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五夜 隆庆新政
- 隆庆新政是中国明穆宗朱载垕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承平时期。明穆宗统治期间以隆庆作为年号，朱载垕因为即位前一直生活在宫外藩邸，所以较为体查民情，《明史》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明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纶、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
- 任用贤能 明穆宗即位后，内阁首辅徐阶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明世宗在位时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重新评价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
- 俺答封贡 针对明世宗时的边防弊病，朝廷内阁提出加强北边防务，修筑加固长城，提高军事防禦能力，并结合灵活战略战术的边防新政。隆庆四年(1570年)底，以把汉那吉降明事件为契机，明朝与蒙古之间结束了长达二百年的敌对战争状态，达成封贡协议，史称「俺答封贡」。这之后，明朝北方边疆得以休兵息战，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 隆庆开关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宣布废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高潮，明代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大陆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第四百九十六夜 隆庆和议（公元1570年）
- 俺答封贡发生于隆庆四年（1570年），是明朝少数以非军事手段解决与外族敌对关系的事件。在明朝中央内阁官大臣的张居正和高拱，加上地方上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抚方逢时操作下，成功把握把汉那吉与其祖父、鞑靼首领俺答因家事争执而降明的机会，达成了封贡及互市，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明朝又凭藉在铲除赵全等汉奸之下，削弱了鞑靼内部的组织力，从此到明朝灭亡为止，明朝与蒙古之间绝少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格局。
- 背景 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儿。自那吉之父铁背台死后，他就被俺答的妻子克哈团所照顾。那吉成年后，又为他娶妻比吉。那吉其后又娶了他姑母的女儿三娘子。不幸地，俺答又爱上了他的外孙女三娘子，因此那吉的妻子便给转到外祖的怀抱。就这样，什么辛辣的感觉都齐集在这一个青年心上。把汉那吉不满并与阿力哥等十馀人，赶到大同万里长城边界要求大同巡抚接见。在宣大总督王崇古坚持下明朝受降，并厚待之，俺答期后追至，得知那吉未死，大喜，著手谈判营救。
- 明朝态度 鞑靼战力虽强，但文化不高，因此在明初一直未成气候。但在居于板升的汉奸赵全等帮助下，鞑靼有了很强的组织力。赵全一帮「多略善谋……教虏疏计谍，校人畜，益习兵事」，由是令「诸镇疲于奔命」。他们的如张居正言，当时明朝有两患：「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图也」。鞑靼，在张居正眼中还不如赵全等人。因此明朝态度，是要求俺答「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俺答封贡归顺，其实是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在与明朝的对抗中，俺答也绝少败仗。
- 俺答处境 俺答毕竟最爱这个孙子，因此他才会直奔至大同索人。俺答对于那吉降明，不断有「日夜恐中国戕其孙」的感觉。而明朝对于「讨汉奸」的要求，在孙子安危面前也变得细小：「我不为乱，乱由全等。今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而且，在俺答角度，他们入侵明朝北边其实也只为抢略。封贡称臣，失去赵全一班军师，虽有损战力，但有互市在后头，还可有大明这个大靠山，俺答绝对有利。互市之作用，在于安定外族之民：「故虏使于乞和之初，即有求讨锅布之恳。必须许以市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至此，俺答实无反对之理。
- 结果 俺答封贡于次年隆庆四年（1570年）成事，基本上以和平手段达成，以双方各取所需告终。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而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朝北边到灭亡为止，的确不用兵革。虽北边亦有说「俺答既入贡，边防大驰，军饷皆入帅囊。啖寇之外，间以遗京。近边之卒，馁瘠无复有生理。而板升生齿日繁，强硬无赖，议者忧之」，但在大明的历史上，至少已经达到止战之效，因此俺答封贡，实为成功。
第四百九十七夜 江陵柄政
- 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荆州），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代高拱为内阁首辅，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 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董其昌书《张居正诗》手卷（局部） [25]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第四百九十八夜 万历中兴
- 万历中兴乃明朝万历时出现的短暂中兴局面。其中兴之势主要归功于张居正在朝政上的治绩。
- 中兴 整个万历年间，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万历初年，由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禦沿海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神宗在位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馀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馀两。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罪惟录》上说，张居正执政时期「使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
- 怠政 然而，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后五年，万历帝开始酗酒不理国政（一说是开始抽鸦片烟），而李太后年纪渐大，对万历也实在无力再管束，导致万历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馀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皇帝增派援军，急发军饷。朱翊钧毫不理会。
- 中兴到怠政的转变 万历怠政的行为有许多解释，最主要的还是张居正身前与身后对他的影响。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因夜与宦官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母后训斥，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为其写了罪己诏，由此埋下日后的祸根。有人指责张居正晚年骄奢、专权。两个儿子中状元、榜眼，为世人非议。《天水冰山录》附〈籍没张居正数〉有「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史家高阳曾指出张居正身前的劝以节用，在神宗变成看重财货；张居正以峻法治国，在神宗变成以峻法对付臣下；张居正所讲的仁义道德，在神宗都认为是骗人的。至此可知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可说是完全破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曾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第四百九十九夜 万历怠政
- 万历怠政，即明朝明神宗在位期间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事迹。
- 远因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卒，万历十四年（1586）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万历十七年（1589）元旦，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最后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 聚财、开矿 当万历皇帝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独裁统治，万历本人贪财，徵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万历一朝，抄家之风盛行，也是万历的贪财所致。冯保率先被抄家，张居正去世两年获罪也被抄了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朝廷只给张居正母亲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万历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先后派出内监多批徵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扰得民不聊生。《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皇帝「好货成癖」。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万历二十九年直隶巡按安文壁对万历帝说「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 国本之争与不上朝 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
