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
文/程流锁
我一直很崇拜神童，羡慕别人聪明。我什么时候入的学，学的是什么书，都已经不记得了。只朦胧记得开始当的是“开花儿学生”，或者当时称作幼稚班。
刚开始去上学，记得我妈给我了剃头，留了一个“茶壶盖”，趁着热水洗过，又梳得光光亮亮，一路走着，既想在人前露一露，又不好意思，不晓得如何走到了学校。学校的教师都是本村的人，有东西邻居的程绍卿，程玉水，程江林。后来有崛山村的王炳铎。教室在程夫子庙内，第一任教师程绍卿，他说龛内两个程夫子，黑胡子是老大，热爱学习，很有学问；那个白胡子是老二，比较贪玩。有一次，老二在外面玩，摸了几个方形的鸟蛋，兴冲冲拿回来，神秘兮兮地把手背在身后，问哥哥：“你说说·，鸟蛋都是圆的吗？”。哥哥说：“大都是圆的，只有一种鸟，生的蛋是方的。”老二把手伸开，“你怎么知道？”哥哥趁机启发他“书上说的清清楚楚：丁郎！丁郎！生蛋四方，窝是灵芝草，栖枝是檀香！”老二一听就往外跑，“我去把灵芝草扒下来。”哥哥制止了他：“丁郎发现鸟蛋不见了，就马上把鸟窝转走了。”老二从此关门读书，很快胡子都变白了。他除了讲程夫子小时候的故事，讲程总兵力大无比，皇帝奖赏他一家三代，还吹嘘他教的学生，一个程合盛（最高到洛阳市人大秘书长），一个程松运（洛阳市公安局处长），都成了洛阳干部。这也都算是一种激励。
同班同学记得有程立年，程喜玲，程好仁，当时好像课本是手抄的。一次和程立年玩，他问我今天学的啥字，我不记得，我反问他，他轻蔑地说：“毬——，牛，大牛，小牛！这都不知道！”我不仅当时知道了，还真的记了一辈子。
程玉水家是地主，抓走了，程江林也去洛阳工作（洛阳专署机关书记），后来不断从外地调老师来，像金殿忠、王同儒，郭书文、袁克光，张茂林，刘裕祥等。金殿忠会画画，印象特深。因为我给老师送饭，他在迎壁墙上画毛主席像，他说，毛主席领导下，要成立新中国，十月一，北京开大会庆祝，我一听高兴极了，脱口而出“毛主席和我是一天生的！”，（因为我生于1940年农历10月1日）他哈哈大笑，“十月一不是毛主席生日，是新中国的生日，应该叫国庆节。”这也是丢丑学知识。当时除了学国歌，还学习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他辛劳为人民，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过了几天，老师又说，那种唱法不对，应该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来中国早就有了，共产党把他变新了！是呀，过去我曾看着有人在村西把程某法枪杀；也在夜里看见东邻不远火光冲天，把程某斋夫妻烧死；村寨窑内勒死两人；桃园菴内主人被杀……现在平安了，学校也焕然一新，歌声阵阵，秧歌花辊，皆大欢喜，这大概是建国前后的故事。
后来开始写大楷，仿影是我父亲写的，听说他曾在大宋村教过书，村里的世系碑上，他的名字旁标注有“祀生”二字，不知什么意思。我看他写的特别认真，低着头，伸着舌头，写着说着：“你二伯说过，点点如桃，撇撇如刀，横平竖直，撑满方格…..”他写的是司马光的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土地改革，也影响了学校，同学程兆提等曾参加村里排演戏剧《血泪仇》，也参加村里欢送志愿军、开会为前线捐献（粮食或鞋子）。两程祠大门两边墙上，用石灰皂白，袁克光老师搭架子，写了中南军区主席林彪署名的布告，还有饶漱石署名的条例，街上房檐下大标语：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美帝野心狼！
我们学生也不断有社会任务，例如到村外大路口查路条，晚上提着灯笼到崖头广播报纸，还要配合乡或村开大会时，腰里系一条五六尺长的白布扭秧歌，或者是红绫子条缠竹棍，两端系上铃铛“打花棍”。记得带头的总是我和程友琴（后来上了兰州大学），或程双条，有时还要和牛庄、西村、周村等联校集体扭秧歌，还是非常活跃的。
学的字多了，就自然喜欢翻书。学校有几种杂志记得有《说说唱唱》、《中原文艺》等，我父亲也翻出来不少书，什么公民课本，《幼学琼林》《中庸》、《时代小调一千种》。
书上有什么插秧歌，安东尼奥，国父先生孙中山，靠右边走；江南好……塞了一脑子。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听父母亲在说话，我没有吭气，只记得他们说“他要是好学，就供他上，将来可以当个小学老师。”虽然当时并不懂什么目的目标，从这句话我知道，他们不反对我上学。有一句话不理解：为什么城里人光靠右边走？左边为什么不能走？他解释说，例如在南北路上，向北走东边是右，向南走西边就是右，原来自己的左边，就是对面来人的右边，目的是不要碰头。
教室的标语，记得是袁克光老师写的，他用白芷在水中研磨后，写在黑纸上，与众不同。校长刘裕祥，个子不高，爱眯眼微笑，眼角鱼尾纹很明显。他是王范人，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甚而说个笑话。说是刚学自行车，掌握不住方向，往往越是怕碰到什么，就刚好碰住什么。有一次碰到一个媳妇，心里正害怕无法交代，谁知那媳妇气呼呼站起来要发作，他一看是他表嫂，就说：“看我准头妙不妙？”挨一句“死鬼”了事。
