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北宋史学家、谏官。家中贫穷，常用获柴棒在地上教他写字。他敏悟超人，读过的书一般能背诵出来。成年，中进士甲科，任西京留守推官，二十八岁时入朝任馆阁校勘。欧阳修立身正直，仗义执言。因写信批评右司谏高若讷不给遭贬的范仲淹说句公道话，而被贬为夷陵县令，又调为光化县令，乾德县令权武成军判官。四年后又调回朝廷任馆阁校勘，既而知谏院。他上言的事情有：皇帝应该重用韩琦、范仲淹；吕夷简致仕后不应再变相地参预朝政；对义军王伦的镇压不力；滕宗谅、狄青、种世衡动用公款的事被搞得变了质，又株连了很多人；应该制止献“瑞物”以取媚朝廷的行为等。这些意见皇帝或多或少地接受了。
有时皇帝也派欧阳修到地方上去处理某些问题。如河东上言粮草供应不上，要求废掉麟州，便派欧阳修赴河东与转运使研究处理。欧阳修见麟州地形险峻，城壁完好，应该保留，回来后提出解决办法：减少戍卒，而让土豪承担一部分防御任务。保州出了守卒叛乱的问题，皇帝派富弼“宣抚”河北，指挥各路派去镇压的部队，同时派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镇压结束，把两千多名降卒分散安排到几个州里。一天夜里，富弼找到欧阳修谋划说：“这些人以后如果再发动叛乱怎么办？不如规定个统一的时间，各州一齐动手杀掉他们！”欧阳修反对，富弼被他说服了，两千多降卒的命被保了下来。
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自己弹劾过的赃官诬陷，出知滁州。原来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之女张氏，由她的继母带在娘家抚养大，欧阳修把她看作自己妹妹之女，主婚把她嫁给了族兄的儿子欧阳晟，后来张氏与仆人有奸情，案子送到开封府。临时知府杨日严，知益州时贪赃横暴，欧阳修动奏过他，他一看“报仇”的机会到了，便吩咐狱吏把欧阳修牵连进去。专门在上层拉关系的谏官钱明逸劾奏欧阳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最后查无实据，他们又劾奏皇帝派来参与审理此案的户部判官崔安石、内供奉官王昭明调阅案卷的手续不对一—主要因二人看了案卷认为欧阳修是冤枉的一—结果三人一起遭贬。
欧阳修在滁州的几年，过得很潇洒，写下“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反映了他的治绩，同时也反映了他政治上的落寞感。欧阳修丁母忧，除服后入朝见皇帝，宋仁宗看他头发白了，询问任外官几年了，多少岁了，表现出不少怜恤，任命他为吏部流内诠。奸佞小人们唯恐欧阳修回来自己又要倒霉，便伪造了一份欧阳修的“奏疏”，内容是要求裁汰倚仗皇帝的恩宠干坏事的宦官，于是宦官与朝中小人内外勾结，罗织欧阳修的罪名，皇帝竟轻信了他们，又下令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欧阳修在吏部的凳子上坐了还不足十天！吏部的吴充、冯京为他申辩，也被罢官。后来知谏院范镇与参政刘流极力营救，皇帝才收回成命，又派欧阳修刊修唐书。
这时欧阳修已五十六岁，其后的日子，他虽是翰林学士、参知政事，也被罢出任过州官，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修史上。对国家大事，他仍然很关心，而且常提出一些正确意见，如：在用人方面，他向朝廷推荐了王安石，要求罢治宰相陈执中，不同意狄青当枢密使，反对贾昌朝任枢密使，不同意张方平任参政等等；对皇帝，他几次积极建议早立嗣；在财务上，他反对大兴土木，因受灾免除了灯节活动；在一些方针政策上，如茶法、牧马措施、方田均税法，他都尽力地陈述利害。在阐述政见时，欧阳修与其他大臣之间，有时一致，有时矛盾。他像其他正直的大臣们一样，“就事论事”，不计较得失。
但涉及大的原则问题，总要坚持己见。宋仁宗时，因罢治陈执中事意见不被采纳，欧阳修要求出知蔡州；宋英宗时，因政见不同，被诬为“朋党”，对方罢了官，“对立面”还汹汹不已，他三次上表要求罢官，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出知亳州。他多次以病辞官而不获准，后来神宗时，因论青苗法不好，被罢为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当时他已六十四岁了。在蔡州看到“青苗法”的弊病，上书要求停行，王安石很反感，他又积极求退，第二年，便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下一年病故。益“文忠”，配享韩愈庙。欧阳修秉性刚劲，见义勇为，多次罢黜，志气不少屈。英宗皇帝特别欣赏他的为人，曾夸奖他“性直，不避众怨”。
宋仁宗
御史刘庠曾动奏欧阳修：到福宁殿祭奠仁宗时，丧服里面穿着紫衣。英宗扣下了这个奏章，派中使去告诉欧阳修，赶紧换衣服，把他保了下来。欧阳修善于识人，并积极向朝廷荐人，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的出名、起用，都和他的推荐分不开。欧阳修任地方官，为政宽简，便民，既不繁琐，也不松弛。他任开封府尹时，完全沿用了包拯的做法，多事的人嫌他无所变革，他说：“人各有长短，为什么要抑制他的长处而宣扬他的短处呢！”欧阳修一生好古嗜学，他奉诏与别人合修了《新唐书》，自己撰写了《五代史记》。苏轼评论他的文风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挚，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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