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多数文明都极具自身特色的权力象征物。比如基督教国家的伦巴底铁皇冠、罗马教宗的渔夫指环。而在中华文明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权力象征物就是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禹九鼎以及确实存在于历史现实中的受命玺，也就是传国玉玺。由于在民族史诗《三国演义》中受命玺成为了国家道统的象征，故而一方小小的玉玺等同于江山社稷的概念便深入人心。于是大家也就似乎真的相信了两千年来确实有这样一方始终贯穿着历史兴亡的国宝神器 。但事实上，在早五代十国之前，所谓的受命玺或传国玉玺就至少有秦汉、魏、晋、慕容燕、姚秦、唐六方。
伦巴第铁皇冠，据说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以基督受难十字架上的铁钉打造，历代意大利国君皆以此物加冕。
“渔夫指环”，虽然不是世代相传，但也是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利象征。
传国玺始于秦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由当时的丞相李斯以蓝田玉雕成，方四寸，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至于所谓的传国玺为和氏璧所琢的说法则出现的很晚，最早见于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用北魏崔浩之言，称“李斯磨和璧作之”。但这种观点在盛唐之时十分流行，并逐渐成为定论。甚至在梁肃的《受命宝赋》和杜光庭的《录异记》还发明或“考证”出了咸阳玉工孙寿为秦始皇帝磨和氏璧作玺。但是这些传说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记录。
秦亡之后，降王子婴以传国玺献于楚将刘邦。刘邦后来为项羽所逼，让出了咸阳城并献出了大部分秦朝的珍宝，但这枚传国玺却被刘邦一直被留在身边。这一方面说明了刘邦对于传国玺的喜爱，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至少在当时，传国玺还没有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之后刘邦反攻，灭项羽、平天下，开创了汉朝四百年基业，是为汉太祖高皇帝。于是便将秦始皇帝的所造的这方传国玺定位历代天子相传的神器，使之取得了和传说中神禹九鼎一样的地位。从此以后历代帝王在登上权力的顶点之时要是没有了传国玺的加持，就好比是婚礼上没有结婚证。比如王莽篡汉之际就专门派重臣的向自己的姑母，汉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传国玺。在王莽死后，传国玺为商人杜吴所得。杜吴将传国玺献出，短短的几个月内先后为王宪、公宾、李松所有。而李松又将其献与更始帝的大司马谢禄。更始帝为赤眉军所灭，传国玺为刘盆子所有。建武三年刘盆子降于光武帝刘秀，传国玺遂再入汉家。
至后汉中平六年(西元189年)，十常侍之乱爆发，张让、段珪劫汉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也就是日后的汉献帝——出逃，仓皇间不及携带，于是传国玺被留在洛阳宫中。旋即，张、段畏罪自杀，汉少帝返回长安，得天子、皇帝等六玺于宫中，但传国玺却自此不翼而飞。
多年之后，廷尉徐璆向在许都的汉献帝、曹操君臣献上了一方玉玺，说是被袁术盗走的传国玺。但是南宋李心传发现，这方玉玺是有问题的。证据就是秦汉传国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排列顺序是从右至左。而徐璆所献之玺虽然文字相同，但排列顺序却正好相反，为从左至右。也就是说秦汉以来的传国玺其实在十常侍作乱、董卓入觐之时就已经丢失，而徐璆献给曹操乃是赝品，所以说这方也被曹魏使用的传国玺并非原先的秦汉传国玺。
司马篡曹之后，晋朝自己又刻了一方传国玺，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五胡之乱，此玺为匈奴刘曜所得，遂为胡汉（前赵）传国玺。晋传国玺经过前后赵、冉魏三朝入金陵，重归晋朝。复得神器的晋朝本应大肆宣传自家天命所在，但丞相王导从子，王彪之却公开了此物实非秦汉传国玺的事实，也就是说此时的晋朝已经承认了自家的传国玺实际上是个“新生事物”。于是此物也被逐渐遗忘，直到不再被提起。
现在故宫博物院中所藏“秦汉传国玺”，已经被鉴定为后世的仿品。
话分两头，冉魏被前燕灭亡之后，燕主慕容俊（景昭帝）伪称冉闵之妻已献出晋传国玺，于是僭号燕帝，改元“元玺”。但事实上这方所谓由冉闵之妻所献“传国玺”实际上是慕容俊自己所造。而且这方新玺体积巨大，有六寸见方，四寸六分高，玺文则与秦汉传国玺相同，仍旧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前燕亡国，此玺先后为苻秦、西燕、东晋、宋、齐、梁所有，并一直被视为秦汉传国玺。侯景乱梁，此玺为北齐所得，复历经北周、隋，至隋文帝亡南陈后乃得此玺真相始末，于是更名为“神玺”。因为亡国的陈后帝向隋文帝献上了另一方据说是传自秦汉的传国玺～～当然也是赝品。
