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将”版预告片
时光网特稿 国庆档征战过半，面对《攀登者》的票房成绩，有人早早儿唱衰：可惜了，绝佳的题材 王炸阵容，原本可以是一部爆款。
大部分观众的争议焦点在以吴京和章子怡为代表的“珠峰绝恋”上，被时代左右的男女爱情抢了真正“攀登者”的风头，这事儿不能忍。
其实，《攀登者》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更精彩。
因为登上世界之巅，是多么宏伟、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的一件事！
曾经，英国登山家马洛里被问及为何想要攀登珠峰时回答：“因为它就在那儿。” （“Because it’s there!”）被人们铭记至今。
但对59年前的214名中国珠穆朗玛登山队员来说，更深的动力来自国家、人民以及坚不可摧的信仰。
1960年，中苏蜜月期消退，另外在与尼泊尔的边界谈判中，中方提议珠峰应归两国所有。
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曾在1953年5月29日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珠峰的队伍。
位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相对平缓，而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则横贯着世界上最长的冰坡，有很多近70度的百米陡坡，有的甚至接近90度。西方国家认为初出茅庐的中国登山队想要从北坡登顶简直是痴心妄想。
所以即便是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仍划拨70万美金，专程去瑞士采购登山装备，支持登峰。
因为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次捍卫尊严、彰显实力的硬仗，是以国家的名义登顶。
为了完成任务，有登山队员甘愿用血肉之躯为队友搭人梯，有的脱掉登山靴打冰锥不惧双脚截肢，最终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在行至海拔8830米、氧气用尽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冲顶，他们早已宣誓要将庄严的五星红旗和尊敬的毛主席像送至世界最高峰。
谁能成为英雄，谁会被历史铭记，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时势的选择。但有一点，在最终登顶珠峰的三位英雄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和故事，值得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被铭记。
【一个男人曾以肩膀为梯，送队友至世界之巅】
曾经有人问吴京，回望六七十年代的攀登者，你对他们怀有怎样的情感？
他回答：“发自心底的崇敬，那真是不要命地往上冲。比如刘连满同志，为了能让队友顺利下山，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将氧气瓶留给队友，那是一种置生死之外的战友情，太感人了。如果让我拍六零年的故事，我特别想演那个人。”
《攀登者》剧照
电影中并未直接表现刘连满更多的故事，但他在1960年冲顶珠峰的最紧要关头，以自己的肩膀为梯，送队友至世界之巅，则被吴京所饰的角色“方五洲”演绎出来。
从北坡攀登珠峰有著名的三大难关，分别是北坳、大风口和第二台阶。
北坳，是横亘在珠穆朗玛峰和它的姐妹峰北峰之间的一道平均坡度在40度左右、高达400米的冰雪墙，冰雪厚度达100多米，那里经常发生冰崩、雪崩，成为登山者们的致命危险。
大风口，在海拔7400米到7500米间，因为风的“狭管效应”，最大风速经常达12级。登山队员发生大范围冻伤都是在大风口。
第二台阶，坐落在海拔8680米到8700米之间，有一面高十几米、平均坡度在80多度的垂直岩壁，几乎找不到任何便于攀爬的支撑点。
刘连满
当时，面对城墙一般的第二台阶，攀爬能力出众的刘连满主动要求为三位队友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开路，但因没有地方着力，他爬了4次都没成功。于是四人尝试在齐胸高的岩壁上打冰锥，但脚穿八斤重的高山靴、带着冰爪怎么也上不去。
当过消防队员的刘连满提出自己做人梯托举队友上去，为了在蹬上刘连满肩膀时不让他受到太大伤害，屈银华脱掉了高山靴，基本上等于是光脚，花了一个小时打冰锥，最后将三位队友拉上峭壁。
曲线是屈银华标出的当年攀登线路，后来这里架起了“中国梯”，为登山者服务
可是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刘连满无法继续攀登。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如果这时将他留下，就等于放弃他。