- 缺官不补 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叶向高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因此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万历三大征 在军事上明廷先后发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以及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内部统一，以及宗主国的权威。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明军虽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对晚明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
- 后金堀起 万历四十三年，李成梁去世，「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方从哲亦疏请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帝仍不以为意。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馀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明神宗增派援军，急发军饷，明神宗毫不理会。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皇帝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上奏章说：「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 结论 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书中，把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总结为「六不做」。「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朝理事和批阅朝臣奏章是皇帝了解政局，执掌朝政的主要手段，不朝不见不批，相当于与朝臣断绝了联系，成了一个隐居皇帝。万历皇帝身体胖，他给太后请安，要「膝行前进」。胖易懒，使他更加厌倦政事。
第五百夜 万历三大征（公元1592年-1600年）
- 万历三大征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至廿八年（公元1592-1600年）间，先后在帝国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三役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明虽三战皆胜，但国力亦蒙受重大耗损。宁夏之役自1592年（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朝鲜之役第一回冲突自1592延至1593年（万历二十至廿一年）；第二回冲突自1597延至1598年（万历廿五至廿六年）。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万历廿七年至廿八年）。
- 宁夏之役 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馀，专制宁夏，多蓄亡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佔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煦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徵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佔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佔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 朝鲜之役 朝鲜之役是1592至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3年）间，由于日本丰臣政权入侵朝鲜、觊觎明帝国而引起的东亚区域性战争。是役明廷因宗藩关系军援朝鲜，在朝鲜民兵及水师帮助下；明军大败侵朝日军，战争互有胜负，最终以明朝朝鲜联军胜利，日本关白丰臣秀吉逝，日军撤回。这场为时超过六年，牵动东亚三大国的战争，由于相关各国均由本国观点加以命名，当前在国际上并无一概通用的名称：明朝时称朝鲜之役，并未对前后两回合的冲突分别命名；朝鲜之役明军动员规模可观，与宁夏、播州二役合称万历三大征。朝鲜时称第一回合冲突为壬辰倭乱，第二回合冲突为丁酉再乱；现合称壬辰祖国战争或壬辰卫国战争。日本时称唐入り（即「入唐／进出中国」之意）、唐御阵、高丽阵、朝鲜阵；幕末、明治时称朝鲜征伐、征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第一回合冲突为文禄之役，第二回合冲突为庆长之役，合称文禄・庆长之役；当代也有部分历史研究者称之为朝鲜征伐、朝鲜出兵、日明战争。
第五百零一夜 妖书案（公元1603年）
- 妖书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是一场由于立储问题引起的党争事件。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为皇长子。后郑贵妃生子常洵；郑妃甚得神宗宠爱，神宗有意立其子为嗣。为此朝臣多次力争早日册立东宫，君臣为此僵持十数年。不久刑部侍郎吕坤撰《闺范图说》，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将《闺范图说》送入宫内，神宗赐给郑贵妃。
- 伪楚王案 妖书案可以再细分为伪楚王案、妖书案，和劫杠案。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越一起向朝廷告发楚王朱华奎，只是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首辅沈一贯因与朱华奎友好，于是授意通政使沈子木暂将奏疏压下不表。朱华越不服，亲自上访燕京，北告御状。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主张进行调查。沈一贯反对无效，最后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但察无实證，只有王如言的女儿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沈一贯与郭正域自是有仇恨，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郭正域愤而辞官。
- 妖书案 万历二十六年，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忧危竑议》，说明郑贵妃欲夺储位。郑妃派怀疑此书是出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之手，神宗谪戍此二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神宗立东宫之事，实为不得已。因其言词诡妄，时称妖书。朱赓得此妖书，立即进宫面奏皇帝。神宗看过传单后大怒，即命东厂「大索奸人」。浙党沈一贯与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积怨已深，反藉此案诬陷东林党人，兴起大狱、株连甚众。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和「伪楚王」两案同源，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府同知胡化上书控告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达观大师紫柏真可也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徵收矿税，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机牵连，此后达观被严刑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原告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写妖书。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不久，东厂又逮捕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原来皦生光是京师无赖，素行狡诈，往往胁取人财。有一富商包继志，聘请皦生光代纂诗集，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最后皦生光被捕。
- 劫杠案 后来由于太子出面保全郭正域，归罪于生员皦生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于市，此事不了了之。妖书案之后，楚王朱华奎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万金。运送途中，被朱蕴钤劫走。湖广巡抚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湖广承天府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
- 后记 妖书案后接著又发生了著名的「明末三案」，事实上都是东林党争的延续。
第五百零二夜 争国本
