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9月参加工作至今已四十年了。四十年来虽经历了许多的单位，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和事，但真正在脑海里留下抹不掉印记的却只有在甘肃兰州生产建设兵团的十四年。因为正是从参加建设兵团开始，我们由一个个刚出校门的初中毕业生，正式走上了社会，开始了人生的大旅程。
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工农商学兵人才济济
半军事化管理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
在那个动乱的特殊年代里，我们更多的是冷静思索和奋发振作；兵团的工作和生活是艰苦的，我们也曾有过厌倦和牢骚，但更多的是忘我劳动和艰苦创业；在兵团，我们也曾看到过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但更多的是凛然正气和美好的事物，感受到的是集体的温暖和人间的真情。
饿
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饭。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1965年，国家刚从自然灾害阴影中走出的第三年，在城市里吃饭虽然也有定量，但副食尚好，吃饱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这些小青年，特别是男生，到兵团不久，就遇到吃不饱的问题了。记得1965年9月9日，我们刚到69公里的六连，安顿好住处，就开饭了，馒头、面汤、炒西葫，馒头是发灰的，咬一口又粘又牙碜；汤是用整个西红柿做的，一个班一桶，汤像是泥汤一样，整个的西红柿漂在上面；炒西葫也是半生不熟的。第一次吃这样的饭，真是难以下咽。不久，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打土坯，每人每日定额300块。很快，肚子里从天津带来的油水就没有了，肚子好像总也吃不饱，每人定量四十几斤，真可谓定量不低，可每餐半斤多的馒头几口就下了肚，没起什么作用。很快，连队小卖部能吃的东西都被大家一抢而光。于是大家开始想办法。晚上去营部看电影，路过一片胡萝卜地，虽然早已收过了，可是扫荡一遍还是有收获。半夜回到地窝子，被窝都是“咔嚓、咔嚓”的吃萝卜的声音。不久我们班从69公里附近的公路道班买一些他们吃不完的玉米面，这下子可好了，我们用脸盆把玉米面煮成粥，大家狼吞虎咽，暂时解决了肚子的问题。不料有一天，师部姚知一政委到连队视察，走到我们班，一眼就看见屋中央火墙前的炉台上放着吃剩下的下米粥，于是他就问，你们是不是吃不饱，还没等回答，只见陪同的副指导员何永浩的两眼直直的瞪着班长韩家贵，大家吱吱唔唔没敢说出话来。
克服“饿”的感觉，最好的办法是精神会餐。在开荒打红柳，平田整地时，每当快到中午或下午下班时，是肚子最饿的时候，不知谁先开头，大家三言两语就说起天津的美味小吃，北京、西安、山东等地的风味佳肴，不管是亲自经历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个香呀，那个解馋呀，就甭提了，一下子也不饿了，仿佛每个人都吃了饱饱的大餐，干活又有力了，时间过得又快了。
1969年，连队搬到“一棵树”，重新开始基建盖房，开荒种地，劳动量增大，伙食供应跟不上，那时全国的形势也不好，反映到我们那里，就是开始吃高梁面了，窝头黑黑的，不仅不好消化，而且挡不了多长时间。记得夏天的一个夜晚，，杨怡同（三班长）把毛玉坤（二班长）和我（一班长）从屋子里叫到院子的篮球架下，天很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窝头（高梁面的），掰开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块，吃下去，不仅是香的，而且还充满了战友的感情，那种感觉现在吃多好的东西都没有了。
“饿”的问题逐渐用各种办法克服了，每次家里来信，总要随信寄上几斤全国粮票，用粮票找食堂换出机动票，买饭时加些量，而且随着兵团副食供应的改善，逐渐解决了问题。
苦
兵团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可是我们都真诚的认为，越是艰苦越考验人，越是艰苦越磨炼人，因此也都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特别是我们六连先后搬过五次家，每次都是从头开始，自己动手打坯建房，开荒挖渠，平田整地，放水灌溉，春种夏收。
工作艰苦，战友情深
开荒打红柳，一镐下去，手震得生疼，手磨起血泡、震开虎口，挥肿了胳膊，谁也不甘示弱。在戈壁的寒风中，手冻裂了，脚冻肿了，没有一个人放下手中的工具。那个时节，几乎天天刮风，不少人口干唇焦，流鼻血，脸脱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开垦出一片片的农田。记得1966年春天，全连在八斗渠的条田春灌，那时刚到西湖农场，都是有热情没经验，水渠一跑水，就把棉衣、单衣装上土往口子里堵，堵不住，人往水里跳去堵。不几天，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几乎无干衣服可换，上夜班只好穿单裤。好在还有个棉袄。戈壁的风很硬，夜晚刮起风来，真是很冷，点起一堆篝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迷迷糊糊睡着了，一不小心，棉袄的袖子又被火点着，慌忙又用水去泼灭，个个样子十分狼狈。
