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义与体例”是方志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探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实现方志理论研究宏观与微观的会通，还是对于深化方志理论研究，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原文 ：《厘清“义”与“例”的关系》
作者 | 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 韩章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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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义与体例”简称“义与例”“义例”，是方志学的一对基本范畴。这对范畴的生成历史比较悠久。南宋吴子良率先探讨义例关系如何把握的问题。他说：“今其书凡例以义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别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于故实，感得失于世变，寓劝戒于微辞，实关教化，何止证之聚之也哉？”吴氏此言提出三要求。一是要求“凡例以义起”，二是要求“去取以法定”，三是要求采用“按是非于故实”笔法。元承宋余绪继续探究义例关系问题。例如，严德元称《奉化县志》编修体例曰：“仇泰然旧为青人，周美成旧为汴人，而子孙皆生长于此也。此不书，故书之义例也。”这里所言是记人体例。明李贤等称《大明一统志》编修曰：“是非必有据依，以立义类凡例。”秦夔称《无锡县志》编修曰：“本之以郡乘，参之以史籍，大致仍其旧。立义著例，则断以己意。”前引两段话意思相仿佛，都是说按既定义例办事。在修志中，“义”回答“为什么修、修什么”的问题，属目的论范畴，“例”回答“怎么修”的问题，属方法论范畴。在志书中，“义”即内容（含观点和事料），以回答“记什么”的问题。“例”即形式，以回答“如何记”的问题。在用志中，“义”回答“为什么用、用什么”的问题，属目的论范畴；“例”回答“怎么用”的问题，属方法论范畴。义与例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义为主、义定例和例从义
撰著书文以意为主，是我国传统文论的一贯主张，也是传统志论的一贯主张。如清章学诚说：“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又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由此可见，在章氏看来，志中“事、文、义”不仅融为一体，而且“义”还居于统领地位。在义例关系中，不仅有“义为主、义定例”的一面，而且有“例从义”的另一面。明嘉靖《宝应县志略》作者则明确提出例从义出的见解。他们总结《宝应志略》编纂经验曰：“六篇之中，义以立事，例以义裁。”清程廷祚亦有类似见解，他说：“著书者以义为体，而例从之。”民国吴宗慈亦曰：“今作志者必先撰体例，几为一般通则。夫古人著书未尝先有例，要皆随文起例，所谓例由义起者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方志大辞典》也曾设有“因义生例”辞条，其文曰：“修志者需首先确立指导思想和要求，在‘因义生例’，才能不犯‘人云亦云，东涂西抹。不知取舍，不务剪裁’的毛病。”
有常例、无定例和创新例
为文有大法而无定法，此为古文论的一贯主张。如元郝经曰：“文有大法，无定法。”后志界化用古文论观点，提出修志有常例而无定例的新主张。例如，明伍晏就认为，修志是有常例的。他说：“笔削秉是非之公，褒贬严取予之正，无假借诡随，公而不私，此修志之定法。”清戴震则认为修志并无“一定义例”。他针对章学诚《和州志例》说：“此于体例则虽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无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民国寿鹏也有类似见解，他说：“顾例亦何常，惟期其适，但使通人为之，例可自创。戴东原云：‘修志亦无定例，惟所便尔。’可谓知言。”章学诚很重视修志创新立例问题，他说：“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当今修志既重视批判继承传统旧例，更重视从当代和当地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修志新体例和新方法。
义例相辅相成
义和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里说义例相辅相成，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明义对例有指导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要求所用体例都必须有利于义旨的实现。无论是在修志、用志中，还是在志书中，具体的义皆不可能离开具体的例而存在，同样，具体的例也不可能离开具体的义而存在。
自宋始，有些学者就已关注义例关系问题。例如，南宋罗愿论修志曰：“夫所为记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广远也，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其录丁口顷亩，非以览富厚也，务察息耗毋由夺也。其书赋贡物产，非以给嗜欲也，务裁阔 同民利也。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俗美恶，与其人材之聚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这里所言“微旨”即指修志旨意。元张铉曰：“除图考通纪外，表志诸篇各有叙，叙所以为作之意。”明晁必登认为，修志当求义例精当，他说：“呜呼！天下之志多矣。求其义例精当，纪载详明者，何其少也。”
清章学诚也曾经从义例关系角度去评说宋明志书的长短得失。他说：“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剪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当代学界也强调修志必须先定主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817期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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