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3月，南方一名政治家在美国参议院宣布了这条核心原则。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亨利·哈蒙德对其他参议员说：“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都必定有一个阶层去承担卑微的职责，去完成生活中的苦差事。这个阶层只需要低等级的智力和少量的技能。它必不可少的是活力、顺从和忠诚。你们必须拥有这么一个阶层……它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桩基。”
哈蒙德对南方的巧妙做法大加赞赏。他说：“南方找到了一个适合当它的手的种族……”“我们的奴隶是黑人，属于另一个同时更劣等的种族。我们把他们放进这个位置，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提升。通过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奴隶，我们从上帝最初创造他们的状态中提升了他们。”
哈蒙德拥有多个种植园和300多个奴隶，他娶了南卡罗来纳州一个有钱地主的单纯而幼稚的小女儿，从而获得了这笔财富。他爬上州长的高位，在内战前的南方成为一名首脑人物。早在发表这番言论之前，他就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厌恶的参议员，有学者称他“完全是个魔鬼”。光是根据已知的记载，他就多次强奸他的至少两名女奴，其中之一据信是他和另一名女奴生下的女儿。
哈蒙德曾性侵四位未成年侄女，丑闻曝光后，他的政治生涯险些结束，而她们的人生彻底被毁，以至于成年后没有嫁人。他在日记里愉快地提到侄女们，将所谓“亲密关系”的责任推给她们。由于此事和其他一些原因，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他，但后来又回到他的身边。他不但从这些罪恶中爬了出来，而且还当选为美国参议员。
当然，哈蒙德最有名的“事迹”还是发表这次讲演。他将南方的等级制度进行提纯，把精髓传播到美国的其他地方，成为建立在桩基上的整个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他界定了种姓制度的第五根支柱：根据一个人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来进行分工。他由此确定了等级制度建立时的经济目的：保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一切工作都有人来完成。做事的人愿不愿意并不重要，在这套体制中，苦活自然会落在生来就不受欢迎的最底层的那些人身上。
印度种姓制度中有一套比美国的复杂无数倍的等级制度，也就是亚种姓。出身决定了所从事的职业，从厕所的清洁工到庙宇的祭司，无所不包。假如出生在收垃圾、鞣制毛皮或处理死者的家庭，这个人就会被视为最污秽和等级最低的人，由于被认为生来就要完成那些令人厌恶、不讨好但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他是不可接触者。
与此类似，非洲裔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被法律驱赶去做最肮脏、最侮辱人和最没人想做的工作。即便在奴隶时代结束后，即使在20世纪，他们也还是主要被限制在佃农和仆人的角色中。想方设法受到教育的那些人大部分也只能指望当教师、牧师或为从属种姓的其他成员医治疾病或埋葬他们。
1971年，学者西德尼·韦尔巴、巴希鲁丁·艾哈迈德和安尼尔·巴特在对印度和美国的比较研究中写道：“两个国家都存在严重的职业剥夺。两者的剥夺，至少在水平上，处于大致相似的程度。
南卡罗来纳州在内战后立刻明确规定黑人不得从事农耕和家务外的其他任何工作，确立了他们在种姓制度中的位置。立法机构宣布：“任何有色人种都不得自行学习工匠、机械师或店主所需要的技艺，不得在任何行业中就业或创业（农活和有劳动契约的家务除外）并从中牟利，除非其获得地区法院法官的许可，而许可的有效期仅限一年。”申请许可的费用被蓄意定为令人望而却步的每年100美元，等于2018年的1500美元。但支配种姓不需要缴纳这笔费用，尽管其成员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没有遭受奴役并因此更有支付能力。
在所谓“重建时期”的那10余年间，北方控制了前南方邦联地区，这项法律名义上失去效力，但北方退出南方后，以前的奴隶主重新掌权，摩拳擦掌地准备为他们在内战中的失败复仇，南方在精神和习俗上都恢复了。在北卡罗来纳州，无论是奴隶制时期还是进入佃农时代之后，最低种姓的人们都被禁止以任何形式出售或交换物品，对违者的惩罚是39下鞭笞。这阻断了他们通过农业劳动挣钱的主要途径，迫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支配种姓。
