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9日秦怡老师走了之后，11日我代表剧团老老少少，代表她的同事、晚辈，最后在空旷的华东医院院子，送了老人家最后一程。站在即将送走秦怡老师的车边，我努力控制情绪，控制声音说：“我代表剧团来送您。”那一刻，面对永别的秦怡老师，不敢多说也不敢多站，难过而克制着难过。是的，我们谁都不希望悲伤的情绪，点燃这因疫情而脆弱易燃的空气。
最近，有同事给我发来一段几年前我到医院看望秦怡老师的视频。其中一次，秦怡老师跟我商量怎样把她从医院“救出去”。当时，坐在椅子上精神十足的秦怡老师听说剧团要举办一年一度的敬老节重阳团拜，就像孩子一样，抓着我的手说，“我要去参加”，为了显示自己恢复得很好，还说到今天主治医生刚刚指导了她怎样锻炼恢复走路，“方法我都记住了，我自己会练习的”。她强调说骨裂是最小的病，只是之前三个月一直躺着躺软了。我说“好的，我把你‘抢’走，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把你‘营救出来’。”听到这句话，秦怡老师笑起来，一半玩笑一半叮嘱地说，“你去想想办法”，然后认真地看着我说，“能‘救’出去吗？”我说我要是真把你“救”出去，回来要听医生的话，哪里都不能去，在医院安心恢复可以吗？秦怡老师像是小孩一样保证说，“好的，我不出去。”整个视频，画面里充满了笑声。
我们常讲岁月如歌。秦怡老师虽然饱经风雨，却总能平静笑纳。临离开医院时秦怡老师还认真嘱咐我道：“你先别告诉大家，告诉了大家，如果去了还好，万一又去不了，大家就会失望了。”
那一年，2017年10月19日上午，在上海虹桥元一希尔顿酒店举办的上影演员剧团重阳节敬老活动，真是热闹非凡，除了征求医院同意得以出来的秦怡老师，还有阔别剧团几十年的王丹凤老师、孙道临老师的夫人王文娟老师和剧团的“女婿”吴贻弓导演都参加了他们每年盼望的剧团大团圆。今天，看着当年大家的合照，真是感慨万千。记得当时我和上影集团的领导们亲手把印有秦怡、王丹凤、牛犇等艺术家名字的“卓越贡献奖”送到她们的手上。虽然许多老前辈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当时欢聚一堂的画面，他们嘴角上扬，毫不掩饰的欢乐模样，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
在上影演员剧团工作的这些年，我有幸和很多我非常尊敬的艺术家合作过，除了秦怡老师，还有刘琼、舒适、仲星火等前辈。在担任了剧团团长之后，与很多艺术家走得更近了，甚至成了忘年交。
记不得，去过多少次位于衡山路的秦怡老师的家，也急不得去医院看过她多少回。但记得，我有一阵在外地拍戏，两个月没有到医院去看望秦怡老师。回沪后看望她时，秦怡老师说，“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来呀？是不是在外面拍戏呀？我现在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言语之中我听到了老人的挂念。老人看了看我又说：“嗯，晒黑了，一定很辛苦，自己要当心身体。”
秦怡老师走的时候，很多电影界的同行、上影演员剧团的同事都沉浸在难过之中。特别是热爱她的观众，都自发地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影发来声音，对上影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表达缅怀之情。同样对于我而言，秦怡老师不仅仅是曾经的剧团演员，她更是上影演员剧团的一面旗帜。9日那天上午，牛犇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都知道秦怡她一百岁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我们，可是当她真的走了，这一天这一刻，我们还是觉得很突然。是因为我们不舍得！”
上世纪80年代，我从上戏毕业，分配到上影演员剧团，就有机会和秦怡老师一起参加活动、开会、演出等等。我和剧团演员张晓林都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当时照顾老艺术家也成为了我们责任。后来，秦怡老师和我共同参加了一次公益的演出，这为我们合作《青海湖畔》留下了伏笔。结束了演出，我们彼此再见的时候，她问我怎么回去？住哪个区？我说我住在上影厂附近，她说小佟你跟我一起走吧，我住在衡山路。老人家特别诚恳，我就搭了秦怡老师的车，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
谈到正筹备的电影《青海湖畔》，秦怡老师有说不完的话。记得车已经到了她家门口，她却不肯下车，“把小佟先送到家吧，我正好在车上跟他聊一聊”。就这样，秦怡老师又让司机把我先送到家。她愿意说，我听得兴趣很浓，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老人家对晚辈的关心爱护，对电影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秦怡老师的执着和信念，最终让她以93岁高龄在海拔3800米高原，拍摄了自己亲笔写就的电影《青海湖畔》。
2014年上影演员剧团和上海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了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当时我就想，能不能请秦怡老师来给我做顾问？这对于推广公益微电影节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我和秦怡老师讲我的想法之后，秦怡老师说：“做公益是好事，用电影来做公益，更是天大的好事，我当然要来，只要你需要我，我永远在你身后。”正像秦怡老师所说的，她永远站在我身后，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可以依靠，就像一把伞一样，和众多的老艺术家们一道，为困难中前行的上影演员剧团遮风挡雨。
