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11月，公社大队推荐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因为我出身不好，第一次推荐被县里退回来了。公社领导特别好心，收集了我被媒体报道的事迹，再次把材料递到县里。当时，山西日报、原平县当地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报道过我，说我是“知识青年当赤脚医生，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问题”。公社领导对我的评价是：“小贾同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多年给大伙儿看病，治好了很多人，这样的人不让上大学，让什么人上？”
这一次，终于成功了！我心里十分感激，也特别兴奋。当时可供我选择的大学只有3个：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山西医学院（后更名为山西医科大学）、大同医专（即大同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山西大同大学医学院）。因前两个学校已定了人选，于是我去了大同医专。
大同医专在1958年成立，是毛主席提议建校的。当年，大同医专的教学很严格，当时入学时要求学员有8年从医实践基础，虽然入学不考试，但入学后严格考试，一些考察课程也变为考试课，不合格的学生就会被淘汰。文革时期，不论是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还是我们学校，都是三年制。尽管是大专，可恰恰我们那几届工农兵学员的水平却都很高，很多学生是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文化基础好。老师在外面听到其他学校老师对我们的夸奖，都为我们感到骄傲。大家也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系统地学了不少知识。我至今感激我的母校。
我当了多年的小大夫，再回炉学习，真是如饥似渴。对我来说最难懂的是生化和遗传免疫，我就上课仔细听老师讲，课后反复看书，慢慢就弄明白了。有一次上课，老师问我为什么不记笔记，我说：“您讲的我知道的，我没记；您讲的书上有的，我也没记；您讲的我不知道、书上也没有的，我都写在书上了。”老师一看，我果然认真听讲了。因为功夫花在平时，我考试从来不复习，成绩也都不错。
光阴似箭，转眼就快毕业了。因为我各科学习成绩好，有好几位老师都希望我能留校，我去实习的大同第三人民医院也希望我能留下来。那时，我已经成功办理了回北京的户口，感到非常为难：学校把留校的名额给了我，这是很多同学求之不得的机会；但如果我留校了，就回不去北京了。犹豫之际，我找到学校组织部，说：“我听学校的。学校让我留下，我就留下；学校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当时一位名叫刘子平的老师说：“你出来这么多年，还是回去吧。”于是，学校给我开了证明，同意我回北京；还给北京市人事局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写了信，请他们重新给我分配工作。就这样，我回到了阔别12年的家乡——北京。（连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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