1973年六连从安西总干渠施工结束，直接迁到南梁“清水坑”。汽车把连队拉到清水坑才发觉，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吃住的基本准备，我们只好立即动手，把土梁上仅有的几个山洞，一个给炊事班，其他的山洞住女生，男子班则只好“天当房，地当床”，露宿戈壁。戈壁滩上不仅苦，还有险。我那时在炊事班，住在山洞里，几天以后，我去团部参加团代会的时候，司务长家贵住在我们那个山洞里。半夜，可能由于锅里香味吸引，一只戈壁滩上的野狼，爬进山洞爬上被窝，家贵睡梦中感觉身上有东西压着，脸前有热气，睁眼一看，狼正张着嘴，吐出舌头，冒出哈气，他一声尖叫，吓跑了这只野狼。
六连在西湖农场转战东西，吃的水始终没有解决，常年喝的是涝坝的水，又咸又苦。冬天破冰化水，相对水质甜一些。煤油灯点了9年（从1965年到1974年），那时我们常说，兵团战士在戈壁滩上生存，有三样东西不能少：铁锹、棉袄，煤油灯。直到1970年连队才买了一支汽灯，这支汽灯可派上了大用场，晚上在礼堂开会，宣传队演出节目，都是靠这支汽灯。连队的伙食常年缺油少菜，冬天冻萝卜、冻土豆是主要的副食，星期天两顿饭，炸油条是最好的改善伙食。1975年天津来了慰问团、学访团，临离开时，学访团的同志和我讲，看到你们，才知道什么是吃苦，不要说劳动，能在这里生活就很不简单了。
当我们离开西湖以后，回顾过去的生活，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吃过那么多的苦，再有什么样的苦也已不觉得；我们受了那么多的难，还有什么样的困难能挡住我们？
看 电 影
当年在建设兵团时，看电影可是我们最高级别的文化生活。刚到西湖农场时，看电影要全连集合，排队走上几十里路到营部看，回到连队已是半夜了。那时正值文革，大部分电影禁演，只有八个样板戏和可怜的几部电影反复放映，台词大家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大约是70年代吧，我们连队驻在“一棵树”。冬季的一天深夜，连里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音，那时正是战备时期，大家迅速跑出来集合，才知道是看电影。原来团部放映队挨着连队放电影。轮到我们连里已是深夜，电影共两部，是在连队简易的礼堂里放的。记得有一部大约是苏联侵略捷克的记录片，还有一部想不起来了。这场电影我们不用跑路，放映又在礼堂，不那么冷，真是享受啊。
夏日的一个夜晚，全营集合在二营部看电影《英雄儿女》，这是一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影片，早在天津也曾看过。但在那个时代，看这场电影，大家都深深地被影片中的英雄以及父女、兄妹、战友之间真挚的感情深深感动了，影片放完后，全营几百号人，无人起身，一致要求再放一遍。于是这场电影我们连续看了两遍。
我们搬到了“清水坑”，有一天团部通知，排以上干部第二天集体去安西县城看电影。通知到连队，已快下班了，我们匆匆吃过饭就上路了，清水坑距团部几十公里，我们几个人是走着去的。几个人路上有说有笑，不觉得累，到团队已是半夜，招待所已没床了，幸好殷宗芬为我们打开库房，我和陈桂森进去倒头睡到天亮。早上，全团的排以上干部乘坐卡车去安西县，坐在卡车厢里，人挤着人，越走越冷，脚都快冻僵了。到了安西县影院观看了当时的内部片，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的“虎、虎、虎”和“山本五十六”。回到“清水坑”时已是深更半夜了。看这场电影用了一天一夜。
“四人帮”倒台后，电影片多了，场部电影队的王文生、赵天护都是非常能干的人，和酒泉电影公司关系好，大家也就能看到些新上映的影片，团部又修建了一座新的露天电影场。每逢有电影，那真是团部周围单位的节日，从中午开始大家就兴奋起来，天还没黑，场子里就摆满了占座的椅了。我们这些在团部工作的青年也热情的邀请来团办事的连队人一起观看。那时的电影真是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
领 导
参加工作四十多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领导，但真让你一辈子忘不了的领导，我想还是我们六连的连长方书斌和指导员刘超。
方连长是山东人，47年参加解放军，在新疆转业。64年调到农建十一师西湖农场。刘指导员是四川人，48年入伍，也是从新疆建设兵团调过来的。
方连长是个直性子，说话大嗓门，对连队要求很严格，看到不对的地方马上就说，生气的时候也会骂上几句。刘指导员性格沉稳，平时说话不多。两人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有着共同的特点，为人正直，朴实无华。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他们的嘴里从没有说过什么华丽的词藻，从没有狂热的政治宣传，也没有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他们干得很多，说得很少。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方连长每天都是第一个上工，他扛着铁锹，迈着大步，带领着连队直奔工地。要求我们干的，他第一个干。基建、开荒、种地、收割、赶车、放牧，样样都是一把好手。
