从德国到美国再到澳大利亚、巴西和墨西哥，甲壳虫一次次死而复生。详细梳理完这段历史后，里格尔坚信大众不会真的让甲壳虫死去，即便“这款车已经老掉牙到要进博物馆”。可他错了。他只是刚好来得及为世界上生产时间最长、产量最多的单一车型，献上一篇深情款款的墓志铭，在2019年的7月。
《甲壳虫的全球史》
[德]伯恩哈德·里格尔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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