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兵者，国之大事：战争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孙子告诉我们战争是国家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研究的。孙子在这本书一开始就强调军事的重要性，是想让我们知道，打仗不是儿戏，而是关乎国家人民命运的大事情。
“兵”，本义是指兵器，引申义为兵卒、戎事、军旅之事或军事等。“国之大事”。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的“戎”就是“兵”。 国家大事有两件，一件是祭祀，一件是军事。祭祀，是为了延续种族，与生命有关。军事是为了国家安全，也和生命有关。孔子说，军旅之事他没学过，但他的弟子子贡问政，他讲3条：足食、足兵、取信于民，其中就有兵。可见“兵者”对一个国家来说确是十分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国家没有军事力量，那是难以想象的。战国末年更残酷，光是秦、赵之间的长平一战，秦军就屠杀了40万赵兵。所以《鹤冠子·近迭》中说，天地人，天地远，人道近，三者之中，人最重要，人道又以兵最重要，叫“人道先兵”。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段话很清楚，即“兵”是关系到士兵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死生之地”，就是“死地”和“生地”的合称。“死生之地”实际上就是战场、战地。战场上的死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事的背后是政治。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当然要重视，即“不可不察也”。在《孙子兵法》中，一再反复地强调，三军的将帅是决定人们生死的关键，即“司命”。《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着重强调军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是对用兵者的警告。《孙子兵法》中，到处都是警告的话，这是其一大特点。
2.经之以五事：决定战争胜负的5个因素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子认为用兵作战前，首先要比较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这样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谋略，才能取得胜利。为此，孙子首先提出了“经之以五事”的比较内容与比较标准。孙子“经之以五事”的具体内容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道，就是政治。这里明确提出道的标准是“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孟子提出的“人和”。同意、同欲，才能上下同心，三军一心，为道义而战，死不旋踵。
天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问题。古代春、秋不兴师，恐妨碍农耕；冬、夏不出征，恐伤害健康，都是考虑到天时条件的制约。
地
“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地，即地理条件，孟子谓之“地利”。用兵须讲地理条件；地高不宜仰攻，地下不宜处军；远者宜缓，近者宜速；险地宜用步兵，平地宜用车骑；地广宜用大兵，地狭宜用精兵；死地宜战，生地宜守。
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为将帅，应该智能谋划，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敢，严能立威。曹操称此“五德”为“将德”。
法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法指军事制度、治军法规、后勤管理以及调兵遣将、任人用才之术，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条件。
孙子的高明处是，他在制定决定胜负的比较内容时，不就战争讲战争，不就军事讲军事，而是全面考察军事、政治、人力、物力、天时、地利诸因素，注重综合实力的比较。临战之际，“五事”是制胜的条件；和平时期，“五事”则是治国治军的基本内容。只有平时注意“五事”的治理，才有战时突现综合优势。而军事上的胜利，正依赖于“五事”优化产生的综合实力，正是综合国力的胜利。
此外，孙子不是将“五事”等量齐观，而是通过先后排列，表明这5种制胜因素有轻重、主次之分。孙子将“道”居于“五事”之首，与孟子强调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暗中相合。根据对“五事”的不同具备情况，可以把军队分为“仁义之师”、“节制之师”、“权诈之师”。根据将帅对“五事”的不同掌握和运用程度，又可以把军事家分为不同的等级。可见孙子“五事”不仅是衡量综合国力的标准，也是考查军事家优劣的尺度。
