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俪园的设计者是个山僧,唤为乌月,原名黄宗仰。1865年,黄宗仰出生于江苏常熟的一个商贾人家,父亲在古城的南门外开了家米行,家道还算小康,母亲为当地虞山三峰清凉寺的信女。

  黄宗仰自幼聪慧异常,那年,翁同和进士及第,某日省亲回乡,见得黄宗仰的诗文,不禁大为赞叹,还及时提醒他:“子习举子业,住著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这话让黄宗仰若有所悟,从此悉心致力于佛典的学习。

  16岁那年,黄宗仰入清凉寺剃度为僧,通读释氏内典,兼习绘画,此外,还十分关心中西各种政治学说,不时有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之念想。20岁时,黄宗仰前往镇江江天寺,依从大定法师受具足戒,从此更加博览群书,刻苦研习英、日、梵等文字,涉猎书画金石、园林技艺,潜修精研,卓然成家。

  也是机缘巧合,1892年间,由知客僧升任监院的黄宗仰,接待前来金山寺进香的哈同及夫人罗迦陵,这个不期而遇便引出了后来设计爱俪园的那段传世佳话。

  十多年后,哈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为上海滩的一个大亨,这时,罗迦陵对哈同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得到满足,那就是在涌泉浜罗家村这带购上一块土地,造一个花园用来修身养性。哈同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下来,先购地,再将涌泉浜填没,又将右边一条马路叫做哈同路,接着,他们两人要做的一件大事便是寻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建筑设计师。

  所谓合适,是要对中国文化有博大精深的理解和掌握,如此一来,那已经名声在外的西方建筑事务所,譬如雷士德开出的德和洋行,就不在哈同、罗迦陵的视线之内了。就在这时,黄宗仰出现在了哈同和罗迦陵的眼前。

上海青浦大观园住宅(海上大观园爱俪园)(1)

清末名僧宗仰上人,也是爱俪园的总设计师,同时还在上海进行着革命活动

黄宗仰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僧人, 他不仅对佛教文化烂熟于心,更怀揣革命理想。他不拘泥于陈规俗律,以方外之身行入世之举。宗仰上人为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勋,尤以他在上海的那段时间为甚。而支持宗仰在上海革命事业的,正是哈同夫妇。

宗仰和哈同夫妇的初遇,还得回到1899年。一直没有子嗣的哈同夫妇到镇江金山江天寺拜佛,巧遇知客僧宗仰,只是匆匆一晤,寥寥数言,宗仰与哈同夫妇便结下善缘。回到上海后,罗迦陵对这位气度非凡、儒雅洒脱的僧人念念不忘,且日前向宗仰问道间偶提建园之事,觉其胸中有丘壑,文采佛理皆臻通达,便打定主意想由宗仰来担任园林的总体规划与设计,几次三番邀请宗仰来上海接受供养。宗仰上人被罗迦陵数次相请的诚意感动了,他在1900年深冬到达了哈同公馆。

由于宗仰上人学问深厚、见识广博,本来就颇有名气,如今由于频繁出入革命集会,在上海更是声望大增。他借助了哈同和罗迦陵的财力,接连做了几件影响重大之事。

1900年春,李叔同、许幻园、袁希濂、张籹等寓沪书画家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海上书画公会,黄宗仰听闻,立刻加入,旋即成为重要骨干。

1902年的春天,黄宗仰激愤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萌生了倒悬济世的宏大志向,遂联络一代名士章太炎、蔡元培等发起“中国教育会”,拟编订教科书,从改良教育着手,对中国被列强宰割的危局有一个自我拯救。次年,又鼓动成立“爱国学社”,收容南洋公学等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压制而退学在社会的诸多学生。参与发起和创办爱国女校,改变了当时妇女没机会接受教育的状况。

当年六月,清王朝上海地方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联手将章太炎等人投入大牢,鼓吹颠覆满清王朝的《苏报》也被封死,此时的黄宗仰悲愤交加、忧心如焚,他先多方努力地想要营救章太炎,但未成,接着,自己也随时有被投入大牢的危险,遂流亡日本。