-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议立长子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却加倍宠爱郑贵妃，并且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 起因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不是很喜欢他。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 朝臣拥护朱常洛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摺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时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 三王并封之礼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 立常洛为太子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梃击案发生之后，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终于之封国。
第五百零三夜 齐楚浙党
- 非东林党又称「齐楚浙党」，为明末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派系。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讽议时政，被称为东林党。顾宪成罢官后，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入阁，后任首辅，集结浙江士大夫，成为东林党的最大反对派，时称「浙党」。后来，齐党与楚党也纷纷依附浙党，合称齐楚浙党，攻击东林党，是为东林党争。于是东林党与之展开激烈斗争，始自大礼议事件，继而争于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两者斗争维持数十年。双方以六年一期的京察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党多投其门下，形成「阉党」，屡兴大狱，严酷镇压东林党人，一时朝中忠良尽去。崇祯帝即位后，大力排解阉党，但残馀势力仍存，直到南明为止。
第五百零四夜 东林党
-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官僚为主、各省官僚依附组成的一个官僚政治集团。《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这是史料上最早有东林党之称。东林党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出现的时间要比史料上出现名称早一些。在嘉靖倭乱时，江南官僚弹劾浙闽总督朱纨，致使朱纨被革职；后徐阶又以通倭为名，扳倒严嵩父子，以徐阶为首的这批江南官僚就是东林党的雏形。嘉靖末年的党争，亦由此而起。
- 发迹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顾宪成与高攀龙为首的学者重修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3天。东林书院则成为江南谈论国事的舆论中心，在此谈论国事的人则称自己为东林党人。《明史纪事本末》云：「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始于顾宪成」。东林党聚集了在朝在野的各种势力，于讲学之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国家改革时政的建议，例如加强军权 「京案」「行取」考察官员，停止矿监税使的掠夺等。
- 遭受打击 由于东林党人指责朝政奸臣，触动当时的专权阉党的魏忠贤，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迫害，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惨遭杀害。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思宗）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馀人才免遭魏忠贤的迫害。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史称东林党争。
第五百零五夜 东林党争
- 东林党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 东林党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馀，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夏允彝《倖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 党争的起源 1593年4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馀，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藉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馀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1632年（天启三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 东林党狱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太监魏忠贤独揽大权，自称「九千九百岁」；实行血腥镇压，他控制卫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随意杀人，施行刑罚。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如熊廷弼、袁崇焕等。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处斩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东林诸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万历朱翊钧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 南明时期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馀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乾脆倒向阉党。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 南北党争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馀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
第五百零六夜 阉党
- 阉党，是中国明朝天启年间，依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的政治团体。当时明朝政府中官员分为许多派系，势力最大的东林党之外，尚有楚党、浙党、齐党等。诸党为了与东林党抗衡，逐渐向魏忠贤靠拢，而结合成为阉党。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失势自杀，崇祯并以「逆案」扫除阉党，明定党人永不录用，但阉党势力并未完全消除。南明弘光朝时，首辅马士英为了与东林党争权，大量任用名列逆案的官员，被视为阉党再起。东林与阉党之争是南明灭亡的原因之一，甚至延续到清朝的南北党争。
第五百零七夜 梃击案（公元1615年）
- 梃击案，明末三大案之一。
- 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如皇后无子，则以最年长的儿子为太子。虽然明朝有数代皇帝因特别情况而得位（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明惠帝的帝位，明代宗因明英宗遭胡人所俘而被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仍然依袭这套礼制。明神宗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长子为太子，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年出生，是神宗宫女所出。皇三子福王朱常洵，万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神宗希望福王为太子，郑贵妃亦不断向神宗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王皇后也支持立朱常洛。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郑贵妃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 爆发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张差。
- 转折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老实招供就给你饭吃，不老实就把你饿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寀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著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 结局 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證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 影响 郑贵妃涉嫌策动挺击事件，事后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给福王为皇太子，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第五百零八夜 南京教案（公元1616年）