在海拔5500米的地方，氧气含量是平地的一半；在海拔7000米时，氧气含量相当于平地的三分之一；而到海拔8000米，氧气则为平地的四分之一。所以西方高山高空生理学把8000米以上定义为“死亡地带”。
用王富洲的话说：“你就是坐那儿不动，可能也得死。”但身为队长的王富洲别无选择，他们把一瓶氧气留给刘连满，挥泪诀别，继续前进。
虽然意识渐渐模糊，但刘连满也没舍得使用珍贵的氧气，他用最后的力气摸索着写下一封“遗书”，静待死亡——
王富洲同志：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人民。这里你们留给我的氧气和糖，你们用吧！或许它能帮你们快些下山，把胜利的消息报告给祖国人民，永别了！你们的战友，刘连满。
故事却在这里峰回路转。
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在下山路上，居然找到了奇迹生还的刘连满。那时三位队员已经24小时没有进食，除了靠吃雪解渴压饥，刘连满节省下的氧气和糖果，更成为救命物资。
刘连满后来回忆，钻进睡袋前，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可当他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时，看到在通向顶峰的雪坡上留下的脚印，他认为其他三人有可能已经登顶，当时不知是哪来的一股力气，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强打起精神迎接战友。
【一位登顶英雄，终生遗憾的并不是双脚截肢】
1960年攀登珠峰时，屈银华绑好冰爪准备攀登北坳
屈银华的女儿屈虹全程流泪看完了《攀登者》。在9月23日晚的北京看片会现场，她这样描述父亲：
“我父亲走路就像鸭子一样，一碰就倒，因为脚抓不住地。小时候我不觉得他有多英雄，倒觉得挺丢人的，因为不像其他爸爸那么神武。”
屈虹展示父亲的奖状
从左至右依次为主持人、出品人任仲伦、片中成龙的原型夏伯渝、张译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登山队员，踩在刘连满肩膀上的屈银华当然知道，在海拔8700米的高寒地区，脱掉登山靴意味着什么。他非常清楚也非常执着，就是要牺牲这一双脚来换取胜利。
最终，屈银华的十个脚趾、两个脚后跟全部截肢。
《攀登者》剧照
在《攀登者》中，张译饰演的曲松林就是以屈银华为原型塑造的。他曾描述过光脚在雪上拍戏的感受。
“拍摄的时候体感温度大概在零下二三十度……当你的脚放到雪上的那一刹那，就像烫一件湿衣服，‘滋啦’一声……就好像几把刀子在划你的脚心。一开始几秒还可以扛，但超过十秒就不行了，站都站不住了。”
“我真正的几次大痛苦都来自于喊‘卡’之后，因为没有那只脚可以站的地方了，也没有鞋子，全是冰，我就直接摔倒在地上，把脚抬起来，那种疼是钻心的、喘不过气来的疼。”
拍戏尚且如此，屈银华在攻克第二台阶时经历的痛苦难以想象。
“上山时要凿冰，双臂如果没有足够力量，就无法胜任”。屈银华的妻子杨俊英认为，丈夫左右手都能挥斧头，是他入选中国登山队的最重要理由。
屈银华
张译记得屈银华在采访中讲过一句话：“我不脱肯定上不去，但是脱了有可能上去。”
而鲜为人知的是，登顶后，屈银华为了鸣枪发射登顶信号而脱掉手套，手指也被冻伤，最后右手食指也截肢了。
断了手指和脚趾有没有遗憾？杨俊英说丈夫不曾抱怨什么，还开玩笑说变成了小脚老太太。
屈银华这张照片感动了张译
不过女儿屈虹却深知，作为摄影师，父亲一生的遗憾是没能拍下登顶珠峰的照片。因为当时是凌晨四点，珠峰顶上还漆黑一片。等到下到海拔8700米时，他才捕捉了两个镜头，并且拍下了自己和队友留下的脚印。
也正是因为没有留下影像，一些西方国家拒不承认中国人从北坡登顶这一事实。在《攀登者》中，这一事件反复被吴京和张译所饰角色提及，成为1975年中国再登珠峰的动因。
屈银华的奖状上当时还印着外国人测量的珠峰高度
事实上，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登顶珠峰成功，那时在突破“有”或是“无”这一纪录的同时，攀登珠峰更成为技术的角逐场，中国再次组建登山队的目的是要由中国人测量出珠峰的具体高度（8848.13米）。
据屈虹回忆：“父亲对于攀登珠峰的态度犹如对待一次战役。”他平常很少讲起这段往事，因为“战友们损失惨重，就算你功成名就，也不会愿意炫耀”。
【谁能成为英雄？谁又会被历史铭记？】
《攀登者》预告片截图
谁能成为英雄，谁会被历史铭记，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时势的选择，但是有一点，在英雄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和故事，不该被忘记。
攀登珠峰是一项周期较长的活动，一般需要三个月时间。1960年，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时，全队共有214人。