  到了1903年的冬季,风声稍缓,黄宗仰方由日本潜返回了上海,在公共租界里,他一边继续讲道论佛,一边便接受了哈同夫妇的委托,正式地主持设计爱俪园。他为哈同和罗迦陵设计庭院不收取一分一文,只求哈同夫妇能在他的事业上给予一定的支持。而宗仰自己只是三餐茹素,温饱即可,生活极其朴素,从不擅动哈同夫妇的资助。这一点,在宗仰与哈同夫妇相处的近二十年间,从未变过。

许多年后,哈同夫妇与宗仰之间的矛盾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当宗仰离开爱俪园时,他望着这座自己付出了无数心血所建成的海上名园,见昔日幼苗今已亭亭如盖,一时千万言凝于胸臆之间,却只能喟叹无语,劝说自己莫再流连。 许多年后,当哈同夫妇目送宗仰离开时,往事历历眼前。上人来去皆清白,就连罗迦陵供养给他的一串碧玉佛珠,如今也静静躺在黄蘖山房斗室木匣之中,荧荧流光、脉脉无语。

黄宗仰才高八斗,在文化上更别具只眼。既然领受了哈同、罗迦陵的委托担纲爱俪园的设计,那么,在他心中,这个园子不仅要做得气象万千,更必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于是,黄宗仰取材于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中那个大观园意象,生生地要将一个抽象的中国之园以具象形式加以展现。整个花园,于1903年开工,1910年收工,历时八年,做到了悉心打磨、刻意营造,在171亩的土地上,将那小说中的“大观园”生动地搬到了现实中,完工那天,给上海滩一个大的轰动。

爱俪园开启后,为维持园内生活,哈同、罗迦陵雇佣了大批园丁,还招来成衣匠、理发师、司机、厨师、佣人、丫头、太监、和尚、尼姑等不下200多人。其中,后来中国乒乓球一代国手庄则栋的父亲庄惕深,也曾在爱俪园中的苍圣明智大学中担任教师,罗迦陵对其很是赏识,遂与夫君哈同一起做主,将养女罗馥贞许配给了庄惕深,成了名园中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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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夫妇和子女在迎旭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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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罗迦陵夫妇在家合影

  由于罗迦陵笃信佛教,爱俪园中还建有佛教建筑频伽精舍,按照佛经中极乐世界的说法,设计七重行树、七重罗网、七宝莲池、八功德水,成为上海滩上的佛教圣地,在抗战之前,曾招待无数南来北往的僧侣。当年太平天国起事,在对腐朽的清王朝进行痛击的同时,也毁灭了江南地区的佛教。1909年,当爱俪园即将完工之时,罗迦陵出资20万元,聘请黄宗仰在特辟的“频伽精舍”中讲授梵典、弘扬佛法,又本着佛法救世的思想,历经四年,刊印了全套《大藏经》40帙414册1916部8416卷,称为《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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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迦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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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迦陵在精舍内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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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阁

在爱俪园中,罗迦陵与哈同还相继创办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华严大学,另一所是仓圣明智大学。

  前者是罗迦陵听从一代名家康有为的建议,于1913年在爱俪园中创办。主讲者为月霞法师,听讲者60人,需读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后方可毕业。这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一个重大事件,月霞法师欣然而来,黄宗仰也在一边协助月霞法师实行修持与教学并举的办学模式。但是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老话,也许是华严大学的创办人,罗迦陵不免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地要全体学僧在每月的朔望之际,对她顶礼问安。这个要求无疑惹恼了月霞法师,也让全体学僧无法接受,两造对峙,不肯让步,不久,月霞法师率领全体师生离开爱俪园前往杭州海潮寺,对双方来说,终究是个不欢而散的结局。

仓圣明智大学与华严大学有所不同,它不用来培养得道高僧,而是一所全日制学校,学制则从小学一直到大学。

爱俪园的管家姬觉弥。本姓“潘”,来自苏北,穷途潦倒中机缘巧合投身哈同花园,教罗迦陵学说北方话,渐渐得到了罗迦陵的赏识从而升为哈同洋行的买办和花园的总管。因为他和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同天生日,就宣称要发扬仓老圣人的精神,他见乌月山僧经常延请高僧来园中自建的佛庵讲道,便也聘请来不少名儒大师来花园讲学,康有为、王国维、徐悲鸿都曾是花园的座上客。一时间冠盖云集、群贤毕至,爱俪园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荟萃之地,各种思想和潮流在这里碰撞交流,好不热闹。

