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毅
乡下的婚丧嫁娶，要吃“流水席”。我老家大石岭景的乡俗，叫“办酒席”，意思都一样，请来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开怀大吃一顿。男女老幼，有牙的没牙的，牙硬的牙松的，围坐一起，开动腮帮子，嘁嘁嚓嚓，咕咕㖨㖨，场面十分壮观。
我小时候，总有一条馋虫在胃里蠢蠢欲动，对于参加这样的集体大吃大喝活动，不像现在这样胆战心惊，更没产生过任何抵触情绪。相反，十分乐意，踊跃参与，态度积极，立场鲜明，想装出一副无所谓样子都相当困难，因为迫不及待流出来的哈喇子，出卖了我，说明正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这样的日子尽快到来。毕竟，那时能树立起来的人生小目标，都在碗碟里飘着袅袅香味。
乡宴的档次，与主人的家境有关，有高有低，热闹程度也有强有弱。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宴席上的酒菜，不是平常想吃就能吃到的。让我自觉保持着高度积极性的，是去赴谁家嫁囡的酒席。
我有三位亲姑姑，还有若干位表姑姑，这就决定了我有许多表姐，也给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酒席可吃的良好外部条件。她们要出嫁，当表弟的自然必须莅临贺喜，不参加显得礼数不周，心里过不去，胃里更过不去。可让人无比痛心的是，表姐们年龄都比我大出许多，打我记事起，只参加过一位，在与我家相隔5里远的另一个村子里。
这也成了我参加过的有限的几次乡宴中比较完整的记忆。
临行前，母亲帮我换上新衣裳，嘱咐说，不许胡闹，不许与别的孩子打架，不许大人没动筷子就先吃，不许抢食，不许吧唧嘴，不许把筷子插在饭碗里……能吃酒席，一万个“不许”我都能愉快并无条件接受。接过装满垂面、红糖、红枣等礼品，并压着一张红纸的竹篮，我出了门，迈开小短腿，绝尘而去。
按规矩，嫁女的酒席要吃两天，其实就是两顿午饭。正日的前一天，亲朋好友陆续到来。姑姑家已张灯结彩，大门和玻璃窗上贴满“囍”字，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廊沿下、道地（院子）里、正堂前，摆满了桌子，还摆不开，就延伸到路上。桌是八仙桌，凳是长条凳，一张桌子坐8个人，自由组合，客人一般找相熟要好的人在一起，边吃边谈笑风生。
我偷瓜摘梨掏鸟窝的江湖地盘，局限在岭景村，姑姑的村子里没有同伙，与谁同桌就犯了难。当然，在给胃里的馋虫提供充足的养料方面，我是很愿意多动脑筋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动脑。宴会酒席，人人文质彬彬，更不可豪夺，只可智取。我巡视一圈之后，找了张老弱妇幼多的桌子就坐。开席时，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无比正确，虽然我谨遵母亲的谆谆教导，懂礼貌，讲规矩，守家教，像个绅士，请别人先动筷，但她们不是年纪偏大就是偏小，嘴巴嚼动起来比较费劲，这样我就掌握了速度优势，她们的第一块红烧肉还在嘴里慢慢盘，我的第二块已经下肚了，就像站在同一起跑线，发令枪响，我不跑第一个，但后程发力，照样把别人甩出老远。后来我才知道金庸先生曾总结过，“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异曲同工；同时我也总结出一句警世恒言，以飨读者：别与天才吃货同桌！
酒席盛菜，用大号碗，很少用盘，大石人俗称“九大碗”，基本配置，也就是“硬菜”，有清蒸鱼、红烧肉、油泡、肉圆（一种豆腐掺精肉剁泥捏成的丸子）、笋尖、红烧鸡块、红糖莲子、梅干菜扣肉、时蔬等。姑姑家境较为殷实，又特客气，没有局限于九碗，桌子上摆了十四五碗各色菜肴，让我们只管放开肚皮招呼。
