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伊朗科学家遇刺的新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学者遇刺，一直都是最为轰动的事情。
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我国曾经有一位大学教授，在1945年的一天凌晨，突然失踪的案件。尽管这件事和伊朗的事情不能完全类比，性质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这位大学教授叫费巩，当年他失踪的案子一度成了轰动一时的悬案，甚至请了美国的侦探前来介入。
我相信如果没有失踪的事情发生，费巩可能和我国其他伟大的学者一样，被人们所熟知。可是现在费巩教授却鲜有人闻。
如今，借着新闻的热度，我来给大家讲讲费巩教授失踪案。
如果翻看费巩教授的家世和履历，可能不少人会感叹。
费巩，原名费福熊，之后改名费巩，出身名门，他的背景和不少名人都有关联——比如他的妻子是袁世凯的孙女，而柳亚子则是他的表兄。
费巩从小就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先是考上了复旦大学，本科毕业以后，费巩又去牛津攻读了硕士。
从牛津毕业以后，费巩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当时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
这一切看似都是顺风顺水。
1945年，费巩教授向浙江大学请了一年假，因为他受到母校复旦大学的邀请，决定是当时复旦大学所在地重庆北碚讲学。
到了重庆以后，费巩教授遇见了自己昔日的学生邵全声，邵全声曾经是浙江大学的学生，但是后来被开除，此次费巩教授在重庆，都是由学生邵全声陪同并照顾。
1945年的3月5日凌晨4点钟，费巩教授和邵全声一起到了重庆千厮门码头，他们将要一起乘船去北碚。
此前，二人为了出行方便，把行李寄存在码头边一户人家中。
天色昏暗，邵全声便主动替老师拿行李，同时顺便买了一个灯笼。
点亮灯笼以后，眼前才清晰了起来，拿了行李的邵全声看到周围没有多少人，只有依稀几个上船的身影，费巩教授不在码头。
邵全声也没有多想，以为费巩教授提前上了船，就提着灯笼上了船，等到船快开的时候，邵全声才意识到不好了。
——费巩教授根本没有在船上。
邵全声下了船，又在码头反复地寻找，却始终找不到费巩教授的身影。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想到，刚刚他去拿行李和费巩教授分别的那一刻，居然是费巩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影像。
这一段经历，在校长竺可桢的日记里也有记录：
费巩与邵一起，一起宿于林森路309号二楼郭希寅副官(邵之朋友)处。五日晨三点即起，邵与费至千厮门码头上趸船。行李已放于趸船贮藏室，邵去贮藏室取行李回来，即已不见费巩。
邵全声当下立刻慌了，他即刻将费巩教授失踪的消息报上去。
除此之外，他听闻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也在重庆，便亲自拜访了竺可桢，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以后，竺可桢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断：
费巩教授不是失踪，而是被特务逮捕了，需要立刻营救。
竺可桢又是为什么能立刻做出这样的判断呢？这还要从费巩教授在浙江大学的一段“特殊经历”讲起。
在民国时期，按照当时规定，大学的训导长是需要国民党的人才能当的。
但是浙江大学先前一任的训导长让学生们十分厌恶，学生们个个都是热血少年，便直接抗议，让训导长下了台。
在浙江大学寻找新的训导长人选的时候，费巩教授就进入到了大家的眼帘中。
浙江大学几次三番邀请费巩教授出任新的训导长，但是费巩教授是个纯粹的学者，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没有加入党派，自觉不太合适，于是拒绝。
可不想浙江大学偏要坚持，最后费巩教授答应自己在不拿薪水的前提下，出任训导长一职。
作为师长，费巩教授对于学生可谓是尽心尽力，学生床上有了臭虫，费巩亲自烧热水去烫；而学生宿舍的灯光不好，费巩教授亲自设计新的灯，并自费生产发放给同学们，这种灯被同学们称作“费巩灯”，可以说“费巩灯”照明的不只是宿舍，更是当时千万学生的前路。
而与此相对的，就是当时的政府。
当时政府开始对于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还没有干涉，可是在几次想拉拢费巩却被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当时的政府才明白费巩并不是一个容易为财权所折腰的人。
