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龙，四川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和创意写作研究。出版有论著《成长小说概论》等，随笔集《荒草与阳光》等，长篇小说《梧桐街上的梅子》《许愿树巷的叶子》等20余部。主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研究》《动物观嬗变与中国文学动物形象塑造》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北京市政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奖、中国图书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文体杂拌儿与“云顶”的守望寓言
——读殷健灵的《云顶》札记
我很惊讶，生长于大上海的殷健灵，居然写出了《云顶》这部以大巴山留守儿童为原型的作品。令我这个曾经的巴蜀儿童读来如同身临其境，不由自主跟着她的笔触彷佛重返童年现场。不得不叹服：如同老戏骨演谁像谁，好作家写什么都能写出彩。
《云顶》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说它最像“小说”，却与经典小说背道而驰。没有故事主线，没有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了大巴山深处一个叫“云顶”的地方众多鲜活的留守儿童形象；无意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性上用力，行文多似散文笔调，但确实不是“散文“；有”儿童报告文学“的影子，却不拘泥于报告文学近乎严苛的“纪实性”。颇似当下流行的“非虚构文学”，或者说是介于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文体。这种文体杂拌儿显然是一种创新，类似于《芒果街上的小屋》和《呼兰河传》。殷健灵显然不肯走寻常路，苦心孤诣独辟蹊径。文体创新的难度不言而喻，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才华。驾驭不好，就不伦不类。
《云顶》的不同寻常还表现在双重视角的运用，即以第三人称视角为主，辅以第一人称视角。第三人视角较为客观，第一人称视角具有亲历性，二者相得益彰。主人公之一的苗苗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具有亲历性、纯粹性，但片面、不成熟。成人视角虽全面、客观、公允，却或多或少会消解一定的矛盾冲突和艺术张力。而《云顶》让这两种叙事视角彼此印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同在作品中架设了两台摄像机，覆盖面无疑更广，讲述无疑更为深入、细致，作品就更厚实。这种写作方法在儿童文学中较为罕见，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惯用单一叙事视角，尽最大努力让故事脉络一览无余，唯恐给儿童阅读造成困扰。
文体创新也好，运用双重叙事视角讲述也罢，终归不过是写作技法。而《云顶》真正打动读者的，还在于塑造了令人感叹唏嘘的儿童群像。《云顶》中的每一个儿童各有一段令人潸然泪下的成长经历，不幸中的万幸，一个个不幸的儿童在云顶相逢，大的照顾小的，小的呵护更小的。虽没有血缘牵连，却胜似兄弟姐妹。携手成长，共渡无家可归的童年岁月，奇迹般实现了”负负得正“。云顶小学的守护人、乡村教师杨果和春晓夫妇，他们曾经也是”留守儿童”，留守的创伤于他们来说堪比切肤之痛。然而，当他们歪歪扭扭长大成人，却以感天动地的质朴、善良和悲悯，为云顶的众多留守儿童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许多长大成人的“云顶的”孩子们，不管走了多远走了多久，不管是飞黄腾达还是默默无闻，云顶始终是他们归来的心心念念。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力所能及为当下的孩子们办实事，用无私的爱抚慰云顶不幸的童年。令人可叹可敬的是，被生活抛弃、被命运放逐的云顶的孩子们，并没有抚摸着童年创伤自怨自艾，而是把所有的负能量都转化成了正能量。必须特别提及，与《呼兰河传》类似，《云顶》看似没有核心人物，但各个人物皆不可或缺。各个人物不是随意出场，而是一个人物的故事带出另一个人物的故事，彼此勾连。很多人物形象令人泪目，更令人感叹、怜惜、钦佩。让我骨鲠在喉的是，特别懂事的女童金枝，因为没有钱交伙食费，竟然不肯多吃一口饭。当然，他们虽然各有各的不幸，但幸运地在云顶相遇，互助互爱，茁壮成长。这是云顶的“神奇”之处，也是文学的超拔力量，更是殷健灵的温润与悲悯。
“我想走到田野里去，看幼小蛮荒的生命绽放。我想寻觅清澈与干净，还有人间久违的高尚。”殷健灵如是说。这不单单是她的憧憬，更是她的执念。这个相当优雅的都市女子，一次次跋山涉水造访云顶，以悲天悯人的笔触书写云顶的困顿与辉光，没有神化，没有刻意拔高。云顶，不啻为容纳不幸的圣地。那些无家可归、无人堪怜的孩子，云顶就是他们的复乐园。（张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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