2018年，剧团重新搬回武康路旧址，我跟住院的秦怡老师汇报这个消息时，她万分高兴。我们在病房窗口一起望着剧团的方向，她跟我说：“小佟，剧团回家的时候，我要回来。”我说：“好的，您一定得回来。”没想到，后来秦怡老师骨裂住院。留下了一个遗憾，等我再到医院看望秦怡老师时，她说在电视上看到了剧团搬迁武康路的报道，她很为剧团高兴。我们还是一起在窗口望着剧团的方向，她说：“等我好了，你把我推回剧团，我要回到剧团好好看一看。”
在我们剧团，小老前辈牛犇老师跟这些比他更大一点的老前辈秦怡、王丹凤、黄宗英老师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和同时期的演员，每次秦怡一见到牛犇，就会说，“小牛子，你来啦。”看着她和她那种亲切，我在边上站着，也觉得万分幸福。后来大家都知道，牛犇老师在他84岁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和牛犇老师都希望秦怡老师能来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到医院征求她的意见时，秦怡老师说当然可以，并写下了，“牛犇是个好同志”，这段佳话，相信会永远记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
再说说《青海湖畔》的拍摄。记得我一下飞机到青海，见到她的时候，秦怡老师特别激动，“谢谢你团长，你那么忙，还过来帮我。”兴奋得像个孩子。她又说：“你看我昨天感冒，今天就好了，我现在身体特别好。”说话的样子，简直看不出来已经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后来，我俩一起化妆，一起拍戏，一起到高原，一起在高原上吃盒饭……当时，我内心非常非常感动。有时候哪怕我已经觉得非常疲惫，可是秦怡老师始终饱含激情，车上还一直跟我在对词，每天路上来回就要五六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她这种精神令我非常敬佩。
跟她一起拍摄《青海湖畔》的时候，我还拍摄了一个纪录片，最后剪出来时就一直在想这个片子应该叫什么名字，叫“美丽的秦怡”，“坚强的秦怡”都不合适，后来突然冒出两个字：“非凡”。《非凡》记录了我和秦怡老师共同在青海拍摄的这部《青海湖畔》戏里戏外，那些永远无法再捕捉到的宝贵瞬间。我想说，《青海湖畔》这部凝聚了秦怡老师心血的作品，是一座丰碑——她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在高原，除了演好戏之外，我们大家也都为秦怡老师捏把汗。93岁高龄上高原拍戏，还有从山坡上滚下来的戏，她看到剧组找来替身特别生气，表示自已行可以不需要替身。从青海回来，秦怡老师的身体就没以前那么好了。但我特别能理解她的选择，与其抱着遗憾活到120岁，还不如就这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了。我身边有很多老艺术家，都还有一点创作的冲动，想在有生之年再好好拍一两部电影，但真正能够付诸行动的，这么高龄，只有秦怡老师一个。正如吴祖光先生对秦怡老师的评价——身处逆境而从不灰心丧志，能够以极大的韧性迎接苦难克服苦难，永远表现为从容不迫。
秦怡老师去世的当天早上，她女儿给我来电话，说秦怡老师走得很安详。我觉得，这种安详，是因为后半生她为自己而活，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没留遗憾。这使我想起了《哈姆雷特》当中的一段台词，“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在斗争中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毫无疑问，秦怡老师选择了更高贵地活着，并扫清了命运暴虐的毒箭！
秦老师的美，来自于外在，也更来自于内在。在拍《青海湖畔》的时候，有一次别人请她题字，突然发现有一个字写得不够好，秦怡老师说：“不行，我一定要再写一遍。”最终在七八幅里选了一幅。后来她要把其他没写好的都撕掉，当地的人说这个我们也留着，秦老师一点没有客气就全撕掉了扔到了垃圾桶。老人家始终希望留给大家的，都是最好的。
还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她。当时是过年，每次去秦怡老师都会在房间里面，可这一次我没有看到她，护士告诉我秦怡老师去烫头了。虽然生活赐她满身风雨，她依然选择美丽地高昂着头。她很少教育我，但却总是影响着我。
秦老师得到过很多荣誉，“最美奋斗者”“人民艺术家”，但我想说，秦怡老师不仅为这个时代，为中国电影留下了很多最钢毅、最美丽、最勇敢的银幕形象，在生活当中她同样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她为观众和上影演员剧团的后辈们留下的不只是美丽，为剧团和中国电影留下的不只是电影！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秦怡，“有一种美丽，能够笑傲岁月，有一种美丽，可以历久弥香”。而秦怡自己曾经说过：“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再多的钱也好，别人再怎么说你漂亮也好，得再多的奖也好，总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个价值。就是自己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这是秦怡朴素而精彩的价值观。
秦怡老师，我一直说，您是剧团的一棵大树，您在，就会为我们遮风挡雨，今天您走了，剧团将来遇到急风骤雨的时候我会想您的。
最后我还想说，能成为您的同事，能与您从事共同的电影事业，这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幸福。
秦怡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2022年5月20日（佟瑞欣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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