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昊文艺”
文 | 航鹰
韩伟和施光南是天津音乐学院同学，施学作曲，韩学小提琴。韩伟谦称小提琴拉得一般，但他喜欢写歌词，和施光南凑对儿，一个作词，一个作曲，成为黄金搭档。
前年中央电视台“向经典致敬”栏目做了一期向词作家韩伟致敬的专题，看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韩伟的面容，我感慨万千。
我和韩伟的熟识，大约也是1978年天津歌舞剧院排演拙作歌剧本《喜事的烦恼》开始的。他常到我家聊天，因为他讲的故事非常生动，是我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他热情洋溢思维敏捷，口才很好，讲起话来眉飞色舞活力四射。他还是一位现代徐霞客，游遍名山大川。我的女儿和儿子那时还是少年，很是崇拜他，过些日子不见他们就会问：“韩伟叔叔什么时候还来讲故事？”那个年头儿家里没电话机，他这人来无影去无踪，只能等着说不定哪一天他会翩然而至。
和韩伟的友情使得施光南成了我“朋友的朋友”，当年艺术座谈会讨论会很多，有一阵子我被借调到文化局工作，经常在会上见到各个院团的“尖子”，和施光南私人接触不多，见了面或发言的观点却总是有一种相知与默契。韩伟和施光南是天津音乐学院同学，施学作曲，韩学小提琴。韩伟谦称小提琴拉得一般，但他喜欢写歌词，和施光南凑对儿，一个作词，一个作曲，成为黄金搭档。上学时他就拉着施公子逃课去南市听说书、相声、大鼓、天津时调……施公子家在北京，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音乐天分很高，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那段经历以及后来的遭遇帮他了解民间艺术，后来才能写出那么多“接地气”的歌曲。
韩伟还有一大功劳──发现了关牧村。他在某场工人业余演唱会上听了关牧村的歌儿，跑回剧院向施光南推荐“少有的女中音”。引起施光南的兴趣。韩伟找到关牧村，陪着她到剧院试唱，施光南一听关牧村的嗓音又惊又喜：“我的曲子就需要这样的声音，终于找到了！”
从此，天津乐坛开始了“作曲施光南、作词韩伟、演唱关牧村”的“铁三角”创作巅峰期。《打起手鼓唱起歌》《家乡有棵相思树》等名曲都诞生于那个时期。
很多人都不知道，后来这一对“旋律兄弟”成了难兄难弟。咱们天津出了这样三位年轻的音乐天才，本来应该是一座城市的骄傲。可是，“文革”时期市里负责文教的领导人却批评《打起手鼓唱起歌》是“靡靡之音”。我觉得很奇怪，那首欢快跳跃新疆风格的歌曲怎么会是靡靡之音呢？后来才听说那位外行领导嫌“来来来，来来来……”太多了。须知那是“十年十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禁锢时代，哪能容你“来来来”呀！
前后脚儿我也遇到一桩怪事：1970年我在剧院文艺组工作，文化局派下来个创作任务，要求话剧和曲艺组成一个宣传晚婚与计划生育的宣传队下基层演出，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要和曲艺团“组台”，人家又拉又唱又说相声，话剧只靠“白话”肯定吃亏。我想只有写个喜剧观众才爱看，当时女儿尚在哺乳期，我深知带婴儿的艰难，于是写了独幕喜剧《计划计划》。剧情很简单，说一个老太太急着抱孙子，催儿子与其女友结婚，一对年轻人则想多学习几年。老太太叫来女儿帮助劝婚，女儿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的哭小的叫，老太太累得团团转。三个年轻人一齐劝，妈妈终于想通了……这么简单的小戏，由于有赵路院长导演，进城干部、老演员齐玉珍主演，剧中两个襁褓中的洋娃娃的喜剧效果十分有趣。巡回演出时不仅不输曲艺节目，剧场演出还获得轰动效应。当时我年轻煞是得意，后来才意识到那出小戏所以能够演出百场不衰，是因为“十年看八个样板戏”的观众文化饥渴，好不容易看着了喜剧那就疯乐傻乐呗！不料，当年极“左”风潮厉害，大会小会批判，一个40分钟的小戏竟然被扣上了4顶政治帽子：“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误会法”……上面可能碍于赵路导演（当时他从“牛棚”被“解放”不久）和老演员齐玉珍，投鼠忌器，雷声大雨点小批了一通，也没有把我怎么的。不久就到了1976年，《计划计划》又狂演了一阵子，一下子就把我推成天津编剧“后起之秀”了。
施光南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不知当时市里还拿了他个什么错处，把他“下放劳动锻炼”了。歌舞剧院领导人不敢不执行，但又担心施光南的身体，小施独立生活能力低，不会做饭，又只能吃素，下放到基层恐怕难以适应。上面有令不去又不行，于是领导找韩伟谈话，希望他陪同前往。江湖义气第一桩，韩伟毅然同意“陪绑”。后来的遭遇，说明剧院领导人的安排太必要了，若是没有韩伟的陪伴和照料生活，体弱的小施独自一人很难熬过来。义气二字说着容易，行动起来一言难尽，一对“旋律兄弟”到了渤海油田、大庆油田钻井队去劳动，去东郊农业队、大王圈公社去务农、去唐山煤矿千米深的井下采煤，甚至远至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听说他们去了那么多艰苦的地方，我心疼得直想大哭一场。多亏了有知心朋友同甘共苦，他们才盼到苦尽甘来回到剧院。《三国演义》中有句名言：既生瑜，何生亮？我想可以借其句式感叹：既生南，必生伟！天佑英才，可幸哉！