- 南京教案，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三次参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上疏辩护不果，七月王丰肃、谢务禄（Alvarus de Semedo 后改名曾德昭）等外国传教士在南京被逮捕，后被押解澳门。十二月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从北京被押解澳门。这是明朝末年西洋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第五百零九夜 红丸案（公元1620年）
- 红丸案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明朝光宗皇帝朱常洛死亡的一起宫廷疑案，被称为明末三案之一。
- 始末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农历七月，万历帝朱翊钧崩殂；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登帝位，拟定改元泰昌，并谥先皇为「神宗」。神宗宠妃郑氏向新帝进献8位美女；皇帝于是「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退朝在内宫欢宴，以美女、音乐作为娱乐），「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皇帝当天晚上，与一个小生，两个花旦行房，一共三个女演员）。或许由于纵欲过度，八月初十日即病倒；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服后病益剧，连泻三四十次，乃召阁臣方从哲等入受顾命。八月二十九日起，皇帝连续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病情稍缓，精神好转，直赞李为「忠臣」；但旋于九月一日（一说八月三十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新帝未及改元即于年内崩俎，乃由年幼的皇长子朱由校登基，翌年改元天启，并谥先帝为「光宗」。所谓「红丸」，就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官史称之为「无方无制之药」；民间称为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浆，再加上红铅、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广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 影响 光宗猝逝，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另，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当时主持内阁的大学士方从哲希望藉由对李可灼赏银五十两、罚俸一年等动作，将光宗死前的一连串事件定调为「进药不效，〔……〕但亦臣爱君之意」，以闭塞外廷沸腾的「阴谋论」；但他自己也因此成为被弹劾的对象。后来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结果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
第五百一十夜 移宫案（公元1620年）
- 移宫案，明末三大案之一。
- 经过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泰昌元年，宠妃李选侍照顾皇长子朱由校迁入乾清宫。不到一个月后，光宗死于红丸案。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欲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天启年间，御史贾继春上疏指责主张移宫的东林党人，「谓不由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搆，罗织不休，俾先帝龙体末寒，遂不能保其姬女。」于是两派官员争吵不已，直到明熹宗朱由校出面干涉，争论暂时停息。移宫案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势力重新崛起，排除异己，打击宿敌。不久魏忠贤崛起，东林党人又遭到血腥镇压。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妖书案，到后来的移宫案，表面上的问题都是所谓的「国本之争」，但实际上是进行激烈的党争，直到南明灭亡为止。
第五百一十一夜 奢安之乱（公元1621年—1630年）
- 奢安之乱，彝族称为阿哲起兵，是指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到崇祯三年（1630年）间彝族抗明的起事，由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在四川永宁及贵州水西一带起事，波及黔川全省，最终由朱燮元平定。
- 经过 天启元年九月，明政府与后金战争吃紧，命令水西、永宁二土司徵兵赴辽作战。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并扣除饷银。四川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徵调。奢崇明扯起反旗，率领这些永宁军攻佔重庆，杀徐可求，李继周、骆日升及其它官员相继被害，总兵黄守魁、王守忠战死，分兵攻佔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死，其子安位年幼，其妻奢社辉（奢崇明之妹）摄事，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之手。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举起反旗。佔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佔据龙里。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十万军围贵阳，围城达一年，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饿死几尽，仅馀二百人。年三月，降将罗乾象收复江安，四月，秦良玉、谭大孝等败敌万馀人于牛头镇，遂克新都。敌退重庆，明军进驻遵义。天启三年（1623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两军藉助川黔边界地形，屡屡取胜，并使王三善、与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一战死、一自刎。崇祯元年（1628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首功的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朱燮元令滇兵下乌撤，遏乌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宁、毕节，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八月，奢崇明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合力攻永宁。奢安先进兵赤水，朱燮元侦知，令守将佯败，诱敌深入。估计其已抵达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桢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安邦彦之兵穷于应付各路兵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奢安联兵被击败。此时，只剩安位据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灭，不愿再用兵，而安位年幼被人挟持，负险顽扰。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难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粮坐困。于是明军封锁水西周围百馀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百馀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乞降。至此奢安之乱终于平定。
- 影响 平息奢安之乱的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仅天启六年一年，明政府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由于滇南阿迷州彝族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随即于崇祯四年（1631年）发动起事，史称沙普之乱。
第五百一十二夜 天启大爆炸（公元1626年）
- 公元1626年（明朝天启年间）5月30日上午9时（即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位于北京城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突然发生了一次离奇的 大爆炸事件。方圆23里内，顿时夷为平地。共造成约2万余人死伤。据估算，此次爆炸的威力约为1万至2万吨当量的黄色炸药。这场大爆炸之惨烈、诡秘，世所 罕见，至今众说不一。
- 爆炸发生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从东北方向传来一声闷雷似的轰响，隆隆的声音渐渐向西南移动。突然一声巨 响，王恭厂方圆十几里顿时涌起漫天的灰土，紧接着天色便昏暗下来，不一会儿就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了。人们只觉得大地猛烈震撼起来，数万间房屋轰然倾倒，许 多大树连根拔起。王恭厂附近的象房被震塌，象群仓皇奔逃。人们惊魂未定，王恭厂又是一声轰鸣，地面突然迸裂，出现两个十几丈深的大坑。只见从坑中升起一股 股烟云，飘飘然向东北方向滚滚而去。石驸马大街上有一5000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掷出顺承门（今宣武门）外。西安门一带，米粒大小的铁渣在空中飞舞溅落，长 安街一带，不时从空中落下人头，有的仅剩眉毛和鼻子，德胜门外尤甚。密云境内，居然飞来20余棵大树。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死伤的人无论男女老幼，许多人都是赤身裸体。在爆炸中心范围内，走在街上的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 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并长班关7人没了踪影”。承恩寺街上行走的女轿，事后只见轿子都被打坏在街心，女 客和轿夫都不见了。中心区以外也受到强烈的冲击波影响，皇上感到大震，起身便冲出乾清宫直奔交泰殿，（情急间）“内侍俱不及随，止（只）一近侍掖之而 行”，这时“建极殿槛鸳瓦飞堕”，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而“乾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正在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