宴席必不可少的，还有一道 “垂面饭”，油汪汪香喷喷的，最后隆重登场，当压轴戏。用料是大石特色食品垂面，与少许萝卜丝一起拌炒，出锅时撒一把葱花，浇上热腾腾的猪大油，发出“嗞嗞”的响声。“垂面饭”盛在一个大木盘里，木盘叫“桐盘”，色彩鲜艳，画工精美，与雪白的炒面相得益彰。“垂面饭”我吃得少，只点到为止，原因是把炒面操作到我的嘴巴里颇为麻烦，面很长，用筷子完全挑起来，我得爬到板凳上去，有失君子风度。当然，这一听就是托词，实情羞于启齿，先前的美味佳肴，已快把我的肚子撑破了。
乡亲们办酒席，食物大多是平常积攒下来的，其实就是从自己的牙缝里，一口口省出来，有女要嫁，有儿要娶，早就开始作准备，连猪都会早早地多养一两头，其中的辛苦张罗，酸甜苦辣，只有主人家自己知道。
要掏钱到市场上购买的东西也很多，鱼是必须的，谁家也没有能力为了嫁女儿或娶媳妇，专门挖个养鱼塘。据说，我的一个邻村特别贫穷，却特别有妙招，没有钱买鱼，酒席上又必不可少，年年无“鱼”不吉利，怎么办？雕一条木头鱼，以假乱真，放在盘子里，淋上滚烫的麻油，端上桌，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有经验的客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按筷不动；不明就里的，拿筷子去捯，鱼肉怎这么结实？一使劲，木头鱼滑溜，射出老远。吃的人举着筷子尴尬，主人的笑容僵在脸上也尴尬，赶紧去捡回来，放回盘子里。我倒觉得挺好玩，可惜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只是听大人告诫说，吃酒席时，要仔细看清是不是真鱼，莽撞了可能会让主人丢面子，下不了台。
后来有几次，我看见和尚敲木鱼，总想着自己也整一个，淋上香油，给小伙伴们“吃”，考考他们的眼力，没准还能出出他们的洋相。只是自己不会雕刻，而和尚们又总把木鱼看护得很紧，使我的阴谋至今未能得逞。
乡宴用酒，都是老酒，即黄酒，绍兴那边叫“女儿红”，据说女儿出生就埋进地下，出嫁时起出来喝。我们岭景人没那么复杂，到供销社扛回几大坛，用竹勾子舀出来，装进打造得很精致的锡壶里，炖得七八成烫，有时也放点红糖话梅什么的，倒在碗里喝。我一般只喝一小碗，三两左右，因为我知道喝多了会醉人，胡言乱语，手舞足蹈，很不像话。这么一说，好像我从小就懂得自我节制并注意影响似的。其实，我有过惨痛的教训，一次父亲回家，要我去打酒，3毛2分钱一斤，回来的路上，我闻着挺香，在好奇心的鼓舞下，我把酒顺掉三分之二，到家便觉得头重脚轻，栽倒在地。是年，鄙人6岁，创下了全家有史以来醉酒年龄最小、喝酒数量最多的光辉纪录。
后厨十分热闹拥挤，充当厨师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不知是何原因，老家的男人平时不做饭，都是婆娘忙乎一日三餐，可到了关键时刻，也就是摆乡宴的时候，胡子拉碴的男人，围裙一系，挺身而出，两边耳朵夹着香烟，粗着嗓门吆东喝西，威风八面，把打下手的人支得团团转。这些大脚厨师手艺纯熟精湛，大锅菜做得出色，也不知道打哪学来的，极有可能无师自通。打下手的也是男人，手脚麻利，烧火剁菜听招呼，与大厨配合默契。跑堂更非男人莫属，长方形大木盘里摞着十几个大碗，足有几十斤重，没点臂力是吃不消的，在人群里躲闪腾挪，游刃有余，唱着菜名挨桌送去，下菜碗时，好像也不怕烫，因为我看到，他们把指甲里嵌满黑泥的指头伸进碗里，一点都不在乎。女人们也不是没有活干，一筐又一筐的碗筷交给她们清洗，还有择出一堆堆小山似的青菜。这些琐碎活，大丈夫不屑干。
一次要办少则一二十桌，多则四五十桌的酒席，碗筷桌椅哪里来？农村有农村的办法，桌椅板凳不必说，挨家挨户借。碗盘也一样，每只都刻着主人的名字，不会搞混。那时候，专门有在碗里刻字的手工匠，经常挑着杂七杂八的工具在村子里出没。有经营头脑的人，农村叫“门槛贼精”的人，嗅到一门生意的味道，便搞起有偿租借碗筷业务，隔三差五，颇能赚些小钱。
