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周游列国，也快回家了。这段书编排在这里，是有其意义的。在孟子表示要回去以后，他的学生万章，提出了问题。
孔子的这一段故事，在《论语·公冶长》中曾有记载，这里万章提出来问孟子说，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感觉其道推行不了，准备回鲁国去讲学了。当时曾经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挂念那些学生，说学生之中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狂”，大概就是现在流行的青少年问题，青少年大半都有傲气，狂气，自己都要创新。第二是“简”，对天下事看得很容易，认为只要自己来干，就有办法。年轻人的心理多半是这样，非“狂”即“简”。孔子接着说“斐然成章”，就是指这班学生，虽然如此，但是都有一些成就，每人都各成一种典型。如子贡、子路、颜回等等。因此孔子回去了，然后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赞《十翼》，整理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现在“五经”的著作。实际上孔子整理中国文化的大典，主要在一部《礼记》，要了解中国文化，首先要了解《礼记》。
《礼记》并不是只教人行礼。《周礼》、《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周礼》是讲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哲学的原始资料；
《仪礼》是讲人生的仪节、礼貌、生活的规范；《礼记》则包涵得更多，哲学、政治、军事、教育、社会、经济、艺术、文学、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渊源的宝典，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形而上的宪章。所以真正要了解中国文化，首先要了解《礼记》。
《春秋》这部史书，孔子写来非常得意，也非常痛苦、悲切。他写完了这部书，最后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学好历史哲学的人，深通做人做事的道理，可以避免生活中对国家民族可能产生的罪过，而走上一条正路。一个人如果学历史哲学学得不好，只把人性和历史背后的黑暗面了解清楚，那就很容易学到坏的一面。人学坏以后，就会像晋朝桓温所说——“纵不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不管香或臭，只管事功、名位。其实，千古至今比桓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还有啊！也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了解历史的反面以后，修养有偏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孔子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意思是说如果在千秋万代以后，有人读历史，不懂《春秋》的含义，专门学坏的一面，那我（孔子）就罪过无边了。
此外，在学术方面，孔子研究了《易经》。他在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方面，《论语》中不大看得出来，要深刻了解他著的《周易》中的《系传》、《文言》等《十翼》，才会知道。
孔子删《诗》《书》，在保持文化的感情方面，集中在《诗经》三百篇。当时，因为各地言语没有统一，各诸侯国的民风情绪不同，习俗不同，他把各地的民歌、情歌，都搜集起来，删除不好的，编辑成这部《诗经》。当然，与现代的诗歌比较，两者相差很远。《诗经》中的诗篇，每首每字，都代表了许多观念与意义，如果读懂了《诗经》，就能了解古人的思想、情感，与现代人并没有不同。
另外一部为《乐经》，内容包括了音乐的法典和国民的康乐生活，后来这部经失传了。秦始皇烧书只烧了一点点，罪过更大的是项羽，咸阳三月一把火，几乎烧掉了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后人却把罪过统统归到秦始皇的身上，让他替人背了黑锅。其实秦始皇只是把中国文化的典籍，全部集中到咸阳宫，而项羽这个二十几岁骄狂的年轻人，进到咸阳，一发脾气，火焚咸阳宫，连烧三个月，天下丰富的文化财产，就这样被毁了。所以民国以来，有名的才子易实甫，写诗说项羽：
二十有才能逐鹿 八千无命欲从龙
咸阳宫阙须臾火 天下侯王一手封
