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北宋在仁宗庆历三年至四年（1043‐1044）间展开首度变法的尝试，其目标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因战争所暴露的国家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则希望能改变士人、官僚因制度所造就的因循守旧、只谋晋身等不良习气。在庆历新政中张方平和范仲淹遇到很大阻力，但却意义非凡。
（一）张方平、范仲淹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以仁宗为首的政府为求改善行政效率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统治诉求，以范仲淹为首的忧患意识士大夫为实现儒家德治理想所追求的改革精神。
范仲淹画像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提出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内容包括官僚制度、兵制、行政命令等方案，其中部分内容都是张方平曾在《刍荛论》中即已提出的部分。如在选举制度方面，张方平认为科举制度有其盲点，国家过度依赖科举，使录取人数过多、升迁速度过快，
未必能取得相应的人才，只是科举仍有其公正的标准存在，使"人自循己，反之于命，不复咎于法也"，因此张方平并未主张改革考试的内容，也未要求取消科举考试制度，而是建议在考试之外复举孝廉，因为他认为士人德行的实践并非只凭考试中对经术、文章的考核便可得知。
范仲淹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着手，他希望能透过对策论的重视，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并将考核士人德行的想法融入科举考试的资格限制中。
他说明外郡发解进士、诸科人"本乡举里选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而宋制不审士人履行，御试时又以声病拘之，"以此士人进退，多言命运而不言行业"，故主张重订发解制度，考核士人履行、取消弥封试卷。
范仲淹创建的讲学堂《花洲书院》
张方平的观点也许源自于早年科举落第经验的思考，希望国家能别开孝廉科，使有才德之人能从科举以外的管道受到进用，而范仲淹在改革时则较偏重科举考试一途，因此将对士人德行的考核并入州郡初试之中。
二人同样选举制度能够塑造士人风气，并希望透过制度的变革，部分恢复过去重视道德的选举制度。
（二）两人对官员升迁，考核以及军事领域改革的同与不同磨勘是宋代的铨法制度，主掌文武官员的升迁，原以官员的课积与年资为衡量标准，然而至仁宗时期，却发展成内外京朝官凡转官及三周年者皆可磨勘，而课绩的考核渐不受重视。
宋仁宗
张方平认为国家考核官员制度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不问才能劳逸而一例进官，他主张加强课绩的考核，对有才能者不次拔擢，没有显著功绩的官员则限制其晋升的管道，此精神与范仲淹十分相似。在改革的建议上，范仲淹较重视京朝官的升迁，而张方平则较重视考核的形式。
由于远官近地劳逸不均，加上京朝官多为高官权势子弟所占，使范仲淹较希望能透过提高京朝官的磨勘标准，一方面限制因循官僚的晋升，另一方面使高官子弟愿就外任。
范仲淹雕像
张方平则认为考核的簿书限于书写格式而无法真正呈现官员的课绩，因而建议将官员的劳绩、功过分为三等书写，然后订立日期参议审核各地官僚的考功纪录，最后派遣专门人员访查核实，再向上举报、依等第进行升黜。从改革方向来看，范仲淹较张方平更注重权势子弟破坏官员晋升的公平性。
但以改革主张而言，张方平将考核成果最差者以罢免处置，范仲淹则以延长磨勘年限做为限制表现不佳者的方式，则张方平对于罢除不适任官员的想法可能较范仲淹更为严苛。
影视剧中的张方平
在恩荫制度方面，张方平在《刍荛论》中并未对以恩荫入官的方式提出批判，他认为当前国家一统、郡县员多，而得以此方式奖励群吏，使官员无为子孙之忧。但他认为官僚子弟易习见逸欲之靡，不知平民百姓之劳，而可能在为官方面有所阙失。
因此建议让资任子弟进入太学就读，由国家亲自抚育，再以考试的方式决定是否补官，未通过者继续研读，必及格始得除吏，他认为这种方式"非惟为国造士，固乃为臣立家"，不仅能充分展现制度本意，亦能为以恩荫入官者提供教育的机会与初步的审核。
