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作者：刘爱成 刘畅
编辑：付玉梅
6日清晨，台湾佛光山宣布，开山宗长星云大师5日下午在位于高雄的佛光山传灯楼开山寮圆寂。
星云大师毕生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积极推动两岸佛教交流交往。
2012年7月，《环球人物》记者曾在台湾佛光山专访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气色很好，慈眉善目。记者曾获悉，星云大师因患糖尿病，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可握手时，他依然注视着我们，眼神那么亲近、真诚。
·星云大师在佛光山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
“师父，您的眼睛真的看不见吗？为什么和您说话，总是看到您在直视着我们？”
“我能看到你们的心。”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
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
无论什么夜晚，天空都会出现了星；
无论什么白天，天空总会飘浮着云。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点点的星，扩大了人生。
片片的云，象征着自由。
……”
1951年，星云大师在台湾新竹青草湖畔创作了这首名为《星云》的诗。他的生活正如诗中所写，无论黑暗或是天阴，他都在自由地扩大人生的可能。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几乎不敢抚养他。
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到和正常婴儿一样。他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念《般若心经》，还和姐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
“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
当时物质匮乏，不便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所记记在心里，“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心里温习一遍，如此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
他至今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偎在她的床前，听从母亲的教诲。
·1994年，星云大师在南京看望母亲。
“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
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
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
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
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
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轰炸时剧烈的震动，把睡在上铺的星云大师整个人震落到地板上。
“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时期”，星云大师步入了“阅读时期”。
最初，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
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星云大师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
后来，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湾的情形，星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８个字来形容。“那时，台湾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座仓库里。”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稳下来。闲暇时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写下了一本《无声息的歌唱》。
之后，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
“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里的青年；我经常忍受饥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1953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了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许多青年来学佛。
·1953年，星云大师在台湾宜兰。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学校下令取消了”。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台下有数千名听众，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来，下来！”
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当然不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种应酬。“每次开会，如果我不出席，人家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月没有回寺吃饭。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如果不应召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星云大师觉得如此下去，终非久远之计，他开始考虑“定居”高雄。
一以贯之的心愿
在高雄，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穷的地方、苦的地方、不值钱的地方，没有人要，没有人跟我争，我终于可以来发挥了。”
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开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
·星云大师（中）在佛光山勘察地形。
“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了，于是为佛光山订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我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人间化、现代化、生活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40岁到50岁，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育培养人才”。
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
1986年，当佛光山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那年我59岁，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
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
“我一以贯之的心愿就是两岸和平。我还是觉得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太慢了，我感到时不我待。时间很快啊！我想对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星云大师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记者问星云大师，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星云大师用了四句话作答——“光荣归于佛陀，所有的光荣不是我的，是佛祖的；成就归于大众，所有的成就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利益归于常住，假如有人要给什么利益，不是给我的，是给常住机构寺庙的；功德归于信徒，我自己很平凡，也很快乐。”
星云大师留给世人的智慧，一如“星云”般长存……
总监制： 吕 鸿
监 制： 张建魁
主 编： 许陈静
编 审： 苏 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