- 据当时的专家学者收集的目击者见闻说，爆炸当时本来天空晴朗，忽然，轰雷炸响，隆隆滚过，震撼天地。只见从东北渐至京城西南角，涌起一片遮天盖地的黑云，不大一会儿，又大震。据《国榷》记载：“震后，有人告，衣服俱飘至西山，挂于树梢，昌平县校场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饰、银钱俱有。产部张凤奎使长班往验，果然。”真是咄咄怪事。那么，天启大爆炸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1986年，在天启灾变360周年，北京地质学会等20多家团体，发起了一次研讨会。专门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手段， 对这次灾变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探讨，种种说法莫衷一是。有地震说、火药爆炸说、飓风说、陨星说、大气静电酿祸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爆动力说、陨星反物质 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更有甚者，认为是外星人入侵、UFO降临，等等。但每一个观点都没有摆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使人完全信服。但都无法解释这场爆炸中出 现的低温无火，荡尽衣物的罕见特征。这个千古之谜不知何时能解。
第五百一十三夜 清兵入塞
- 清兵入塞，又称「清(后金)南略」，是后金和清皇太极政权在和明朝在辽西战场因无法攻克关宁锦防线而陷入僵持局面时期，绕道蒙古，从山海关西面的长城关隘进入大明北方开辟第二战场的数次攻击掠夺军事行动。因为有几次规模不大，所以究竟有几次这样的军事行动有四次、五次、六次等不同的说法。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突入长城独石口，七月，在延庆大败明军，八月，清军猛攻昌平，遍蹂京畿，历时四个多月，明称「丙子虏变」。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年），清军第三次入塞时，阿济格的军队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艳服乘骑，奏乐凯归」，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明称「戊寅虏变」。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恇怯不敢战，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
-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第四次入塞，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统帅军队从沈阳出发，绕道蒙古，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沿著运河往南直到济南，俘获了人畜46万。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卢象升拚死奋战，弹尽粮绝，最后阵亡。后来清军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初八日至十一日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洪承畴奉命镇守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庭建议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朝廷未采纳，反以传庭为保定总督，传庭借口推辞，崇祯大怒，命将其逮捕入狱。此后李自成、张献忠再度崛起，直至明亡。清兵入塞一直被视为明朝灭亡的主因，盖因在己巳之变前，满清的叛乱范围一直控制在辽东地区，并没有越过长城。满清入塞使明国伤筋动骨，对华北地区造成空前浩劫，死者无算，更令被重重围困的农民军乘机逃脱明军的清剿，例如满清在1638年的入塞，便令被困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有喘息之机。另一方面，满清是在彻底击败漠南林丹汗，让漠南蒙古成为满清附庯之后，才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掳掠的。己巳之变时，满清尚未彻底降伏蒙古，因此皇太极绕道蒙古人地盘进攻明国京畿地区，亦被视为军事冒险。因当时关宁军仍控制山海关及辽西地区，蒙古人地区相当于满清的后路。
第五百一十四夜 己巳之变（公元1629年）
-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即袁崇焕斩毛文龙后三个月，发生了清军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在皇太极率领下，绕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11月18日，满清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兵部侍郎王洽急调各路勤王军保卫京师。
- 入卫京师 袁崇焕得知爱将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急行军三百馀里，比清军早到二天，九千骑兵有四千人掉队，步兵不能兼进，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赐御馔和貂裘，袁崇焕请求让疲惫的士兵入城休整，却没被批准，只好驻军北京广渠门外。两日后（11月20日）清晨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祖大寿阵于南侧，王承允阵于西南侧，袁崇焕阵于西侧。此时清军败退，广渠门溃败的清军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蹂躏殆尽，引起戚畹权贵的极度不满，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应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而非跟蹑，11月15日赶到河西务，又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造成纵敌深入的错觉，于是京城内议论纷纷。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于平台。崇祯以杀毛文龙、勾结清军入关、射伤满桂三事责问崇焕，崇焕一时语塞，帝命锦衣卫拿下，后发南镇抚司监候。祖大寿闻讯，顿时大愤，率大军疾归山海关，情势再度逆转。此一战场由皇太极亲自上阵，明军节节败退，大将满桂、孙祖寿战死。时兵部尚书王洽「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遂下狱，隔年四月，病死狱中。
- 远因 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没有东江镇的牵制，可以进行远距离作战。当时的明朝的官员已经看到了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关连，候补科阮震亨得知毛文龙的旧部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忧虑；刘宗周上疏，以为「己巳之变，坐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人等在登州引发吴桥兵变，明朝派兵四万，围攻山东重镇登莱二州。不久，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日后清军强大的武装部队。这可说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料未及的后果。
- 后果 己巳之变之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长城，其中两次打到北京城，最远的一次侵犯到山东济南，皆大举劫掠而归。例如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遍蹂京畿，历时四个多月，明称「丙子虏变」。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年），清军第三次入塞，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不敢战，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升拚死奋战，最后阵亡。崇祯年间明廷始终和战不定，在清军与流寇之间陷入两面作战之困境。崇祯十二年（1639年），洪承畴奉命镇守蓟辽边境，给予李自成、张献忠趁势崛起的机会。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之役战败被清军俘获，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三，孙传庭部被李自成部歼灭，自此明朝内外尽墨，注定明朝灭亡的命运。
第五百一十五夜 吴桥兵变（公元1631年）
