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之发展的根本大计，教育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只有拥有着良好的教育体制，才能促进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发展和日渐强盛。
这个道理虽然已经历经千年的时代更迭，但却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而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既是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是出于社会改革的迫切愿望，宋朝内部也相继开展了三次不同程度的兴学运动，试图改变当时的教育制度。
虽然这三次兴学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其所遗留下的经验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一、三次不同的兴学运动却具有相同的特点1、兴学运动具有较为广泛的覆盖面
北宋时期的三次兴学分别是宋仁宗时期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兴学、宋神宗时期由王安石主导的熙丰兴学和宋徽宗时期由蔡京主导的崇宁兴学。
在这三次改革当中，虽然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兴学维持时间最短、在范仲淹被排挤出朝廷后便戛然而止，其各种措施也显得不那么完善，但作为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兴学运动，它依旧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和不可贬低的重要程度。
之后的熙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也都是当宋朝社会本身出现一定问题后才进行的相应改革，虽然最后也都因为时代限制而走向失败，但它们仍然各自发挥了一定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崇宁兴学实施约一二十年后，北宋便在金人的进攻下灭亡了。
作为能够载入史册的事件，这三场兴学运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其较为普遍的规模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分布上面，这三场兴学运动最大的特点便是将教育活动扩大到了州县地区。
在宋仁宗之前，州县地区几乎没有学校的兴办，北宋大部分地域的教育事业基本就是一片空白。庆历兴学展开后，范仲淹命令全国各地无论州县都需要兴办学校，并且需要有确切的人员来进行负责和管理，“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
在熙丰兴学和崇宁兴学运动后，州县学校的设置更加具体全面，颁布了此方面的诸多优待政策，如经费、优待士人等等，学校的设置标准也更低，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教育能够覆盖全国更多的地区。
2、对太学均有一定程度的整顿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当中由国家创办的最高学府，太学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不仅是国家文化和教育层面的风向标，太学内部产生的人才更是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有力保障。
太学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已久，早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之后历经时代更迭仍然未曾衰亡，尤其在东汉时期更是迎来了其发展当中的鼎盛时期。
然而，在北宋初期，太学却陷入了一种低估阶段。其中不仅学生名额极其稀少，并且限制出身，只有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能够进入其中。在提倡以文治国的宋朝，这不仅是对其治国理念的一种违背，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害无益。
针对于这种情况，范仲淹将开封府内的锡庆院改制为太学，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还规定学生的学习时长必须满五百日。如果有人在这个时间段内因自身原因在请假后长久未归，那么他的学习资格将被取消。
在熙丰兴学期间，太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学生数量从庆历兴学当中的两百人扩大到两千四百人，相应的教员和管理人员也增多。
此外，这时的太学还将学生们以成绩为标准分为了外、内、上三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由外而内依次升级。这既是一种对学业掌握情况的考察，也对日后太学生们的前途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无人敢于忽视。
到了元丰年间，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愈发深入，太学内的规定也更加详细。在进入时需要由其所属的州县出具相关考试证明，等到进入后还需要面临更多的考试，分别是月考、季考和岁考。
北宋政府对于太学的扶持力度也接连增强，它将一些郡县之内的田租和息钱设置为学费，并且扩充了校舍和新建了不少学堂，从生活方面给予学生们一定保障。
到了崇宁兴学期间，除了继续扩大太学生的规模之外，又增设了辟雍专处外舍生这一机构和一些专门在职的学官和教员，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们学习环境的安稳。
3、注重知识的实用性
科举考试作为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如果它的考核内容和形式无法跟上时代，那么它的作用自然将大大降低。有鉴于此，范仲淹在庆历兴学运动中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他不仅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在考试之前必须学习满三百日，考核内容也将原来的先诗词歌赋后时政策论的顺序颠倒，大大提高了时政策论的重要性，至于贴经和墨义这种对政治没有多大帮助的东西更是直接废除不考。
熙丰兴学期间，王安石继续强调科举考试当中的经世致用性，将科举考试的考核内容完全改成了经义策论，改变了之前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闭状况。
另外，王安石还摒弃了历朝历代以来各个流派和不同人士对于儒家经典纷繁不一的解读，要求大家只能用他自己的注解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则直接就是零分。
这一做法有利有弊，虽然它统一了考试内容，但却使学生所学变得僵化腐朽，这也是明清时期八股取士制度的直接经验来源。最后，王安石还将国家律令列入了考试内容当中。
这原本只是为那些在考试上有所限制的部分人群所设置，后来成为每个考取进士科的人的必要科目。毫无疑问，通读国家法律必然能够对官员们在日后的为政处理上提供一定帮助。因此，由王安石所主导的熙丰兴学充满了实践价值。
相比之下，后来的崇宁兴学在创新上面便要弱了一筹，它更多只是对熙丰兴学运动的复辟和普及，而庆历兴学则担当着一个先驱的开拓角色，为熙丰兴学的出现提供了诸多借鉴经验和失败教训。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熙丰兴学对北宋社会的影响才最为深远，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有力体现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还曾有过废除科举制、以学校作为选官途径的想法，只不过由于当时的学校教育还不够完备才被迫放弃，反倒是蔡京后来完成了这点，“天取士，悉由学校贡举，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单看这一点，宋朝确实是做出了一个创举。
二、宋朝兴学运动的失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1、宋朝政坛本身具有强大的保守性
自赵匡胤建立宋朝、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以来，宋朝政坛内部就一直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保守之风。这股保守风气在经历宋太宗、宋真宗统治过后，在宋仁宗时期已经几乎达到了难以逆转的程度。
这不仅是宋朝皇帝们出于遵守祖宗法律的主动选择，也是一群处于既得利益地位的大臣极力维持的结果。因此，宋朝时期的变法难度其实是颇为巨大的。
无论是范仲淹、王安石还是蔡京，都难以在这种风气当中前行，只能看着自己的变法成果一一破灭。尤其是范仲淹的庆历兴学运动，在其新法实行仅一年多后便因为其本人被罢官而被迫中断，根本无法继续深入下去。
2、兴学运动本身具有一定的不足
每一个改革家的政治设想其实都相当美好，也都是在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努力，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又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
这种问题一方面是由改革者本身所引起，其在政策制定上有着许多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则是在具体实施上出现问题，无法发挥出实际效能。
比如这三次兴学运动都想要以官学完全取代私学，这除了是在将原先私学的作用和贡献完全否定外，也把办学压力全部转移到了宋朝政府身上——而这又恰好是积贫积弱的宋朝政府无法负担得起的一笔开销。
又比如王安石所提倡的以经义策论来取代诗词歌赋作为选人标准，这看起来是在强调官员们的经世致用，但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却也只是不过尔尔，相比原先好不了太多。因此，这些兴学运动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局限。
总的来说，北宋时期的三次兴学运动都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为了应对当时北宋的社会问题才出现。它们不仅仅是国家对于教育层面的改革，更是对政治的改革，其背后意蕴相当深远。
然而，在本身就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情况下，再加上北宋政府原本就存在的保守风气，使得这些兴学运动最后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其改革政策和措施最终也大多都付诸东流。
但无论如何，这些兴学运动给予我们的教训和经验却依然是深刻的，也更让我们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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