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共担风险与责任，共享回报的合作经营关系PPP项目在中国早期的实践中以BOT模式为主1988年投入使用的深圳沙角B电厂被认为是中国内地第一个PPP实践案例其后10多年间，PPP项目处于不温不火缓慢发展阶段2013年末，一系列顶层设计推进了PPP政策框架的建立与完善2014年12月，财政部批准成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国家发改委同期下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以及通用合同指南2017年11月，为促进PPP事业可持续发展，推动PPP回归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本源，财政部出台了92号文件，整改清退了一批不合格项目，PPP步入健康规范的发展阶段，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如何提高ppp项目投资效益?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何提高ppp项目投资效益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共担风险与责任，共享回报的合作经营关系。PPP项目在中国早期的实践中以BOT模式为主。1988年投入使用的深圳沙角B电厂被认为是中国内地第一个PPP实践案例。其后10多年间，PPP项目处于不温不火缓慢发展阶段。2013年末，一系列顶层设计推进了PPP政策框架的建立与完善。2014年12月，财政部批准成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国家发改委同期下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以及通用合同指南。2017年11月，为促进PPP事业可持续发展，推动PPP回归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本源，财政部出台了92号文件，整改清退了一批不合格项目，PPP步入健康规范的发展阶段。
截至2019年1月，全国PPP项目库累计项目数为8654个，总投资额高达13.2万亿元，项目落地率达到54.2%，比2017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中国财政年鉴编辑委员会，2019）。在PPP项目大发展背景下，各省份的入库数量和入库项目金额却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入库项目总金额的差异尤为明显。根据全国PPP项目管理库公布的数据，至2018年底，管理库累计投资额方面，居前5位的省份是；云南（11138亿元）、贵州（10083亿元）、浙江（9725亿元）、四川（8460亿元）和山东（8412亿元），这5个省份的PPP项目投资额几乎占全国所有项目投资额的40%;累计投资额最低的5个省份是上海（20亿元）、西藏（97亿元）、宁夏（511亿元）、青海（527亿元）和重庆（845亿元），这5个省份的PPP项目投资额仅占全国的1.5%。
鉴于PPP合作是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手段，各地大力发展PPP项目，以达到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改善公共品供给数量与质量的效果。面对各地入库项目投资额差异较大的现实，非常有必要探究其背后的引致因素。究竟是自然条件使然还是归于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抑或是二者的协同作用?如果只是前者，那么是哪些自然条件导致了各地PPP投资额的悬殊差异?如果是后者，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强化或者削弱了地方政府参与PPP项目的动机和能力？本研究将上述几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外部压力因素、内部动力因素和制约能力因素，从而建构一个“压力－动力－能力”互嵌模型，并采用21世纪以来最前沿的构型研究方法———模糊集QCA方法，研究影响PPP项目规模大小的条件组态，以期探究PPP项目规模差异的内在逻辑，提高PPP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各地政府合理利用PPP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目前学界对PPP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PPP效率提升和风险合理分配，专门针对PPP项目投资规模的研究还比较少。参考部分关于PPP项目落地率差异和公共品提供成本的研究，总结出若干影响项目投资规模的因素，包括地理因素、人口规模、政府意愿、政府债务、市场化程度。文献表明，研究各地PPP项目投资金额的巨大差异，必须立足于省级层面，分析有可能导致PPP项目规模差异的自然状况（采用海拔高度衡量）和人口规模，考察各地政府在PPP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推动意愿和能力制约因素。其中的海拔高度和人口规模构成了各地推进PPP项目的压力因素；各地政府关于PPP项目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数量能够直观地表现出地方政府的推动程度，即动力因素；各地政府的推进意愿必然受其财政能力的制约和当地市场化程度的约束，财政能力限制可以通过负债率来反映，因此负债率和市场化指数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PPP的能力制约因素。
但这三类因素彼此之间存在着非独立关系。例如：人口规模越大或者自然条件较恶劣，客观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对PPP模式的合作需求，从而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及支出规模。而负债率既可能抑制也可能刺激地方政府发展PPP项目的意愿。传统的回归等统计方法研究的是净效应问题，因果关系的假定是恒定、一致、可加和对称。传统计量研究中假设前因变量相互独立的命题，在省际PPP项目投资额差异研究中并不存在。为此，本文选取超越定量与定性研究的QCA分析方法，将压力因素、动力因素和能力制约因素作为条件变量，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对PPP项目投资规模的影响，以此探究PPP投资额差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建构如图1所示。各省份PPP项目的投资规模主要由客观压力因素、主观动力因素和能力制约因素解释。三大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既可能出现替代性而相互抵消，也可能出现适配性而相互强化，因此是一种“压力－动力－能力”的互嵌结构，将对各省份PPP项目的投资规模形成多个构型不同的解释路径。
本文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库中各省份 PPP 项目累计投资额为结果变量，研究“压力－动力－能力”机制下的PPP项目投资规模差异问题。经过fsQCA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导致PPP项目高投资规模出现的构型有四种。因此，PPP项目投资规模符合社会现象的集合本质，导致高投资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单一条件不足以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单一条件缺失也不足以导致非高投资规模的出现。分析每一个构型组态，发现至少需要存在两个前因因素才会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说明“压力－动力－能力”三者之间存在互嵌结构，大多数省份是压力因素与动力因素之间存在适配性而相互强化；部分省份的动力因素与能力制约因素之间存在替代性而相互抵消。
第二，人口规模是影响PPP项目投资额高低的主要因素。在项目高投资额的四种构型中，有三种构型都包含了人口规模因素，反映出社会人口发展对于PPP项目的迫切需求，因此，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省份，例如：广东、广西、福建和山东等，特别是发达地区，未来的PPP项目投资额还会进一步上升。
第三，对于西部各省份，地理因素造成的公共品提供成本较高是PPP项目体量巨大的主要因素，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云南、贵州和内蒙古3个省份。这一客观条件导致在西部地区要达到与东部地区一样的PPP建设成果需要更多的初始投资，给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造成了不小压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西部地区PPP项目的落地率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
第四，面临较大人口压力或者较为恶劣地理环境的地方政府对于PPP项目的偏好更加明显。通常这两种压力中具备其中之一的省份，地方政府制定的关于PPP项目的地方性法规也就越多，因此，PPP项目的总投资额通常也会比较多。但是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则对于PPP项目的推进有一定抑制作用。例如:青海和甘肃2个省份的政府负债率较高，相应地PPP项目投资规模较小。
PPP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客观要求加大发展。为了使PPP模式在中国现行的政策支持下能够更加优质地发展，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PPP项目所处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建设能够推进PPP模式的顺利运行。PPP模式投资巨大，涉及面广，运营周期长，专业性强，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PPP项目的失败。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出台更加明确的有利于PPP模式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优化制度环境，鼓励社会资本对项目进行投资。
第二，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的PPP专项转移支付。地理因素导致中西部地区的PPP项目建设成本远大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本身也是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的地区，这两个因素造成了西部地区对于PPP项目的巨大需求。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可能为了提高PPP项目的落地率而偏向可行性缺口补贴类型的PPP项目，埋下未来财政支出过大的隐患。按照全国PPP项目库的预测，未来两年财承占比最高的3个省份将会是贵州、湖北和河南。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缓解中西部地区发展PPP模式的巨大财政压力。
（参考文献：马桑,陈冰.“压力-动力-能力”互嵌视角下PPP项目规模差异研究——来自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2,38(08):100-1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