- 崇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二州巡抚。后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淩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该丁被「穿箭游营」。于是士兵击杀该家仆，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于是抢劫哗变。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称「吴桥兵变」。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山东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
- 后孔有德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遗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职，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立即举火开门，崇祯五年（1632年）一月登州便告失陷，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馀位，西洋炮三百位。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录、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录等12人死亡，15人重伤。孔有德念旧，五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徵、张焘等人放还。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陷害，元化送镇抚司，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馀」。首辅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于徐光启，终无法挽回。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宋光兰和王徵、余大成充军。
- 崇祯五年八月孔有德兵败于沙河的祖大弼、张韬等关外兵，莱州之围遂解。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日后成为大清南下横扫千里的大军。
第五百一十六夜 明末民变
- 明末民变收录了明代主要的起事运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叛乱军与明军作战开始，直至清朝顺治年间才结束的一场战争，被称为明末农民战争。
- 明前期民变 明初民变，第一比较频繁，第二地域广泛。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广西阳山县山民十万馀反。同年，福建泉州陈同反，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同年，山东青州(益都)孙古朴聚众反，自号黄巾，袭击莒州，杀同知。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广州的曹真和苏文卿等叛乱，众数万，战船一千八百艘；明廷派南雄的侯赵庸率步骑舟一万五千人，再加上广东由参政阎屯，千户张惠率领的本省军队，联合镇压。同年，福建福安县民江志贤聚众八千反。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广东铲平王叛乱，赵庸再次前去镇压，斩首八千八百馀。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年），湖广铲平王吴奤儿继洪武十一年(1378年)叛乱逃脱后再次造反，明廷派信国公汤和率领大军号称二十万，前往镇压。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江西赣州夏三聚众数万人反。明廷派出胡海，陈桓，叶升，兵33500人，动用三个侯这么大的阵势，在明初也是少见的。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广西的瑶族、壮族数万人叛乱，明廷派征南将军杨文率军镇压，斩叛乱军18360，斩家属8280人。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陕西沔县高福兴等叛乱，打败汉中卫明军，攻陷略阳，徽州，文县。明廷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明军数万镇压。明太宗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青州唐赛儿白莲教叛乱。
- 明中叶民变 明英宗正统时，浙江矿工叶宗留叛乱，福建佃农邓茂七叛乱。明英宗天顺、明宪宗成化时，在荆襄山区爆发刘通、李原的开荒流民叛乱。叛乱最终失败，但明廷不得不在荆襄山区设立郧阳府，增置竹溪、郧西等七县，允许流民开垦荒地，成为合法编户良民。明武宗正德年间，河北出现刘六刘七起义。叛乱军攻佔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许多州县，并曾三次逼进北京。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前后，江西各地爆发叛乱。其中有抚州王钰五叛乱，饶州汪澄二叛乱，瑞州罗光权叛乱，赣州何积钦叛乱，靖安县胡雷二叛乱。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中国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叛乱军转入低潮。但到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叛乱军又趋活跃。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围剿。正德十三年(1518年)，叛乱被镇压。此外，在四川、贵州以及广西等地，还先后爆发许多土著叛乱。
- 明后期民变 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6月初，苏州市民葛贤领导苏州机工包围税署，打死税吏，嚇得税监逃跑。明廷被迫撤回税监。明神宗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白莲教徐鸿儒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事，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叛乱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叛乱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同年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被杀害，叛乱失败。自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叛乱开始，有一次最大的叛乱，直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失败，前后历时31年。战争推翻了明王朝政权，期间使处于辽东的清军有机可乘，趁机入关打败叛乱军，征服了中国。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淩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围于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吴桥兵变，自号都元帅，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称王，孔有德放他逃离登州。明廷派兵镇压后，投降后金。
- 明末民变的起因 进入小冰期，气候持续恶劣。皇权旁落，离心离德，期间又不合时宜地增收三饷，激起民变。
第五百一十七夜 张献忠起义
-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吾，号敬轩，明末民变首领之一，主要割据于四川，曾建立大西政权。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历史记载显示其人曾经进行过多次对平民的大屠杀，后兵败被清军所杀。
- 生平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延安卫柳树涧堡（今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出身贫苦，初从军籍，担任过捕快、下级军吏，后因犯法被判死刑，虽然被陈洪范请求特赦，但也被免职处分。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追随府谷人王嘉胤起事，自号八大王，因身长而黄，人称黄虎。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王死后改投高迎祥。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王嘉胤被明军杀害，就抚于洪承畴，五年（1632年）又叛。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足智多谋。1635年张献忠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攻破凤阳，焚明皇陵。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祟祯十年（1637年）秋天，张献忠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进攻。总兵秦翼明兵寡不能禦，湖广震动。明廷急调左良玉、马爌、刘良佐等合兵阻截，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张献忠本人也受伤。退守湖北房、竹一带。祟祯十一年（1638年），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受兵部尚书熊文灿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与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密谋，「出师关洛，趋会郧襄」，打算夹击张献忠，张献忠「杀知县阮之钿，隳谷城」，重举反明的大旗。转战四川境。1641年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发银五十万以脤饥民」，监军兵备副使张克俭、推官邝曰广、知县李大觉、游击黎安民等同死。杨嗣昌自杀身亡。祟祯十六年（1643年）据武昌，称大西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大西军「陷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已，破涪州」六月，佔领重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被处死。八月（8月9日）攻破成都，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胤、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张献忠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县。8月16日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留守汉中的刘进忠投降清军，张献忠于凤凰山（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西充县城东南15公里的多扶场西）多宝寺前太阳河畔被清肃亲王豪格的前锋刘进忠部射杀身亡。张献忠死后，他的四个义子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率馀众联明抗清，转战贵州、云南。