连长教我们射击要领
那时我们年纪小，方连长、刘指导员对待我们就像是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兄长对待自己的弟妹一样，充满着爱心。不仅教我们劳动的本领，更教给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如何生活。每逢节日，连长、指导员都是亲自下厨，安排伙食，尽可能让我们吃好。刘指导员的拿手菜是“清炖羊肉”。每逢做这个菜，他就整夜不睡觉，待在厨房，亲自掌握火候，用一整夜的时间炖好一大锅肉。
方连长、刘指导员也是好胜的人，有着极强的集体荣誉感，我们虽然是学生连队，可从参加全营、全团的集体赛歌开始，就从没有给别的连输过。参加多少次全团大会战，冰天雪地，风餐露宿，在连长的带领下，都是我们夺得了全团的第一。
歌舞比赛夺第一
几十年过去，回想起方连长、刘指导员，眼前仍会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淳朴和党的优秀基层干部的优良品质；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的连队充满着朝气、正气，踏实肯干、积极向上，代表了我们连队的精神风貌。
水中“人墙”
1974年，我在甘肃柳园兰州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六连任卫生员，在那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水中人墙”那动人的一幕。
兵团最苦的活儿除了麦收就是每年11月底12月初的放冬水。那时营里规定几个连队轮流放水，一个连队放几天，到时间就截水。因那里的土质都是盐碱地，需放水压碱。水是祁连山上的冰雪融化而成，所以也很珍贵。放冬水时，由于夜间寒冷水流小，渠面容易结冰，一层一层的，大家称为“冰淤子”。如不及时敲碎“冰淤子”，就会越积越多，把渠撑破；或是当太阳一出来，冰层融化一拥而下，也容易跑口子。这样，一则跑水少灌田地连队受影响，二则弄不好淹了房子——地窝子，麻烦就大了，因此大家放水都格外小心。
记得12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外面嘈杂的声响将我从睡梦中惊醒，随后就是连长的喊声：“快起床，干渠跑口子啦！”接着短簇有力的紧急集合哨声响起来，刹时哨声、喊声连成一片。哨声就是命令，水场就是战场！大家纷纷跑出房门，扛上铁锨向干渠跑去。我跟着连长往前跑，跑到干渠时，看到口子已有两米多宽了，水流很急，哗哗地向下流去，几个上夜班的战友正在口子两边堆土，甩掉的棉衣和马灯放在一旁。连长指挥大家从两边传土向中间挤。由于渠外都是水，根本无法下脚取土，只有削干渠外侧的土，人站在渠上，队伍拉得很长，从远处一个接一个向中间传土。连长将几颗木桩打入水中，前面挡上不知从何处寻来的干草团，口子两边的人同时向下推土，向中间挤，一点一点地收拢。眼着就要收拢住了，一股“冰淤子”夹着水流涌来，口子又冲开了，连木桩都冲倒了，两侧的土也没了，干渠外侧也不能再削了，我们顿时傻了眼。这下口子比刚才的还要大，足有五、六米，水流更猛了，像脱了缰的野马，倾泻而下。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连长苏秀聚带头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中，此时无声似有声，我也跳下了水，党员下了水，排长、班长、战士也下了水，霎那间水中筑起了一道“人墙”，大家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冲着水流迎风而站。
齐腰深的冰水马上浸透了棉裤，像根根钢针刺透筋骨，又像条条毛毛虫吞噬着我们的心。连长忙中不乱，指挥大家将扛来的两块床板档在“人墙”前面，准备二次冲锋。水流直冲得床板向外翻，“人墙”也随着水流一晃一晃的。连长大声喊：“站牢靠，把床板顶紧！”我这时站在水中，上牙和下牙直打架，冻得直哆嗦，但心中和大家一样着急，像有一团火，战友的手臂挽得更紧了，渠上两边的人穿梭似地传土，远处有几个人扛着装土的麻袋一路小跑过来，连长一声令下，两边一起往床板前推下装土的麻袋。两边传土的速度更快了，除了连长的指挥声，就是铁锨交插的撞击声和战友们呼呼地喘息声。这场面，我们在抗洪的影片中看过，这场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这场面，是诗、是画、是军垦战士热爱生活，青春献边疆的真实写照！
口子终于堵住了，冰水低了头，驯服地沿着渠道向前流去。大家这才松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有的在擦汗，有的一屁股坐在了渠帮上。水中的战友也陆续爬上了渠帮，唯有我和连长站的地势比较凹，双腿僵硬挪不动步，棉裤上一层冰，裹在腿上毫无知觉。最后还是大家卸下那堵水用的两块床板，将我们抬上，竟像抬上战利品一样，前拥后呼地回到连队，三天后我的双腿才恢复了知觉。
后来我调到了团卫生队，又选调上了大学离开了兵团。每当我回忆起兵团生活时，那“水中人墙”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上门为职工送医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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