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亦称用典,即在作品中征引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经史子集中的语句。这是古典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手法之一。因为诗歌这一体裁,受到格律、字数的严格限制,有时很难把曲折复杂的情事表达出来,而如能于古事中觅得与此情况相合者熔铸于诗句中,既能加深和扩展作品的内在容量,又可使读者产生广阔的联想。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1)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向诗人们提出“用事入妙”的要求。所谓“入妙”,就是用事如同不用,即如叶梦得所言:“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词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或如胡应麟所言:“若黄金在冶,至铸形成体之后,妙夺化工,无复丝毫痕迹。”这种融化不涩、天然浑成的境界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

试看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诗: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诗中“护田”出典于《汉书·西域传》,“排闼”出典于《史记·樊哙传》。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字眼的来历,也能明白诗句的意思,领略其中的情趣。因为它在字面上和上下文贯通,在意义上配合着眼前的景物,达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的境界。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2)

再看李商隐的《昨夜》诗:

不辞鹈鴂妬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

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

这是诗人于失意之际写的悼亡诗。前两句盖言不怨群芳衰歇,年华将逝,但惜流尘满室,伊人已亡。后两句抒发伤逝之情,谓昨夜西池凉露盈满,狂风将桂枝吹折,触绪生悲,情何以堪!

诗的第一句出典于《离骚》:“恐鹈鸠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鹈鹅即杜鹃,春分鸣则众芳生,秋风鸣则众芳歇。诗的第二句出典于潘岳《悼亡诗》之“床空委清尘”。

由于这两个典故的巧妙运用,读者即使不知出典,同样可以体会其中丰富的意味,而一经拈出其中所隐含的典故,又能很自然地引起多方面的联想,加深对诗的内蕴的理解。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3)

刘熙载指出:“词中用事,贵无事障。”事障者,大约有四个方面,即援古牵强、用典冷僻、使事深晦和误用古事。下面分别述之。

先说援古牵强。当诗人有幽隐复杂的情事难以表达时,援引古事以相发明,可得意简言赅、情态毕出之效。不过,诗人在借彼之意、言己之情中,要获得这一境界,首先须注意到引得的确,用得恰当,而这一点却常被一些诗人所疏忽。

试看温庭筠的《马嵬驿》诗:

穆满曾为物外游,六龙经此暂淹留。

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成碧草愁。

香辇却归长乐殿,晓钟还下景阳楼。

甘泉不得重相见,谁道文成是故侯?

马嵬驿是唐玄宗赐死杨贵妃处,诗的第四句“埋血空成碧草愁”借“苌弘血”的故事写杨妃。苌弘是春秋时周人,因遭谮而被放归蜀,自恨忠而蒙冤,遂刳肠而死,其血三年化为碧玉。可以看出,诗人用此典寄予了对杨妃的同情。然而杨妃之死虽有令人同情处,但毕竟不能与有志之士的抑郁而终相提并论,所以此事用于此并不妥帖。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4)

用事而不切文情,往往与诗人滥用自夸以矜其博有关。黄庭坚是一个“宁不工而不肯不典”(赵翼《瓯北诗话》)的诗人,所以在用典时常有生吞活剥的情况。

试看他的《清明》诗: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垅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寒食在清明的前一或二日,咏清明而及寒食,自无不可。传说寒食节是为纪念介子推的,所以诗的第六句便援引了介子推有功不愿受禄、焚死绵山的故事。而与此句相对的“人乞祭余骄妾妇”,用《孟子·离娄》中墦间乞食的故事,我们却看不出与清明或寒食有什么关系。如果诗人只是泛言清明所见,那又怎知其必骄妾妇呢?很显然诗人只管拿来,全不顾是否切合文情。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5)

再说用典冷僻。清代袁枚曾写过一首《过马嵬吊杨妃》诗,其中有一联“金鸟锦袍何处去,只留罗袜与人看”,用了《新唐书·李石传》中的话,本不是什么僻典,而读者人人问出处,袁枚便将此作从诗集中删去了(事见《随园诗话》卷六)。这种为读者着想的做法很值得赞赏。

不过,也有一些诗人与袁枚完全相反,他们好用僻事僻典,似乎是故意要人看不懂或不能全懂。这里我们又要说到黄庭坚了。与其同时的魏泰就说他“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许尹在《黄陈诗集注序》中则进一步指出“其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我们只要翻一下南宋初年任渊所注的《山谷内集》,便可证实其话不虚。

《内集》收诗七百十五首,用典之书仅任渊所注明出处的就达四百余种,其中除了读书人所必读与习见的书外,还用了不少冷僻的文集、小说乃至道藏佛经。

试看一些诗例:

《听宋宗儒摘阮歌》:“自疑耆域是前身,囊中探丸起人死。”用《耆域经》中耆域能医众病之事。

《题王黄州墨迹后》:“掘地与断木,智不如机春。圣人怀余巧,故为万物宗。”本孔融《肉刑论》“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之意。