孔子的《乐经》丧失后，有人怀疑《礼记》中的《乐记》就是《乐经》，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乐经》不至于那么简单。也有人说，后来道家修道的方法，都在孔子的《乐经》中，可惜失传了。
总之，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赞《十翼》，为我们后世，留下来这些文化的财产。
孔子写《春秋》，写到“获麟”时，就是孔子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梦中见到圣庙中在祭祀，而自己也在神座上受别人的祭拜。梦醒以后，他告诉他的学生说，他将要离开人世了；等于释迦牟尼佛快要涅槃的时候，在定中见一面金鼓，被敲得分裂成五块。出定以后告诉弟子们，自己将涅槃了，并说将来的佛法，会四分五裂，产生许多派系。孔子与释迦佛的情形相似，就在这一年，鲁国出现了麒麟。古人的观念，麒麟、凤凰为稀有的祥瑞灵物，要在天下大治的太平时代才出来。孔子认定出现的是麒麟以后，非常感叹地说：在这个乱世，你来干什么？这等于说，你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那我也该走了，真是生不逢时。孔子已经深切地感到，无法挽回这个乱世了。
我们了解了孔子晚年的事迹，再读这一段书，就知道孟子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在周游列国之后，看到时代无可挽救，准备卷铺盖，要回家乡去了。更妙的是，这里没有明说，是由万章发问而提出来的。
万章说：当孔子在陈国的时候，曾经说：“盍归乎来。”这个“盍”字，是一个虚字，是说话前的一个语助词，所以叫做发语词，像是一声叹息。等于现代说话时，首先说的“那么”、“这个”、“唉”、“嗯”等等声音，有若干踌躇的态度。此字也可解释为“何不”的意思。我们看了这几个字，可以知道，古人的文章也是抄来抄去的，后世晋朝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就是从这里抄来的。
孔子的意思是说：唉！我们回去吧！或说：我们何不回去呢！
想到回家乡去，也就想到他的那些学生，前面已经略作解释，但是有一句话，在《论语》中没有记载，只是在这里由万章说了出来，就是孔子说“进取不忘其初”。一个人读书到大学毕业，乃至继续深造到博士学位，踏进社会的第一步，准备做什么？这是“进”；而“取”，是准备在这人生中走哪一条路，做一番怎样的事业，合起来是“进取”。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进取不忘其初”，当一动念开始考虑的时候，不要丧失自己孩童时的那份纯洁，不要忘了原来的最初的本心。
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抱负很大，看天下国家大事也很简单，这就是“狂简”。当然，“狂简”并没有错，因为“狂简”的心理比较纯洁；后来久了，染污比较多，染污多了，原来的初心就被蒙蔽了，变样了。所以学问并不是知识，知识反而是最厉害的染污，知识越多，心中的染污越大。学问是自己做人做事时的心，那是个天然纯洁的童心，是小孩子坦然、纯洁可爱的童心，那就是初心。
孔子说他的学生们“进取不忘其初”，这是一般人最难达到的修养工夫。一个人在人生的路途上，不管自己的功业成就多大，能够“进取不忘其初”，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例如明朝开国的帝王朱元璋，由一名小和尚而达到皇帝之位；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由小军官做起，最后当了皇帝。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说过，“勿忘初心”，意思是：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必把皇帝抬得太崇高了。这也正因为他们当了皇帝，气度到底与一般人不同，但是在他们的心理上“不忘其初”，就是要平凡、平淡，不要被染污了。
所以中国古代做官的人，退休后所作的诗文，往往有“依然还吾是初心”这一类的句子与思想，做了几十年官，做了几十年的事业，现在回到乡下去，种种花，锄锄草，养养老，此心还是和童年时候出来读书时一样。还有一句话是“还我初服”，意思是：本来是一个乡下的小孩，当年出来，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学生装，几十年来曾任各级的官吏，乃至地位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穿过了紫袍、红袍、蓝袍、绿袍，各级的官服，现在年纪大了，辞官回家，脱下了那些锦袍玉带，回到故乡。还乡后穿回以前的布衣裳，没有架子，像是没有做过大官，没有建立过大功业的样子，清闲自在，和儿时的同伴往来，坦率诚恳，无有挂碍，其乐融融。
所以在这里，特别将这句话提出来，希望今日的青年，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当完成学业，踏入社会的时候，能够“进取不忘其初”。