学者爱德华·路透写道：“奴隶制之后的种姓秩序将黑人定义为工人和白人的仆役。他们能从事的职业范围很窄，除了低级劳动，他们几乎没有选择。
南方禁止黑人以任何方式追求比分配给他们的位置更高的位置。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K.瓦尔达曼说：“任何东西，只要会让黑人产生比拥有耕犁、锅灶更高的向往，简而言之，就是超出他们身为仆人的职责，就是全世界对黑人来说最坏的东西。全能的上帝设计黑人就是为了让他们当用人。他们不适合做其他的任何事情。”
人类学家W.劳埃德·华纳和阿利森·戴维斯写道，即便在印度，四大种姓中有数以千计的亚种姓，“也没有一个职业只分配给一个种姓。尽管在理论上说，种姓要求职业的专业化，但在实践中，即便在是几大种姓中组织得最理想的婆罗门之中，也有着形形色色的职业”。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塞莱斯坦·鲍格莱写道，在印度的种姓体系中，能分辨出6个商人种姓、3个书记员种姓、40个农民种姓、24个熟练工种姓、9个牧羊人和猎人种姓、14个渔夫和水手种姓、12个各种工匠（包括木匠、铁匠、金匠和陶匠）种姓、13个织工种姓、13个制酒者种姓、11个家仆种姓。
因此，美国的种姓制度有段时间很可能比印度的更加严格。社会学家斯蒂芬·施泰因伯格写道，1890年，“85%的黑人男性和96%的黑人女性只在两类职业中被雇用，分别是从事农业劳作和为家庭或个人做用人。”40年后，随着“大萧条”的到来和非洲裔美国人迁居北方城市，在最底层职业中黑人的占比依然保持不变，那时有近乎半数黑人在从事只需要强壮背部的体力劳动。只有5%的黑人被吸纳为白领工人——他们中大多数是牧师、教师和为其他黑人服务的小企业主。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大众都完全了解非洲裔美国人的处境，因此支配种姓的成员不愿从事他们视为低于其地位的工作。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一名英国游客在美国注意到，白人很清楚哪些工作被视为只适合黑人。历史学家戴维·R.罗迪格写道，俄亥俄州的白人贫民“拒绝自己打水，因为害怕自己被看作‘像奴隶一样’”。
体力劳动与黑人的历史性联系使得黑人在美国人心目中进一步陷入从属性的怪圈。他们因为被迫承受这种状况而受到惩罚，而苦劳的形象给已经自由的他们蒙上阴影。
随着种姓制度在20世纪的转变，支配种姓找到了更加精巧的方法来实施职业等级制度。历史学家伯特兰·道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假如白人和有色人种一同被雇用，他们通常不会从事相同的工作，地位当然也不平等……黑人很少甚至从不被赋予管辖白人的权力。此外，黑人也期待留在低级别的岗位上，就算提拔，也只愿意去管理其他黑人。”道尔写道，无论黑人的工作完成得多么出色，“一般也很难指望晋升”。
你的位置在你出生前就注定了。道尔写道：“一个黑人可以成为车头铲煤工，但绝不可能当上工程师。”
因此，种姓不只意味着做某种特定的工作，而且意味着扮演支配还是从属的角色。道尔写道：“在两个种族同时受雇的地方，必定存在分工，而体力劳动通常被认为应该分配给黑人，而他们必须接受这个角色，形象也必须符合。”
20世纪30年代，一名黑人想去拜访他喜欢的一名年轻女人，来到了市民广场。几个白人在广场上走向他，“强迫他去拿工作服，说他‘对一个工作日来说打扮得太体面’”。
奴隶制为每个种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设定了人为的限制因素，种姓制度公开鼓励最底层种姓从事的工作除了耕地和在厨房劳动外就只有娱乐了，它在那个世界里是一种独特的奴役形式。它符合种姓的理念：他们的表演是为了取悦支配种姓。它肯定了种族成见：黑人有着先天的生理优势，有着一种基于动物本能而非人类创造力的质朴特性，而这一特性对支配种姓在领导能力和智力上的优越地位不构成任何威胁。
让被奴役的群体在命令下表演，这同样稳固了他们的被征服状态。他们尽管筋疲力尽，忍受着最近一次受鞭笞的痛苦，依然不得不唱歌，否则就会再次受到惩罚。被迫表现得兴高采烈，这成了一种慑服的武器，既能减轻支配种姓的罪恶感，也能进一步羞辱被奴役者。既然他们戴着镣铐还欢天喜地，你又怎么能说他们遭受了虐待呢？欢乐，即便是皮鞭抽出来的欢乐，也被视为必不可少的信号，它确认了种姓结构是可靠的，确认了一切安好，每个人都接受甚至享受他们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因此，他们被迫联署证明自己有理由受到歧视，哪怕在拍卖会上与配偶、子女或父母永别，也必须唱歌跳舞。威廉·威尔斯·布朗是南北战争前一位投机商人的助手，他的工作是把奴隶收拾成可供出售的状态。他说：“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显得开朗和快乐。要是泪水打湿了他们的面颊，我通常就会让他们跳舞。