凡进入学校者,举凡膳食、住宿、学杂费等全由园内提供,讲授的课程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代艺术、古代文化以及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仓圣明智大学聘请的授课老师为王国维、章一山、费恕皆、邹景叔等。他们还曾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并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爱俪园进行整理,所以中国的不少甲骨文专家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刘鹗为晚清收藏甲骨第一人,总共藏有5000多片甲骨,在他逝世后,藏品散落各方。哈同夫人罗迦陵买到刘鹗所藏的数千片甲骨,让管家姬觉弥转交给王国维研究,后来就有了《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书。其中王国维,在爱俪园长住,专心于甲骨文研究,写出了有关甲骨文的一系列文章,如《殷周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国画大师徐悲鸿也是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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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圣明智大学,桥上有一个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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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大学礼堂 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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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总统的徐世昌所赠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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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圣明智大学

人说“筑巢能引凤”,这爱俪园竟也真真引来了龙凤。某种程度上,爱俪园竟成了当时名流汇聚的最佳场地。哈同既将爱俪园借作革命党人的聚会之地,也让爱俪园当做前清遗老遗少的避居之处。他每每在园内宴请上海的军政工商各界,更有岑春煊、黎元洪、章太炎、章士钊、齐燮元等民国时期的政客、名流出没于爱俪园中。1912年6月,哈同在爱俪园宴请孙中山,孙中山和陈其美、黄兴等在爱俪园得到哈同夫妇的盛情款待。孙中山先生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秘书宋霭龄席间作陪。爱俪园建成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蔡元培等政要都曾在园中小住;护国运动的功臣蔡锷将军还曾专程在爱俪园养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婚礼竟也是在爱俪园的天演界举行。此外,王国维、徐悲鸿等人,也都曾入住爱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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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6日,孙中山的两位女儿和他的秘书宋霭龄与哈同在爱俪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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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哈同花园留影,并制作为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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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前来吊唁黄兴的友人在上海哈同花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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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界 1913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就在此举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元老悉数参加

这些龙凤齐聚爱俪园,自然让爱俪园的主人哈同与罗迦陵之身份迅速得到了拔高,一时间,他们竟成了当时名流争相结交的对象。而后来,中国最早佛教大学华严大学和另一所圣仓明智大学在爱俪园的创办,更是直接让罗迦陵与哈同成功跻身到了顶级名流的行列。

普通人没有受到邀请是不能入园的,但是却有三次大规模开放记录。分别为三次水灾的赈灾会。第一次是1911年的宁湖水灾义赈会。第二次是1917年9月的京直奉水灾义赈会。第三次则是1917年10月汴晋湘鲁水灾义赈会。第一次赈灾会举行了三天,第二次则是四天。由于1917年全国水灾为患,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开放了一次园区。每次的赈灾会,爱俪园都会腾出空房,在室外空地上临时搭建棚屋。门票和义卖所得就是赈灾款项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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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会布置的大门入口处。每张门票大洋一元,以作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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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会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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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参观爱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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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同花园举行的赈灾游园会,新天安堂周日学校儿童在茶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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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园会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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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游园会踩高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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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会中在草坪上举行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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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游园会上游客们在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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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登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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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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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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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爱俪园这个原本是满足妻子奢侈享乐的存在,最终也成了突破哈同瓶颈的关键所在。行至此,罗迦陵便也彻底实现了她在第一次见哈同时许下的承诺。自这以后,哈同更加听信妻子的话,凡是妻子说的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做到。用“百依百顺”形容哈同对罗迦陵,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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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哈同夫妇对上海的贡献,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冯国璋便在民国六年9月为哈同颁发了“四等嘉禾章”;到徐世昌任大总统期间,亦给哈同颁发了勋章,先有“三等文虎章”,继而有“二等嘉禾章”。总之,在1917年至1924年这些年间,哈同共获北洋政府所颁发的奖章多达12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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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佩戴北洋政府所发勋章的照片

当然,哈同对罗迦陵百依百顺并非仅仅因为“她是他的贵人”。他对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奉若珍宝,这绝非凭借任何世俗的理由便可轻易做到,要做到如此,非男女间最真挚的情爱不可。换言之,哈同终是因为爱罗迦陵,才能做到这所有。