- 屠杀 《明史》中《张献忠》传载：「（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不过明朝的总人口从没有超过二亿。《明史》的数据是取自清初毛奇龄的《后鉴录》。张献忠不仅杀人，也喜欢让人残废。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亲见张献忠攻克六安后，「午后，将六安人尽剁其手。先伸左手者砍去，不算，复剁其右手」。《罪惟录》载：「屠重庆取丁壮万馀，刳（剖开）而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蜀乱》记：「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有军官衙门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几如假山之千叠万峰。」《蜀难叙略》补充说，张献忠兵败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两万人。
- 凤阳大屠杀 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焚毁南直隶凤阳府，「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馀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
- 四川屠杀 据清朝史料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有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破坏，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后来清朝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规模移民潮，所谓「湖广填四川」。尸体遍地的四川，让老虎的繁殖力有惊人的成长。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巡抚张春向皇帝报告他在南充县招徕506人，居然给老虎吃掉了228人。同年10月20日，张献忠在盐亭县凤凰山被皇太极之子豪格射杀身亡。大西的官员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张死时只有25人，大多被他杀死。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详细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残忍至极的大屠杀。当时曾在四川传教的西洋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其所著《圣教入川记》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上说，由于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乃毁成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部队逃到西充时，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一日一两万人。但这一观点也被部分历史学家所反对，因为张献忠早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被杀，但清军在张献忠死后近二十年未能平定四川。四川人口锐减与清兵的屠杀关系更为相关。
第五百一十八夜 李自成起义
-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党项族后裔。称帝时以西夏奠基者李继迁为太祖。世居米脂李继迁寨。人称闯王、李闯。明末农民军领袖之一，大顺政权的建立者。
- 兵变 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他去了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负责照看马匹。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著，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于是就与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 征战 李自成起义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挂的民军。1629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皇帝凌迟处死。1630年王佐挂被朝廷招降，李转投奔张存孟（不沾泥），为队长。1631年4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明。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逐渐剿灭陕西境内民军。1633年李自成率馀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同年，曹文诏率千人关宁铁骑击败山西境内的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然而次年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被围民军从王朴处突围。是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走兴安（今陕西省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此时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抚官将义军遣送回籍，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1635年洪承畴任五省总督后围剿民军，民军退到河南洛阳一带。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荥阳召开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因争夺俘虏，李自成与张献忠失和，李自成分军西走甘肃。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在安徽被新任五省总督卢象升击败包围在郧阳山区。同年四月后金建国改清，六月清军第三次入塞。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抗清。兵部侍郎王家桢继任五省总督，高迎祥等突围。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西安时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李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明史》称其为「闯贼」。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著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迁安市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等人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死。清兵澈退后，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驻扎在富水关南的生龙寨，并娶妻生子。
- 称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阳）再次反叛，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李自成趁杨嗣昌的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张献忠所部逃出四川，偷袭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去世。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1月）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崇祯十四年二月初，李自成趁明军惊魂未定之时，长途奔袭，意图攻下河南省城开封。开封守将高名衡、陈永福、王燮、黄澍等人竭力抵抗，农民军受到重创，李自成被箭射伤左目。二月十九日撤兵。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农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再次遇到了顽强抵抗，开封的「巨商巨族，各送饼千百不等」。次年正月十五日，李自成再次撤军。这一年半之内李自成三围省城开封，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开封，使得开封形成了一座孤城。九月十五日黄河决口，十六日洪水首先冲开曹门，然后四门皆被冲开，城中平民遇难者甚众。日后李自成部先后杀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李自成部队日益壮大。李自成刻苦简朴，史载「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崇祯十三年清军围困锦州，洪承畴增援对峙，十四年洪承畴兵败松山，据守松山城。崇祯十五年三月，清军破城，洪承畴降清。11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36万人。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5月张献忠克武昌，称「大西」王。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佔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党项人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大西皇帝。