后来，非洲裔美国人把他们被迫扮演的娱乐性角色和他们因此获得的才能，转化为在娱乐业和美国文化中与其人数不相符的突出地位。从20世纪初到现在，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穆罕默德·阿里——传统上都是艺人和运动员。即便到了今天，在2020年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排行榜上，前20名中有17位——无论是奥普拉·温弗瑞、JAY-Z，还是迈克尔·乔丹——都在娱乐业或体育界以开创者的形象出道，然后才成为商业巨子。
从历史角度说，这个群体能够在专门为他们辟出的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往往会成为名人，直到与上等种姓的成员正面冲撞。黑人拳手杰克·约翰逊在1910年出乎意料地击倒詹姆斯·杰弗里斯就是一个好例子。作家杰克·伦敦说服杰弗里斯复出，在种族仇恨高涨的那个时代与约翰逊对阵，媒体称杰弗里斯为“伟大的白人希望”，激起了人们的热情。杰弗里斯在7月4日失利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迎头痛击，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骚乱，仅仅纽约市就有各自独立的起。白人因为失败而在黑人居住区放火，企图以私刑处死两名黑人。这其中传达的信息是：最低种姓即便在一个允许他们进入的领域，也要知道自己的地位并自觉保持。
几个世纪以来，被奴役者不但要在田地里辛苦劳动，还要在主人心血来潮的命令下表演，或者在主人的客厅游戏中被嘲笑，或者为他们的舞会演奏音乐。人类学家W.劳埃德·华纳和阿利森·戴维斯在研究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姓关系如何渗透入美国文化时写道：“在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中，分配给黑人的通常是卑贱和滑稽的角色。
种姓制度从黑人的滑稽表演中找到了安慰，因为它维护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宫廷小丑种族”的神话，快活的天性保护了他们，不让他们体会到真正的痛苦。这些形象让人们心安理得，为暴行找到了正当理由。因此，在奴隶制结束后，随着吉姆·克劳主义愈加盛行，白人演员用木炭涂黑面部、在表演中嘲讽从属种姓的歌舞节目成了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一直到21世纪，白人还在兄弟会派对、才艺表演和万圣节庆典中延续这项传统。
笑闹占据主流，掩盖了在奴隶制下随意虐待非洲裔美国人的严肃历史，当时对他们的歧视是支配种姓的娱乐项目。有一次，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名种植园主在其中一人的种植园里共进晚餐。两人为消磨时间，讨论起他们的奴隶，争辩奴隶是否有能力拥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来访的种植园主说他不太相信他们有。
东道主表示不同意。
他说：“我有个奴隶，我相信他宁可死，也不会否认他的救世主。”
客人嘲笑主人，要求他证明。于是主人叫来他的一名奴隶，命令他否认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奴隶重申自己对耶稣的信仰，请求主人的原谅。主人想向客人证明他的论点，再三要求奴隶否认耶稣，而奴隶不出意料地再三重申自己的信仰。主人于是鞭打奴隶，因为他胆敢忤逆了。主人一次又一次鞭打奴隶，皮鞭深入皮肉直达骨头。这位有信仰的奴隶“因为受到严厉的刑罚而死去”。
与此类似，第三帝国的士兵也会拿虚弱和营养不良的犹太囚徒取乐。党卫队的一名小队长在萨克森豪森负责监督修建射击场，他强迫囚徒像狗熊似的围着铁锹跳跃转圈，供他消遣。有一个犹太人拒绝跳舞，于是党卫队小队长拿起铁锹，把他活活打死。
每一个行为、每一种姿态都是蓄意为之，旨在提醒从属种姓记住，在这些除此之外毫无关联的种姓制度中，支配种姓都对他们的个体有着完全的统治权。19世纪的作家威廉·古德尔写道，上等种姓认为他们“对人类灵魂本身拥有绝对的所有权”。
【摘自：《美国不平等的起源》 [美]伊莎贝尔·威尔克森/著 译者/姚向辉顾冰珂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