《题燕邸洋川公养浩堂画》:“陈郎浮竹叶,着我北归人。”事出《幻影传》。陈季卿下第不得归,终南山翁折竹叶,命季卿注视壁上瀛寰图,遂得缩地归。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6)

有多少读者在吟咏以上诗句时能与出典相联系?用事如此冷僻,不是故设人为障碍吗?这种不良的风气还影响到宋代词坛,吴文英便是典型代表。试看他的《宴清都》词开端:

绣幄鸳鸯柱,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

这首词咏连理海棠。“绣幄”,指用来护花的彩绣大帐;“鸳鸯柱”,指连理海棠;“红情密”,系形容海棠花花团锦簇,这些都还算可以理解,“腻云低护秦树”句,则就令人费解了。“秦树”是什么意思?原来出典在《阅耕录》。该书记载说,秦中有双株海棠,高达数十丈,故作者以“秦树”指连理海棠。这一句乃是以女子的云鬓衬香腮比喻翠叶护红花。

读这样的作品简直如同解哑谜一般。有人曾为黄庭坚、吴文英这类作品辩护说,不是他们用事过僻,而是读者学识太浅,故时时要对典故问名探姓。如果诗歌一定要满腹学问的人才能读懂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创作者来说,欲求作品胜人,并不在用生典,对此清代的钱泳说得相当透彻:“看古人诗文,不过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便成绝大文章。乃知圣贤学问,亦不过将伦常日用之事,终身行之,便为希贤希圣,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异也。”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7)

接下说使事深晦。使事深晦与否,全在诗人的运用,与典故本身无关。如黄庭坚的《演雅》诗中有这样一句:“春蛙夏蜩更嘈杂。”语出杨泉《物理论》:“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杨泉此书不为读书人习见,按理说是个生僻的典故,然而不注引出处,也无碍我们的理解。相反,若诗人使事不当,有些耳熟能详的典故倒会使人窅窅莫测其所指。

试看李商隐的《谒山》诗: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诗的前两句很易读懂。三四句用了两个典故,一是《神仙传》卷七麻姑对王方平所说的话:“接待已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二是《三辅黄图》引《庙记》:“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这两个典故并不生僻,常为唐代诗人所用,前者如“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卢照邻《长安古意》);后者则以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最具代表性。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8)

然而同样的典故,用到李商隐的诗中,就变得深奥隐晦了,令人不明白他究竟表现的是怎样的思想感情。所以朱彝尊在称赞此诗“想奇极矣”的同时,又有“不知何所指”之憾。就连学问深博的纪昀也不得不承认“未解其旨”。

有些人曾自负其才为之解说,但都经不起推敲。如冯浩认为:“谒山者,谒令狐也。次句身世之流转无常,三句陈情,四句相遇冷淡也。”说谒山就是谒令孤绹,是出于臆想,毫无事实依据,以下的解说当然也是附会穿凿了。

又如何焯认为:“一杯春露,指武帝承露盘,言千年之乐尚不能得,安能买沧海乎?”以“千年之乐尚不能得”来解释“一杯春露冷如冰”,也让人有勉强凑合之感。

毛奇龄曾说李商隐诗“皆在半明半暗之间”,此话虽是以偏概全,却也道出了其诗用意过深、用词过晦的事实,而这种弊病又主要是在使事时产生的,所以元好问要发出“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的感叹。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9)

最后说误用古事。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告诫说:“使事运典,最宜细心。”他要求的细心是:“第一须有取义,或反或正,用来贵与题旨相浃洽”;“次则贵有剪裁融化,使旧者翻新,平者出奇”。我们不妨再补充一条,即“故事虽了在心目间,亦当就时讨阅,考引事实无差,乃可传信后世”。增加这条要求,是因为我们看到不少作品在使事时,张冠李戴、误引用之的情况较为严重。

试看高适的《送浑将军出塞》诗中一联:

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

这二句诗人以古代名将李广、卫青比拟浑将军,称颂他身先士卒、精于用兵。前一句所言之事史书有记载,后一句所言之事则不见于文献。考《史记》《汉书》,不学孙吴兵法者乃霍去病。《汉书·霍去病传》载:“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可见,“卫青未肯学孙吴”乃是诗人粗心误记。

王维也曾谬用卫霍事,其《老将行》诗中有这样二句: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诗句通过卫青与李广的对举,诉说老将昔时遭遇。《汉书·霍去病传》云:“去病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显然“不败由天幸”乃去病事,非卫青也。

诗词构思技巧(学会典故运用技巧)(10)

蔡绦《西清诗话》指出:“古今人用事,趁笔快而误者,虽名辈有不免。”苏轼便是这样一个诗人。其虽善用故事,但下笔痛快,常不复检本订之,因而多有误处。

如《次韵钱舍人病起》诗:

何妨一笑千疴散,绝胜仓公饮上池。

《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则知“饮上池”之水者乃扁鹊非仓公淳于意也。

在诗歌创作中,若能克服以上诸种毛病,那么,我们自然就能进入到“用事入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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