外加费巩教授对于社会之黑暗经常会发表文章指出来，比如他写了一篇叫做《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的文章，就劈头盖脸地把国民党骂了一通。
费巩很快成为了当时政府的眼中钉。
于是他们给费巩无端安上了很多罪名，逼迫费巩辞职，并且安插了特务，时刻紧盯费巩的行踪。
其实在出任训导长之前，费巩作为一个海外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即将经历的事情不会没有察觉，他曾说过：
“本来天性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费巩明白自己出任训导长后面对的是什么，可是他更看不得学生受到思想上的束缚，于是他还是决定站出来，为学生们保驾护航。
费巩教授深受爱戴，他的失踪自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浙江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愤，要求严惩凶手，并喊出了“还我费师”的呼吁，而当时政府迫于压力，也答应一定会严查。为此，国民党还专门去美国请了大侦探克拉克一起调查，但还是查无所获。
就在全国都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自称谋害费巩教授的人站了出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陪伴在费巩教授身边的学生邵全声。
据邵全声说，自己和老师一路上，费巩教授一直批评他，他受不了，就将费巩教授推进了水里。
显然，这句话根本没有逻辑，经不起推敲，邵全声当然不能治罪，很快，邵全声被无罪释放。
那邵全声为什么要说出这么漏洞百出的话呢？
原因很简单，当时政府急于结案，给社会有个交代，于是就严刑拷打邵全声，邵全声受不住酷刑，屈打成招。
这个时候，社会上还传出有人在山上看见费巩教授隐居的消息，当然这也最后被证实是谣言。
谣言之外，费巩教授的同事们对于这件事倒是看得非常透彻，他们一致认为，绝对是因为费巩经常发表文章痛斥社会黑暗，所以才被国民党逮捕。
除了校长竺可桢一早就指出费巩教授是被逮捕，浙江大学的教授陶元珍也说过：
“日前在报上看见闻一多氏遇刺的消息，不禁联想到费巩。费氏从去年失踪到现在，已经一年多，始终没有下落，八成被害死了。闻氏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被打死，简直是被明杀，倒还死得轰轰烈烈的。费氏果真被害，那准是遭暗杀，使得他顶着失踪人的头衔，生死不明，家属连丧也不能发，较被明杀凄惨多了。”
除了浙大的老师们，共产党这边也很清楚费巩教授的下落，在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共产党曾要求国民党释放五个人，除了大名鼎鼎的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以外，剩下一个，正是费巩教授。
其实事情到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不论是费巩与国民党的矛盾，还是国民党拙劣地自导自演，妄图屈打成招，费巩教授的下落都指向了当时的政府。
然而国民党对于逮捕费巩教授的事情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这件事情也只能搁置。
事情一连搁置了数年，直到1974年，当时的校长竺可桢去世，费巩教授的事情依旧没有具体的真相。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费巩教授的下落，国民党没有直说，但也漏出了些证据：
比如在后来特务的回忆录里，他曾记录过自己和特务头子戴笠关于费巩的之间的交谈，戴笠说：“费巩的事情，你还不清楚吗？”
戴笠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直到竺可桢去世的数年后，费巩教授的下落才被查明，证据基本都来自于当时特务的交代：
当年费巩教授确实被一直跟踪的特务逮捕走的，紧接着就关进了渣滓洞，因国民党怕后来侦探调查，于是在美国侦探来之前，就秘密处死了费巩教授。
1978年，费巩教授被正式追认为烈士，他失踪那年只有40岁。
费巩教授的那个学生邵全声，后来成为了浙江省语文教研室的主任，1995年去世。
据费巩教授的儿子回忆，他印象中父亲刚正不阿，小时候，父亲会对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还会让他每天到三楼去临摹字帖。
费巩儿子清晰地记得，当年他父亲让他临摹的是《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也许，这就是费巩教授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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