范仲淹则不满于朝中大臣奏荐子弟充官的浮滥，故主张以亲服资格、取消圣节陈乞等方式限制大臣奏荫的人数，再以试衔提高非长子孙的其他亲属入官困难度。
岳阳楼景区里的范仲淹和滕子京塑像
换言之，范仲淹希望能从来源限制以减少侥幸晋升的途径，而张方平则认为此制原意有值得称许的部分，但需加以折衷、约束。二人对制度的观念有所不同，却同样认为官宦子弟以荫入仕的状况需加以约束。
在澄清吏治的层面上，范仲淹特别重视刺史、县令的任职与否，因为地方官吏系一方舒惨、百姓休戚，而转运使并提点刑狱按察列城，皆须仔细选择。张方平亦曾有慎选转运使，使其纠举核查郡县长吏的类似建议，他主张
并透过其访查民间疾苦、可兴之功利，寻访幽潜及节义之人。可见张方平十分重视转运使等人作为朝廷耳目、提供各方信息的重要功能。
除了对官僚制度的改革外，张方平曾建言朝令颁布应"必集议而后行下，多方必一定而无变"，此部分与范仲淹十事疏中所要求的"信命令"相同。
此外，二人早年皆对国家兵制感到忧心，认为军人不事生产、耗费粮食将造成财政上的重大困难。
范仲淹塑像
范仲淹主张恢复唐代府兵之制，"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人充京畿卫士"，使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张方平虽未提出恢复府兵制的建议，但他也强调以兵农合一方法解决兵制问题，其建议包含屯田与民兵两项主张。
屯田方案是建议宋廷寻找地力未尽之处，使内师禁旅更出就食，民兵策略则是建议征招人民为兵：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张方平与范仲淹同样相信制度的改革能达到端正纪纲、风行草偃的功效，故认为应完善审核监察制度以提高官员素质，他们同样关注官僚的选任、升迁、考核问题，亦曾对选举、磨勘、恩荫等制提出改革意见，对募兵制度也有类似的批评。
其改革主张或有异同，但所见问题与基本精神十分相似，甚至可能互相影响。
（三）张方平在庆历变法中遇到的阻力以及客观评价他的观点范仲淹的十事疏仅是他对改革的初步蓝本，庆历新政的施行与颁布则是经过众人讨论的结果。根据学界研究，范仲淹的十项建言除了修武备的提案未被接纳以外，其他九项建议都陆续化为政令施行。
庆历新政
在新政颁布的过程中，时任知制诰的张方平不仅曾撰写荫补、职田等敕命，亦曾参与科举改革的讨论，在新政遭到罢废后他亦曾上言辩解，并希望恢复部分改革措施。
以庆历三年所颁布的荫补新制为例，有学者指出新的荫补条例已较范仲淹的十事疏温和许多，却依然因触犯大部分中高级官员的既得利益而难以推行。
而新政荫补制度虽与张方平在《刍荛论》的建议存在差异，但张方平在撰写敕命时再度申明了"为臣立家"的用意，可见他对荫补制度的理解与之前要求改革的原意并无冲突。
刍荛奥论
在新政罢废后，他尚且上书请求恢复新政对荫补制度的限制，可见他仍肯定任子条例对于裁减冗官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对制度改革深意的阐释或许亦获得他人的认同，如范仲淹便曾赞赏他在撰写敕命时所发扬的教化意涵，而包拯也曾在请恢复新政任子条例的上书中称许"为臣立家"的想法。
张方平从庆历变法之前便不断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在新政结束后亦不放弃主张改革，他对国家制度弊病与行政困难的看法也与范仲淹类似，由他对新政的参与及事后的肯定皆显示他并未反对改革。
张方平的《名茶帖》
即便庆历新政在推行上或许有窒碍难行的部分，但制度的变革毕竟牵涉到各种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同的人对改革的看法亦未必完全一致，因此并不能因为张方平对其中某些制度的想法不同，便认为他反对庆历新政，要理解他对庆历变法的态度似乎必须从更广泛的脉络加以考察。
参考文献：
《张方平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范仲淹的革新政策考》
《范仲淹一千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宋代荫补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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