- 入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率军五十万东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馀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馀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三月初一日（4月7日）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馀人，伤亡惨重，《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李自成下令屠城。当晚，大同总兵姜镶投降，宣城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初八日，兵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举城哗然皆喜，结綵焚香以迎」。崇桢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自缢，史称甲申之变。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入燕京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但从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馀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大顺军于佔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徵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留守北京者为刘亮与李侔。据说李自成入燕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口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回圈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内地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西班牙银元与其他外籍银元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 覆灭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兵六万，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5月31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馀人，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二十九日（6月3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彻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多尔衮命吴三桂不得入京城，直接追击李自成军，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大顺军一度重创清军，五月初二日在定州清水河（今河北省定州市），李自成再次大败，大将谷可成牺牲。五月初三日（6月7日）多尔衮军入主北京城，立即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南明，一路由阿济格率领攻打李自成军。阿济格和吴三桂部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大顺军的北部防线，经绥德、延安，直逼西安，七月李自成军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避战的方式流窜，经邓州、襄阳，入湖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五月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忠于明朝的程九伯地方武装杀死，尸首不知何处，自成战死后，大顺军悲怒交集，立即扫荡九宫山区，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明史》也记载，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大顺军馀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锦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
- 争议 另说李自成兵败后脱逃，在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削发为僧，名奉天玉和尚，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于该寺。又说李自成隐居到甘肃兰州青城。何璘《书李自成传后》曾记载：「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今湖南省公安县）奔澧（今湖南省澧县），其下多散亡，至清化驿（今澧县境），随十馀骑走牯牛坝（今临澧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湖南通志》载，何璘号十樵，系宛平举人。在乾隆十一年（1746）调任澧州知州，因修澧志，得九溪卫教授孙某所告，谓石门夹山寺已故和尚奉天玉即李自成，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考證，撰写《书李自成传后》一篇，以纠正《明史》李传所记。根据湖南常德人周新国、周波所著《武陵藏珍-沅澧流域历史文化图说》一书及书中收集到的流散在澧水流域的文物说明，何璘所记「李自成禅隐夹山寺」应是可信的。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石门夹山风景区夹山寺清理了奉天玉大和尚墓，经专家考證奉天玉大和尚即为李自成，并在墓葬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陵园。1993年10月28日全国李自成学术研讨会在石门召开，会上肯定李自成兵败禅隐夹山寺，化名奉天玉，并圆寂于此。但后来也有文章指称，1979年后通山与石门两地相互争夺李自成安葬地，是经济利益所致，其论据也是以此为目的编造而成。
- 多处李自成墓 在今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的一处墓葬，被认为是李自成墓，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属咸宁市的通城县亦有一处李自成墓。
第五百一十九夜 入关战争
- 入关战争，俗称清兵入关，是中国历史上，清朝正式入主中国的开始。在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后的一连串战争。闯王李自成以农民部队推翻明朝统治，佔据京师，是为甲申之变，明思宗上吊自杀。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等流寇军。同年，多尔衮迎顺治帝入关内，在燕京再次即位，并定为帝都。清廷先后镇压了各地的农民军残馀势力和南明抗清武装，逐步佔据全中国。在清朝征服全国的过程中，由于作出了逼迫民众剃发易服的命令和大屠杀大掠夺，在南方遭到了汉族等各民族人民的武装抵抗，发生过多次屠杀江南抗清军民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 后记 明末的鼠疫与旱灾在中国盛行，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四川经战争兵火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顺治二年，御史刘明瑛称：「比年以来，烽烟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顺治八年和硕端重亲王形容山西：「田地榛芜，生齿雕耗，……其侥倖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横亩皆焦，……村尽逃亡之屋」。顺治八年，江西巡抚夏一鹗称：「膏腴上亩，土结水枯，极目秋原，草深数尺」。明末清初之际经鼠疫的大爆发和长年旱灾和饥荒，再加上随后的长期战争，包括明末大规模民变和清军的入关，至清初整个中国南北皆成废墟。长年的战争直到顺治末、康熙初年才基本平定下来。康熙帝亲政后，革除弊政，并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为后来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 评价 明清易代时所爆发的入关战争，满族八旗军几不费吹灰之力袭捲整个中国大陆。清人赵烈文曾表示：「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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