央视《国家记忆》节目揭示，队长史占春牵头制定了四次行军、逐步适应的方法登顶珠峰，然而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队伍遭遇大风雪，主力队员冻伤50%以上。史占春也被冻伤。
进退两难之际，有人提议在先遣队和运输队等二线队员中选拔，由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刚刚年满24岁的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等13名运动员组成的突击小组才得以诞生。
1960年6月7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凯旋后受到群众欢迎。在那一年的国庆庆典上，中国登山队还受邀参加了群众游行。
一次意外，报话机丢失，突击小组无法与大本营取得联系，在没有天气预报等指挥的情况下，大家一致决定往上冲，跋涉到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那是登顶珠峰路上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时，史占春就带领队员扎好了帐篷、备好了物资。
不过抵达时，突击小组傻了眼。锅碗瓢盆和食物都被大风吹走了，更要命的是，储存在这里的十瓶氧气有两罐已经空了。
一瓶氧气能够维系4小时，估算下来，每人必须有两瓶才能登顶。据事先安排，其他9名运输队员完成任务后，返回8100米营地待命，这就意味着在剩下的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贡布五人中必须有一人放弃登顶。
那时距离顶峰只有380米，一步之遥，谁又舍得放弃呢？
屈银华站了出来，他说：“本来我的任务就是拍摄登山画面，我登不登顶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定要登上顶峰，凯旋归来。”
一夜过后，珠穆朗玛碧空万里，小组迎来突击顶峰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后的机会。可命运弄人，出发没走几步，许竞就摔倒了，双耳失聪，不甘心的他想再走几步试试，还是不行。
从第一次行军来，许竞几乎每次都担当先锋侦察之职，为全队开辟道路，体力早已严重透支。一想到不能登顶，他留下眼泪，但是没时间犹豫，只能让屈银华代替自己参与冲顶。
王富洲的女儿王毅评价：“他们那种情怀就像烈士一样，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就是豁命也要完成任务。”而临行前，登山队全体队员都是写了遗言的，就像征战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攀登者》演绎1960年登顶珠峰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刘连满甘当人梯，用血肉之躯送队友跨越“第二台阶”天险。
在海拔8830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的氧气全部用尽，但任务还未完成，必须继续前进。终于，在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三人仰望头顶，除了闪光的星星，再没有可以继续攀登的了，至此他们完成了人类首次从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壮举。
《徒手攀岩》海报
曾经，英国登山家马洛里被问及为何想要攀登珠峰时回答：“因为它就在那儿。” （“Because it’s there!”）被人们铭记至今。
在今年上映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徒手攀岩》中，随时有丧命崖底危险的Free Solo名将亚历克斯·霍诺德直言：“无论我做得多好，都还不够好。那种否定自己的无底深渊，正是我的动力来源。”
但对59年前的214名中国登山队员来说，更深的动力来自国家、人民和信仰。
刘连满、屈银华、贡布、王富洲四位登山英雄
2016年4月27日，随着刘连满的离世，当年冲顶的四位登山家只剩下贡布在世。有记者拨通他的电话，家人回复，年近九旬的老人，身体虚弱，以往每每有来访谈及过去，总会加重他的不适。且多年来，为他的身体着想，家人一直隐瞒着“战友们”的去留。
让人慨叹的是，随着在1960年登珠峰的更多细节披露，网络上还一度讨论过“如何评价中国首次攀登珠峰时把刘连满扔在半路上的行为”，人心不古。
《喜马拉雅守护者》作者蒋玲曾四次采访刘连满，如她所言：“他身上有一种质朴的品质，一种宏大的心理格局……现在的人，选择太多了，再不会理解他们的忠诚、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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