万章现在对孟子提起孔子的这几句话，也是因为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感慨，所以故意提出来问孟子。他言外之意，等于说：老师，我们还是回去种田吧！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不过万章问孟子一个问题：孔子当年在陈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自己鲁国的那一班学生呢？
孟子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孔子当时认为那个时代，没有办法挽救了，因为人心没有办法挽救了。时代到了某一趋势，整个社会都是同一个思想，就算其中有一两个人高明，也抵不住时代思想那个潮流。说是用暮鼓晨钟，青磬木铎去敲醒，其实把磬打破，木鱼打扁了也没有用，敲不醒的。所以孔子感到“不得中道而与之”，不能够符合道德、道理而行，因此想起了自己的那一班学生。这一班三千弟子也满可爱，至少有两种典型：一种是“狂”，一种是“獧”。
在《论语》上，“狂”是和“狷”连在一起讲的。所谓狂狷，狷就是狷介，个性非常方正，内向而带一点孤僻，你的是你的，绝对不想占你丝毫便宜。有人恭维他非常好，他会答复说：“我有什么好？别乱讲。”“狂”的人就是子路这一型人，孔子问他的志愿，他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照现在的生活，是坐最豪华的汽车，穿最漂亮的贵重衣服，凡是我的朋友，也都有这种生活，由我负责，穿用坏了就算了，一点不在乎。这就是子路“狂”的味道，气魄非常大。所以最后，他可以为仁义，为忠贞，死就死，为卫国而战死。在临死之前，虽一身创伤，血渍满襟，他想起孔子的教训，还是坐得端端正正，戴好头盔，整理好战袍，庄严谨肃地死去。
孟子这里所提的“獧”，就是狷，狷介的人，那是绝对有超然独立品格的。但这个品格的标准是：我要自由，你也要自由；你的东西我不碰，你的范围我不侵入。
孟子说，孔子知道这个时代无法挽救，宁可回去，找这帮“狂獧”的学生。
“狂者进取”，狂者能够努力向前走，不管任何艰难困苦，非冲破不可！没有灰心。不会像现在的青年，规矩是很规矩，功课也很好，深度近视，在路上贴墙角走，畏畏缩缩的。“狂”的人自有他的气魄，不低头，不灰心，永远前进，永远努力。
“獧者有所不为”，狷介的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认为不该做的事，宁死也不做。像文天祥等等，不投降就是不投降，违背了人格的事，绝对不干；说不干要杀头，他说没关系，一个头不过六斤四两重，要拿便拿去。
孟子说：孔子当时，难道不希望青年得其“中道”吗？“不可必得”，他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因此想想，还是自己这帮学生，算是不错了，于是下决心回去，还是教育他们去吧！
万章于是又礼貌恭敬地问：“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请原谅我的大胆，敢于打断您老人家的话，请问一下，什么是“狂”的标准？
孟子说：像孔子的学生琴张、曾皙以及牧皮这几个人，他们的态度，可以说就是“狂”了。
琴张最好的朋友子桑户死了，大家去吊丧，都很忧伤，有的流泪哭了。琴张也去吊丧，他却说：你走了，好吧！我唱一支歌送你。他靠在门上就唱起歌来，唱完歌就走了。
曾皙也是这样，季武子死了，他也是去唱歌。因为他们已经“了生死”，看透了生死，生死只是一种形态，他们知道这个朋友的道德、学问、修养，仍旧存在，所谓“灵魂不灭”，精神没有死。所以曾皙不像一般人那样，哭着送他走，而是唱歌送他走，气魄有如此之大。人生最痛苦，最难受的是生离死别，在这个时候，能处之泰然，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孔子、孟子，则说这是“狂”，而禅宗大师中，这些情形很多。例如南宋的大慧宗杲禅师要涅槃时，徒弟对他说：师父你还不能死。
大慧宗杲说：为什么？徒弟说：自古以来的宗师，涅槃的时候，都留有偈子，你老人家还没有留偈子。他拈起笔来，大声呵斥道：没有留偈，就死不得啊？这就是“狂者”。
孟子告诉万章，像琴张、曾皙、牧皮等人，就是“狂者”，万章仍不懂，又问：那怎么叫做“狂”呢？
孟子说：所谓“狂”的人，胸襟宏大，同天地一样，意志“嘐嘐然”，其思想境界，扩大得像宇宙一样，包罗万象。
胸襟宏大是很难的，并不是肺活量大，也不是胸围宽，而是思想上器量大，对什么都不在乎。曾经有一个人，手掌都被机器压伤了，送到医院去，那是在几十年前，医疗技术、设备、药物都还落后。医师诊断后，告诉他要从上臂胳膊部位切除。他问如果不切有什么后果，医生说，不切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就吩咐医生替他切。小医院一时找不到麻醉药，他叫医生不必上麻醉，动手术硬切好了。他就自己坐着，伸手给医生做割切手术，痛得他全身直冒汗，可是一动也不动。后来只说了一句话：“切快一点好吧。”这是他痛得太厉害时说的。事后有人问他，失去一条手臂伤心不？他说，这有什么好伤心的，反正伤心也得切，不伤心也得切，已经切得够痛的了，如果再加上伤心，就太不合算了。