他们回津以后，韩伟来我家聊天，我问起他们的下放生活。谁能料想，他在讲述那段经历时却嘻嘻笑道：“我们俩抽空完成了歌剧《屈原》的剧本构思和乐章大纲！”后来有人问他们怎么会想到创作《屈原》呢？他仍然像是在说一桩笑话：“屈原是流放，我们是下放，反正都是放呗！”置身于千米矿井、东北边陲、沙漠荒野，还能放飞旋律、放飞心灵、放飞艺术家的创作激情，真真令人可钦可敬可赞可叹！
那段苦寒生活对于艺术家来说是逆境也是财富，尤其对于曾经的翩翩公子施光南来说，若是没有被惩罚式的“深入生活”，日后很难写出《多情的土地》《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样的震撼灵魂的歌曲。
1976年金秋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气洋洋迎接国庆节。那一年涌现了个民俗奇观──家家户户摆酒吃螃蟹，寓为横行者的覆灭。施光南、韩伟都不会喝酒，却激情澎湃地创作了《祝酒歌》。经同为天津籍的歌唱家李光曦首唱，顷刻创下了全国人民“同唱一首歌”的盛况。“今日啊畅饮胜利酒”“杯中洒满幸福泪”……只有我们这些老朋友才能听懂歌中发自肺腑悲喜交集的呐喊，才能掂出用青春与热血铸成的词曲的生命重量！这一对饱经磨难的年轻艺术家，该有多么深厚的家国情怀，才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该有多么敏感的对历史拐点的辨识与理解，才能写出这般优美动听赢得亿万百姓内心共鸣的歌曲呀！音乐评家称赞《祝酒歌》是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大歌”之一，准确恰当绝非溢美之词。中外歌曲多如牛毛，风靡一时者有之，传扬四海者有之，又有几首堪称里程碑呢？
天津不仅曾经盛产音乐家歌唱家，也盛产里程碑式的歌曲：王莘的《歌唱祖国》、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都与共和国诞生、同时镌入史册；在国家民族命运又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转折，则有了全民共唱的《祝酒歌》。
改革开放以后，“旋律兄弟”真的放飞了旋律，迎来了新的创作巅峰。除了一批演唱歌曲之外，他俩在天津人艺老一辈导演王泉指导下还把鲁迅名作《伤逝》改编成歌剧在北京公演。记得有一天韩伟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里，一进门就说：“为《伤逝》发现了一个绝了门儿的女主角，声音好到用录音机都糟蹋她的嗓子！必须听原唱，她的音色一丁点儿杂质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指的是日后红透海内外的殷秀梅。
施光南的英年早逝，可把韩伟给闪苦了。1987年有个机会他到了中央电视台参加春节晚会筹备工作，1988年春晚由他策划并撰写歌词的《相聚在龙年》一曲打响，此后他又做了三年春晚总体设计，提出了“天地大舞台”“同一首歌”等绝妙创意。我的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但只要在电视上见到韩伟的名字仍会雀跃欢叫：“快看，韩伟叔叔！”他始终在北京发展，直到年过七旬还能和中央台的年轻人一起拼搏，真真令人钦佩！
韩伟没有忘记家乡天津，在中央台工作时策划了《综艺大观》第81期天津专辑，点名叫我去充当嘉宾主持。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拍摄综艺节目这么麻烦，他这个“大写”早在10天以前就交了策划文稿，经袁德旺导演审阅，已经修改好几次了。
那一期天津专辑由赵忠祥、倪萍、冯巩和我轮流主持，登台演出的有厉慧良、王毓宝、杨乃彭、李经文、邓沐玮、李伯祥等天津老演员，还穿插了于文华、尹相杰演唱的《纤夫的爱》，那是那首歌的早期播出，尹相杰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见了谁都很热情客气，我很喜欢他那略带沙哑阳刚气十足的歌喉。
年届古稀的王毓宝在台上一张口即博得满堂喝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位七旬老妪的嗓音。想到韩伟和施光南当年在音乐学院上学时逃课去南市听大鼓、时调，他们对王毓宝大姐的崇拜由来已久。深夜，我和王毓宝大姐一行坐汽车回津，我问：“您和厉先生的表演，拍了录像带留资料了没有？”她说：“拍了，都拍了。”我舒了一口气，望着前方家乡的灯海，我想：如此精湛的表演艺术，应该留给后人啊……
（本文刊于1月25日《天津日报·满庭芳》）
END
主编：吴丽蓉 | 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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