孙子尖锐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战役胜负预测验证了“五事”要素的正确性、合理性。以著名的三国“赤壁之战”为例，公元208年时，曹操率军攻打江东，孙权召集群臣商议，群臣大都以敌众我寡，难以抵御为理由，主张归降曹操。唯独周瑜坚持抗战，并以“五事”为标准，分析了孙权必胜的根据：“曹操虽然名为汉朝丞相，实际上是汉朝的奸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凭借着父兄的基业，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雄乐业，正应当纵横天下，为汉室除暴去秽，为什么要去投降曹操呢？况且曹操引兵前来，已有多处违犯兵家的忌讳，可以说是自投罗网。如今曹操北方未定，马腾、韩遂尚在关西为其后患，而曹操率众久居江南，这是一大犯忌。北方军队不熟悉水战，弃鞍马而驾舟船，与江东争锋，这是二大犯忌。目前正是隆冬盛寒，粮草短缺，这是三大犯忌。中原士兵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这是四大犯忌。有此四大犯忌，曹操虽然兵精将广，却注定要失败。这正是捉拿曹操的好机会。我愿领精兵数千，屯驻夏口，保证为将军破敌。”孙权听后大喜，立即让周瑜统兵拒敌，果然获取了以后的赤壁大捷。
3.兵行诡道：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
兵者，诡道也。
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孙子还提出了所谓的“诡诈十二术”。
兵行诡道
“用兵重道”与“兵者诡道”这两个重要的军事命题看似对立，其实并不矛盾。《孙子兵法》注家张预说：“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乾坤大略·自序》说：“所有既明，则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这些论述阐明了“用兵重道”与“兵者诡道”这两个命题处于军事学的不同层面上。“用兵重道”说的是战争性质,强调用兵的正义性、人民性，这是用兵的“正道”；“兵者诡道”说的是用兵的战术，它是辅佐“正道”而施行的“奇道”。失去“正道”则兵失其本；不用“奇道”则“正道”难行。所以《黄石公三略·中略》总结说：“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计无以成功。”或反用兵的真实意图而行动，或掩盖事实的真实面目而行动，或顺应敌人的某些主观愿望而行动。总之，要以假象掩盖真相，以形式掩盖内容，造成对方的错误，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诡诈十二术
孙子在刻意说明了“兵行诡道”的基础上，又归纳总结出了“诡诈十二术”，即十二条行诡之术，可谓军事谋略的智慧总结。这十二术分别是：
（1）能而示之不能：本来能打，就装作不能打。（2）用而示之不用：本来要打，就装作不要打。（3）近而示之远：本来要去近处，那么就装作要去远处。（4）远而示之近：本来要去远处，那么就装作要去近处。（5）利而诱之：敌人贪婪，那么就用小利去引诱他。（6）乱而取之：敌人混乱，就趁机攻击他。（7）实而备之：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时刻防备他。（8）强而避之：敌人兵强卒锐，就暂时避开他。（9）怒而挠之：敌人来势汹汹，就设法屈挠他。（10）卑而骄之：敌人辞卑慎行，就要使之骄横。（11）佚而劳之：敌人休整得很好，就设法使之疲劳。（12）亲而离之：敌人内部和谐，就离间他。
4.庙算：计划决定胜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十三篇，以《计篇》为始，而在篇中，又以“庙算”为最重要。所谓“庙算”是指：古代交战双方在开战前，最高决策者首先要在庙堂举行会议，测算双方综合实力，谋划作战大计方略，预计战争胜负趋势。孙子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庙算”做了阐述：
先算胜后算
战争事关人民生死、国家存亡，因此在决定要不要开战，如何开战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时，一定要首先在代表“社稷”的宗庙内召开最高军事决策会议。成大事者必三思而后行，举大兵者当先计而后动。只有首先在庙堂上将要不要开战的利害权衡好，将如何开战的策略谋划好，才可增加行动的预见性，避免作战的盲目性。孙子是兵家权谋派，以长计善谋为特色，自然更是强调“庙算”中先计而后行、先算胜后算的重要性。
多算胜少算
孙子在如何“庙算”中，提出了“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重要运筹思想。孙子的“算”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计算，即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条件权衡，看谁的优势多。比如“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等，都是这方面的“算”的内容。“经之以五事”与“校之以七计”，实际上是从宏观战略层面来进行多侧面的胜负决算。二是谋算，即根据双方的综合实力与具体条件来谋划制定作战方案。《计篇》后半部分讲的“因利而制权”、“诡道”十二术以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术总则，都是讲的具体作战方略、战术的谋算。在“庙算”中只有把战略上的计算与战术上的谋算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周全的“多算”。只考虑某一层面或某一侧面，则为“少算”。不加筹划，一意孤行，那就是“无算”了。多算胜少算，无算则一点取胜的希望都没有。
总结
孙子关于“庙算”决胜的思想，不仅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所推崇，而且已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就不能不遵循先算胜后算、多算胜少算的“庙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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