第二天中午，嫁囡宴席正式开始，排场比前一天大出许多，因为左邻右舍都来了，菜肴也会比昨日丰富。这时候，新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房间里等待，无论心里怎样百花齐放，也得装出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梨花带雨，伊人憔悴，表示舍不得离开娘家，养育之情永不忘。农村姑娘一般都腼腆害羞，随便客人如何吆喝闹腾，都不会出来敬酒。不像现在，有些新娘巾帼不让须眉，挽起袖子与客人拼酒，姑奶奶与尔等一决高低，豪气千丈。
酒足饭饱，也是千挑万选的时辰一到，新郎来接新娘的花轿到了。一时，鞭炮齐鸣，鼓瑟喧天，新郎给宾客们行礼，准备带着新娘和早就排成长队的陪嫁礼物起程。这时，孩子们不干了，不给喜糖红鸡蛋不让走，新郎满脸陪笑，却一毛不拔，孩子们岂能甘休，抱腿的抱腿，拧胳膊的拧胳膊，拽衣服的拽衣服，新郎动弹不得，苦苦央求无效，只好让新娘赶快发放红鸡蛋，免得误了时辰。我对喜糖不感兴趣，对红鸡蛋情有独钟，因为糖果一毛钱能买10颗，而鸡蛋一毛钱只能买一枚。到手后，孩子们便不再为难新郎，像一群小强盗打劫到财物后，欣欣然放行。其实，这都是例行的节目，只图一乐，增加喜庆气氛。
说起来，岭景人的乡宴，最隆重的还有房屋结顶上大梁，要办“竖屋酒”。
以前，农村生活清苦，谁都没有多少家底积蓄，盖几间房子，是大工程，全家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省吃俭用，好几年喘不过气来。可不盖也不行，尤其是儿子多的人家，房子小，或者破旧得不像样，或者兄弟分家时一人一间都不够，想娶媳妇就比登天还难，打光棍的可能性严重存在。这与现在也差不离，房子是“硬件”，若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媒婆都懒得搭理你。因此，哪怕日子过得苦一点，“房奴”不得不做。嗟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房地产商俱欢颜。
现在新房子基本成形了，主人幸福得跟花儿一样，必须得开怀畅饮。“竖屋酒”有庆祝房屋成功落成的意思，也有以此向工匠及帮忙的邻人表示感谢的意思。其实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意思：立起来的是房子，硬起来的是腰杆；栽下梧桐树，只等凤凰来。
领景人的乡宴，讲热闹，讲排场，讲气魄，全力以赴，倾尽所有，乡亲们将几年的节衣缩食，换来一时间的扬眉吐气。因此，乡人吃乡宴，吃不是主要的，大家分享的是主人的幸福和快乐；主人摆宴，宴不是主要的，他摆出来的是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平素最沉默寡言的人，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人，最卑微屑小的人，这一刻，他都是至高无上的主人，忘记生活的重荷、岁月的悲摧，将美好心情在欢声笑语与觥筹交错间，作华丽的释放。
在乡俗这道人文景观里，乡宴是一支绚丽灿烂的奇葩。可是，随着乡村的逐渐空心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将红白喜事等宴席，搬进城市，搬进饭店，洋气而又高大上。包括岭景村，乡宴的数量在减少，规模在变小，气氛在降淡，有些只是象征性地走一下过场。
岁月流淌，风味独特的乡宴还能延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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