这就是“嘐嘐然”。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可也得靠宽大的胸襟和器度。有些小姐们，看见一只蟑螂，也尖声高叫连眼泪也掉下来，吓成那个样子，就和“狂”极端相反了。
万章一听就说：这只是古代的人啊。现在的人心量越来越狭窄了，一点点事情，心里都放不下去，被人多看了一眼，就会生气杀人，没有胸襟可谈了。
不过话说回来，几十年前，听老一辈的人说：“人心不古，江河日下。”我们心里非常反感；但没过一二十年，现在我们这一辈也有许多人说：“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古与不古，行与不行，说这个时代不行的人与这个时代最不行的人，也都照样地活下去，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人类就是这么一回事。
孟子又对万章说，这种人的胸襟，是令人向往的，毫不藏私，他的情感、思想，和太阳一样光明，掩盖不住，这是“狂者”。
孔子的学生中，“狂”的没有几个。他最爱的学生，当然是颜回、子路、子贡、曾子等等少数的几个。子路虽“狂”，可是狂得并不算高明。第一个够得上“狂”的是子贡，有时候他对于孔子的话，并不完全言听计从。那个时候的观念是轻商的，但是子贡发展他的生产事业，一边走他的商道之路，一边做他的学问。孔子虽不完全赞成，但也不阻止。在《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次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就是说子贡有时候不大听我的话，连我也把他没有办法，但是他去做生意，只要他估计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所以孔子晚年的生活，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子贡供养的。子贡有的是钱，什么官也不做，什么也不干，他玩他的财富。孔子死后，三千弟子服心丧三年，子贡则庐墓三年，守了三年墓（《史记》谓大年）。据堪舆家的传说，孔子在曲阜的墓茔，也是子贡勘的风水。最初有人选的是后世汉高祖所葬的陵寝，子贡去看了以后说，这个地方大不了葬一代帝王，不配葬我们老师，我们老师是万世之师，是精神王国中永远的王，于是选了曲阜这处地方。不过，子贡也说，曲阜的地，每逢某一个时代，会令孔门有女祸，需要小心，但决不会妨碍夫子的圣德。于是同学们才决定把孔子葬在曲阜。
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一次齐国来打鲁国，孔子自己的国家受到侵害，只好准备亲自出马，要救自己的国家。子贡觉得老师年事已高，不宜亲自出面，因此说：老师，还是我去吧。孔子听了非常高兴，知道他出面一定可以为鲁国解围。于是子贡就出去办外交。子贡先后去了吴、越、晋等诸侯国，看清形势，先后挑起了齐、吴、越、晋的矛盾，反而解除了鲁国的危难。他自己若无其事地回到鲁国。他有的是本钱，第一国际之间友人多，第二在路上一面办外交，还可能一面做国际贸易，赚人家的钱。他的外交策略与手法，岂是后来的苏秦、张仪之流可以比拟！这是子贡的“狂”。相形之下，子路的“狂”，则是小的了。
第二个狂者是原宪，他曾经替孔子管过总务。孔子死后，他退居在草莽（平民社会）之间，还有一帮人跟着他，等于草莽英雄的头子。可是他自己穿得破破烂烂，并无任何物质享受。子贡也最喜欢这个同学，到处去找他，终于打听到他的住处，带了许多随从，到一处贫民窟里，挨户寻找，最后原宪从一个低矮的茅草棚里钻出来。子贡看见他面有菜色，穿的住的都这样破旧，就对他说：师兄，我看你很穷嘛！他说：我不穷，只是我有病。子贡问他生什么病？他说：时代病。于是大骂子贡一顿说：老师死了以后，世界乱成这个样子，我们对社会、国家、世界，毫无贡献，不能行老师的道，你还有心肠摆这副“后车千乘，食前方丈”的排场与我相见吗？你走吧！子贡原来想送点钱给他用的，不料挨他一顿训，这是子贡一辈子没有遇到过的，他被骂得满脸通红，但也很佩服原宪这种狂狷的气度。
孟子说：求“狂者”既不可得，就求那些“不屑不洁之士”，也就是“獧”者，所谓狷介之士——不干净的钱财他们是绝对不取，不干净的事绝对不屑去做的人。这些人好是好，他们抱“独善其身”的主张，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其他的一概不管，比“狂”的又差了一层。但这两种人，都是可爱的，或走这个“狂”的极端，或走那个“獧”的极端。其余的一般人，叫做“无所不为”，走什么路都可以，那就不必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