一个男人最看重的从来是资产,尤其如哈同这般吝啬的首富,他更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这样的男人自然应得了那句“钱在哪儿,爱在哪儿”,哈同之将全部遗产留给妻子一人,便是他对她真爱的最大体现。除了这种爱的表达,哈同与罗迦陵在一起的几十年里,几乎从不放过任何能向妻子表达“爱”的机会。他的哈同洋行开业,选的是妻子的生日七月初七;他的爱俪园命名取自妻子,建成典礼也是选在妻子生日这天;就连做寿,哈同竟也选择和妻子同一天合做……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由哈同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罗迦陵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子女。中国儿女一律姓罗,外国儿女统姓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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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一家

然而花无百日红,终有曲终人散时,1931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地产大王、洋大班、远东百万富翁、慈善家、英法租界董事、犹太人——欧爱司·哈同因病与世长辞。

7月6日,罗迦陵刚把讣闻登在报纸的醒目处,各界名流政要就献上了悼念,有曾在爱俪园中与才女汤国梨结下良缘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有“儒将”美誉的权阀吴佩孚,有国民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不一而足。祭奠仪式非常隆重,哈同花园四周的马路尽数断绝,门前自东向西搭了五座巍峨的牌楼,由租界安排巡捕、包探站岗放哨,前来吊唁的中外显要、名流政客络绎不绝,首尾长达5、6里,在园内绕行足足走了4小时。雪花般的素挽,揭开了爱俪园长达100天的治丧期。

这场由罗迦陵一手筹办的丧礼,像是要把哈同生前对自己的苛刻全部补回来一般奢靡铺张。旁人见她每天忙碌,仿佛忘记哀伤。其实只有罗迦陵自己心里知道,当哈同离开的那⼀天起,自己身体里的某一部分,也跟着去了。

起初罗迦陵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有种从心底产生的疲倦与百无聊赖,慢慢的,她开始明白这种心情是什么,但无论将来还有多久,她一定会在这座园子中住下去。因为,爱俪园是哈同为她造的园子,也是哈同与她共同的一个上海梦。

百日之后,爱俪园撤去了祭品,恢复了原貌。与别人猜测的不同,罗迦陵并没有更多的抛头露面,她将自己长时间地关在房间里,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她虽然继承了哈同庞大的遗产及爱俪园,但她仿佛对一切钻营和应酬的事情都厌倦了,甩手将园中大小事情交给了心腹姬觉弥,摆出一副一心向佛的样子。

哈同的遗嘱规定遗产由中国籍妻子(中法混血)罗迦陵继承,罗迦陵死后养子女、内侄子女每人10万元,剩余部分乔治得70%,罗弼得30%。仅罗迦陵缴纳的遗产税就达1800万元。有2名自称哈同近亲的伊拉克人要求分遗产,被法院驳回。

哈同死后,罗迦陵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她面对觊觎哈同遗产的各方势力,以及心怀异心的养子女们,失去哈同的罗迦陵无能为力。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罗迦陵孤立无援地支持了10年,在1941年也去世了。而她的去世,也揭开了旷日持久的哈同遗产争夺战。

罗迦陵殁,遗产之争到达白热化。面对财富,骨肉亲情全部抛诸脑后,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孩子们扯破脸皮对簿公堂,他们争执经年,试图用各种手段分得一杯羹。也许,当他们被赋予哈同之姓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就被彻底改变了。金钱使他们泯灭了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培养起来的亲情。面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他们狠心,决绝地将羁绊斩断。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霸占爱俪园,劫走财物3400万元。后来,乔治和罗弼达成和解契约,承认第一遗嘱合法,第二遗嘱仅捐献政府部分有效,并另给罗友三等若干遗产。1947年,上海地方法院根据这一和解契约审理结案,平息了长达16年的遗产纠纷。上海市政府又多次提出征借爱俪园。1949年,乔治逃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在原址上建造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

最终日军投降撤离上海境内时,爱俪园已经只剩下浑浊的池塘、凋敝的草木、破碎的砖瓦......残存的建筑物也已经垂头丧气。当生命力从爱俪园身上消失的时候,名园的光环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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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丧期间的爱俪园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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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誉堂的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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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墓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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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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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正中的驾鹤西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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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众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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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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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举行共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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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制爱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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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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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齐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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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齐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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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觉弥在哈同死后接管他的业务,显得意气风发。他也开始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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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迦陵治丧期间搭建的东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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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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