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梁启超誉之为“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同样如此“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有梁、毛、蒋等人的称赞背书，大大提高了曾氏的知名度。那是不是就可以迷信曾氏乃一代完人呢？这肯定是说不通的。对其是非评价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暂且搁下，我就其家书谈谈我的所想所感。
我读的是长江出版社出版的精华本《曾国藩家书》（节选本），唐浩明作评。其内容主要是曾氏对其诸弟及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特别以对曾国荃的书信为多。曾氏作为家中长子，又是唯一中进士的，想必在族中声望很高，对诸弟的信中充满为人兄长的关切之情和谆谆教导。
曾氏虽对家族的影响经久不衰，但我们也知道，每个人性格迥异，非三言两语的书信所能改变，特别是曾国荃，做事自有一套，把曾氏的很多说辞都当成了耳边风。不过我们仍要认识到言传身教的重要性，曾氏能自我要求严格，润物于无声，看似不能化一人，却能化一族。造就曾氏家族成为近代历史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非当时的名臣左宗棠、胡林翼等可比，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家风吧。接下来将我的所读所感总结为四条，算是与诸君共勉。
一、事无分大小，皆贵有恒
大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至于明明德”。然古今治国者有几人，平天下者又有几人？切莫以志向高远自矜，否则沦为“画虎不成反类犬”，成为好高骛远之徒。对于众多的普通人，在世间不过短短数十年光景，只是“生下来，活下去”而已。“谈什么王侯将相”，不过世间一掊土，“说什么皇权富贵”，都成过眼烟云。唯有立足于脚下，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推己而及人。修身即修心，齐家即格物，事事皆为大事，此乃举轻而若重。若真有所谓的功成名就，治国平天下，也不过是小事，此乃举重而若轻。
有立志之心，而无立志之行，终将是黄粱一梦。立志为人，但从一言一行做起；立志为文，但从一词一句读起。有恒心且有恒行，才能积跬步以至万里。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恒心者常有，而恒行者少矣，能不戒哉？
二、名当副其实，但求其实
古人曰：“名满天下者，其实难副”。人人都希望立大功、成大名，岂知世间立大功之人有几？多者不过是暴得大名辈而已。名器乃天下重物，若名不副实，怎能堪其重？终将成人笑柄，更有甚者，必罹大祸。
名高而位重，人人之所愿，但忽视对自身的提升，一旦暴得大名，恐亦难能善终，古往今来的例子很多。要做到名副其实，必须畏天命、畏人言。这个“畏”是敬畏之“畏”，非畏惧之“畏”。有敬有畏，则反求己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畏有惧，则恐人之言己，则堵人悠悠之口。敬惧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无患得患失之心，则誉来我不为之心动，毁来我不为之色动。身外之物，身外之言，皆可为实，可为虚。敬实而畏虚，不求其名，但得其实。
三、知天命，尽人事
湘军攻克金陵之时，曾国藩立绝世之功，时人阿谀，比为郭子仪、裴度。曾氏作为湘军的统帅，自当体会功成名就的欣喜，而他却更加战战兢兢。在后来与他人的言谈中，把湘军成功更多的是归结为天命，是一种运气。家书中也常有这样的表达，我们不可怀疑曾氏只是做做样子、谦退而已，他自认才不过常人，唯勤与恒能补己之不足，对于湘军的成功，他虽然全力以赴，但其成功绝非只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把成功归结于天命，不是自我标榜得天之助，而是顺天之命，这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若我们看他的经历，或许不难理解他的举动，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氏虽为统帅，但其军事才能并不如意，反而多次陷入险境，身不被俘而辱死，实乃幸运。身陷绝境之时，欲自杀多次，凭借屡败屡战的拼劲，最终挺了过来。对于一个久经战场、看透生死之人，把成功归于天命也就不奇怪了。
曾氏提出的“知天命，尽人事”（这句话非曾氏原文），有力的把“天命”与“人事”联系起来，对于天命，人只能顺之，虽有盖世之才，在时势的左右下，又能如何？古今功成名就之人，大多都是大浪淘沙而幸存下来，不幸被淘汰的又岂皆庸能之辈？只是时运不济罢了。在这个过程中，人亦当“尽人事”，把人力所能做到的做尽，而成败就看上天是否眷顾，如此也可无悔。
四、花未全开月未圆
物极必衰，自然之理。非人力所能改变，何必追求物极呢？曾氏把“花未全开月未圆”当作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这种忌物盛的处事方式亦可看作“求阙”，凡事留一线，不可追求完美，从心态上看也是一种知足长乐的心境。我们在看待这种心境的时候，要以积极来理解其中的深意，而非消极的看待为不尽力，否则就与“尽人事”大相违背了。
若真到达物盛而溢，月满则亏的境地，又当如何呢？只不过做到顺天命，尽人事罢了。但不求极盛，亦不当极衰，这都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历观世代豪门世族，其衰未必关乎天命，实乃人事作祟。
时至今日，我们看待古人或许更能客观，但也有好事者，捧曾氏为古今完人，什么当官要学曾国藩，实在是哭笑不得。时势已然不同，曾氏所处的是皇权时代，而今是现代文明社会，曾氏的做法，放之今天未必有用。读书读歪了，不但贻害自身，而且遗祸他人，可叹！
这些家书基本都是曾氏三十岁后所作，作为平定战乱的重臣，曾氏的心境、处境与我等常人自然不同，万事万物虽都脱离不了一个理字，但又切忌凡事对号入座，自攀先贤。比如年青人的心境与年长者自然不同，对世事的体会有着天壤之别，若五十多岁的曾氏看待功成名就，想到的自然是谦退，而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功未有一分，名不值一文，高谈谦退之理，恐怕未必适宜，反而显得迂腐；若年事已高，反要学曾氏平乱时的“打脱牙和血吞”的闯劲，恐怕亦非长久之道。
先贤之言亦非句句圣言，若不切实际，虽读万卷书，也不过是呆子罢了。小子读书，只知其理，识其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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