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纳兰谈史
北宋仁宗时期，宋朝对外战事不断，对内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引发了数次颇具规模的农民运动，内忧外患的大宋王朝风雨飘摇，宋仁宗深知帝国的新政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由此便揭开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序幕。
但凡历史上成功的大变革者，除了需要有高尚的品德操守外，还必须要有胆识，要敢于向顽瘴痼疾和深层次利益关系开刀，如此便可获得刮骨疗毒般的奇效。庆历新政在任用人才上提拔了以名士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激进派，改革派通过《答手诏条陈十事》陈列出了改革十大款项，其核心是以吏治改革作为新政的切入点，主要通过吏治改革来调整宋帝国腐朽的旧组织人事制度，从而缓解当前帝国严峻的财政和社会危机。
北宋的官僚队伍比较特别，暴露出的问题也不似传统的贪污受贿如此简单，这是自北宋王朝立国起整个官僚体系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追根溯源直到太祖皇帝统治时期，唐末五代的乱世阴霾笼罩之下，宋太祖独创的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机制与圈养知识分子防范内乱的有效手段，说白了就是大肆的扩张官僚队伍，把权力无限分割。虽然由此可避免昔日李重进、黄巢等人的历史覆辙，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但是长此以往也会产生新的矛盾。
如此一来，太祖皇帝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经过三朝的持续积累，就造成了宋仁宗时期的官僚队伍愈发膨胀泛滥。这只官僚队伍庞大到疆域只有唐朝的四分之一，但官吏人数竟是唐朝的数十倍之多，扩招的力度之大古今罕见，且宋朝奉行高薪养廉政策，官吏薪资待遇很高，所以每年政府对官俸的财政支出十分可观，也就致使国家财政危机的加剧，基于此，范仲淹便决定在整顿吏治风气的同时，精简政务机构大量裁减官员。
有支持改革的激进派，就自然就会有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这是利益关系使然，无形中也就把官员分成为一个个代表自身利益的小圈子了。庆历新政欲图以整肃吏治作为切口，势必多多少少会有改革派以权谋私、排除异己之嫌，于是把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和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党争推向了高潮，明争暗斗的党争此起彼伏，改革阻力不言而喻。
最为致命的是，范仲淹等人欲图雷厉风行的把积存几十年的大宋官场痼疾连根拔起，其出发点无可非议，但牵扯到了成千上万的官吏利益，甚至包括朝廷身居高位的重臣，就打破了固有的政治动态平衡，令宋仁宗无力招架局势，加深了皇帝对改革派党同伐异、独断专权的怀疑，使改革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乃至威胁，最终促成了新政的流产。
宋仁宗时期正值北宋王朝社会矛盾突发的一个高峰期，国家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仁宗皇帝也有心改革时弊中兴大宋，但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宋仁宗心灰意冷却又无计可施，北宋王朝陷入了更深的危机当中。这里面的失败除了有身居高位却缺乏政治担当的保守派官员百般阻挠外，还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的重大失误之处，不仅用人不当，其自身的官场洞察力和政治成熟性也略显不足，操之过急的吏治改革暴露出了种种问题，而面对问题时却总又处理不当，甚至还严重触犯到了皇帝的忌讳，遭受打压贬谪也就并不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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