陈后主所献的这一方传国玺印文同秦汉传国玺，四寸见方，二寸高，但玺文却是阳刻。这一方传国玺为后秦姚苌所造，晋朝末年北伐，为后来的宋武帝刘寄奴得之于关中，于是此玺也归晋朝，而之前与慕容燕之玺，就是后来的神玺，也为西燕献于晋廷，也就是说此时的南朝诸帝不仅不是“白板天子”，而且曾经还拥有好几块传国玺。梁武帝末年，江东遭侯景之乱，慕容燕之玺入齐，而姚秦之玺被藏入栖霞寺井中。后寺僧永行捞上来后献与陈武帝。陈亡，为隋朝乃所得，但隋朝却认定了此为真秦汉传国玺。
隋亡之后，隋炀帝遗孀萧皇后将这两方“传国玺”皆献于唐太宗，但此时二玺为五胡遗物已经是路人皆知。故唐太宗于贞观十六年另制“受命玺”一方，玺文为“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至唐玄宗时以“玺”读音因近“死”，故改名为“承天大宝”。朱温篡唐时所得传国玺即是这一方；最终后唐末帝亡国时佩承天大宝自焚，唐传国玺毁于大火。而慕容氏和姚氏二玺则自唐太宗之后也就无人问津。
唐传国玺已经毁于火中，而最终结束了五代乱世的宋朝也开始对受命玺的问题刻意的做淡化处理。因为五代之际后晋、后汉、后周皆有自己的受命玺，而宋太宗以及徽宗、高宗也都制作过意在世代相传的受命玺。而宋朝灭亡之后，这些玉玺都被收入元朝大内。
直到元成宗时，一方传国玺出现在大都的玉器市场上，并最后献到了宫中。这方传国玺实际上是由后晋石敬塘所制。
前面说过，后唐灭亡之际唐末帝携唐朝历代相传的承天大宝自焚。于是夺得天下的石敬瑭就另刻了一方受命玺以取代被焚毁的承天大宝。至辽太宗会同九年（946 年），后晋末帝石青衣衔璧，出城降辽。并献上传国玺一枚、金印三枚，至此后晋传国玺归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克中京，辽天祚帝仓皇出奔，慌乱之中将这方传国玺遗落于桑干河畔，沉寂百年后被当地农夫发现，献于了正在征讨中原的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
当时蒙古崛起草原不久，尚未接受中原文明的价值观，于天降祥瑞这种神秘主义的概念大不同于中原，故而木华黎也就将后晋传国玺视为寻常古董，并没有领眼相待、大肆宣传。而这方玺此后也就一直留在木华黎家中。
直到元世祖驾崩，新继位的皇孙元成宗发现自己的“大位子”多少有些争议。于是便用了一个老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天降祥瑞。而这个祥瑞就是让被民间已经传的神乎其神的秦汉传国玺的重现天日。
官方解释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太师国王木华黎的曾孙硕德故去，其妻因为家中日子清贫，就吩咐家奴把府中收藏的古玩玉器拿去变卖，其中就有这方后晋受命玺，这方玉玺被御史中丞崔彧购得之后，进献给了元成宗的母亲阔阔真皇太后。后经硕学博雅之臣的“鉴定”，一致表态认为这就是秦始皇帝所造的那方秦汉传国玺，于是上表祝贺共庆升平。至北元灭亡后，此物也不知所终。而在元顺帝之时被收入元朝大内的历代玉玺也遭了大难。据《山居新语》记载，元顺帝后至元年间，太师伯颜曾经下令把太府监所藏的唐、宋、辽、金历代玉玺改为猎鹰佩戴的鹰坠，或磨去印文重新刻字，分赠其党羽大臣。而只有武则天玉玺一方，玉色莹白，因为印台仅高半寸，而印文甚深，无法重新利用，于是躲过一劫，被交给艺文监收藏。以至于一时阁老诸臣皆叹武则天之智。
此后明、清两朝都有所谓的秦汉传国玺重现人间的记录，但也无一例外的都是后人仿制的“玩意儿”。唯有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陕西鄠县人毛志学在泥河滨掘得一方玉玺，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虎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传国玺复出，献与朝廷，但后来被鉴定为伪，也就藏之不用。而这枚玉玺便可能是唐朝失踪的慕容燕或姚秦“传国玺”。
至明崇祯八年，后金主皇太极迎娶北元末帝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并对外扬言自己得到了元传国玺。但事实上皇太极所得的是元朝的“制诰之宝”，而非任何一方传国玺。而这方白玉的“制诰之宝”也在日后消失在深宫之中。现在沈阳故宫中的那一方实际上是乾隆帝仿造的。
清朝建立之后，改易制度。每换一朝天子就重新刻上一套玉玺。所以清代也就不存在传国玺。而入民国之后因为政局动荡，所以也就没有一方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传国玺”。
明朝“制诰之宝”及仿秦汉传国玺所制的“天子”玺。明朝的玉玺艺术水平极高，比之于清代更具有人文气质
清乾隆年间复制的元“制诰之宝”以及押有印文的满文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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