1952年春节后，我和程东祥、程立年等去东宋，考上了完小五下插班生，程东祥是第一名。上学后，因为我带了一条红脖圈，一到操场跑操，校长和老师都会拉住问一问，不善说话的我，非常窘迫。直到十月，算是六年级吧，剪掉它扔到水道眼里，才算从此解了围。我的语文老师叫薛芳普，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我们的音乐老师叫孟昭华。中等个，白净面孔，干净利落，非常精干，后来上大学去了。我对他印象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给我村程老代批改大楷，批语是“你的字，能打死美帝国主义！”被广泛传播；二是我虽然不善于唱歌，期末他却给我划了95分，原因恐怕是考试那个歌，是“三反”歌：“你 !你！你！你是个坏东西！你贪污盗窃，你铺张浪费，你还是个官僚主义！”高分是因为我的声音硬，歌词的调子也硬，唱起来像吵架，高分算是机遇好。
六年级有几个故事，音乐课教一个歌，叫“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吧要和平，他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吧来签名！”课堂上老师让程立年单独唱，他可能太紧张，起音太高，一唱“王大妈”就卡壳了，又唱还是顶不上去，从此同学们就给他叫起了“王大妈”；和程立年同桌的是可乐湾村的裴绍斌，一次考试地理，有一个题，问中国有哪四大海？裴绍斌（年义）填上渤海、黄海、南海后，想不起来了，就小声问程立年，立年一看他的卷子，就小声回答：“你爹，你爹！”原来裴绍斌的父亲名字叫东海，很长时间传为笑谈。我班班主任叫李春育，教数学，语文老师叫张国杰，后来当了教导主任，还曾与女教师田生民搭班唱《小女婿》，印象较深。地理老师是一个矮瘦老头，话语慢慢腾腾，交代清楚，还有风趣。他教世界地理，有两个地名难记，他用谐音法教我们。他把列支敦士登读作“列子顿生疼”（俗语列子指的是肋骨，顿，俗语是撞击的意思，我们都理解是：肋骨碰得很疼。）他还把伊尔库兹克，读作“女儿裤子开”，笑死人了，终生没有忘记这两个地名。后来学校搞手工展览，我是用柿树枝沾上玉米花，当梅花树。发奖那天，大家动议，要求我班主任李春育老师唱歌或唱戏，他站起来说：唱是我的长项，当年在外国非常有名，大家齐喊“哪一国？”他说“买德侯！”都说没有这一国，他连说有，有，有，把国名说了几遍，越说越慢，这才听清楚了，原来是“麦堆后”就是在没人的地方才唱。这个节目就这样结束了。
抗美援朝的是我们很关心，“消灭细菌战”；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得烂熟，也记了不少新闻时事，好多节日的时间，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等，还热情参与和平签名运动，参与上街宣传。为此，我被选入腰鼓队，好是好，就是因为不愿意穿花衣服上街，挨了程光彩老师一顿批评，后来还连夜去西坞街表演。上完小这两年，遭受了两次灾：一次是冰雹，打得麦子只剩麦茬，听说西山还有人受伤，有人把栽红薯用的水桶顶在头上，才减轻了伤情；另一次是蝗灾，我们每人都把鞋底子固定在竹竿一端，上官庄塬上打蚂蚱，期间遇到一个兔子，围追堵截，最后兔子趴在地上不动了，都说是跑肺炸了。
在东宋读完小，有两件高兴的事。一是在六年级期末考试得过一次第一名；二是在校外打麦场上看了一次电影，内容是苏联一个集体农庄的故事。虽然没有声音，但因是第一次看，印象特深。当时好奇，一个人把一箱东西搬走，原地什么都没有了，换到另一个地方；人在路上跑，像真的一样。看现在影视事业的发展，萌芽阶段是多么幼稚可笑，但这个开端又是多么重要，千万不要轻视新生事物。
1953年夏天毕业，拍毕业照片时，都看我的衣服不行，不知那个老师把旁边一个女生的蓝色制服拿给我，完成小学最后一项工作。
新中国的历史将要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衷心迎接她！
2020·3·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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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流锁1940年10月生于洛宁丈庄村，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洛阳市物理学会理事，原宜阳一高、电大副校长，宜阳诗词学会会长，宜阳县人民政府督学。北宋二程第3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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