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与晁错，成名于流芳百世的“文景之治”时期。"文景之治"如一园子的鲜花，贾谊和晁错就如两棵参天大树，这两棵大树粗壮挺拔，一棵招展儒家风范，正气浩然，一棵延续法家刚正，凜不可犯。
但是这二位优秀政治家的遭遇，却与那个生机勃勃的时代格格不入：贾谊郁郁而终、英年早逝；晁错一心为国，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身着官服被当街斩杀。
贾谊：天才少年，怀才不遇，生不逢时
贾谊是洛阳人。洛阳牡丹甲天下，洛阳才子也是天下一绝，贾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汉文帝年间，贾谊是才中魁首，文中牡丹。贾谊18就以背诵《诗》《书》，撰写文章而闻名洛阳，《过秦论》更是无人不知。河南郡守吴公将贾谊招于门下，并对他宠爱有加。公元前179年，刚登基的刘恒听说河南政治清明，百姓富足，于是提拔河南郡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惜才爱才，向汉文帝举荐了贾谊，刘恒便封贾谊为博士。这位时年二十的青年人很快以自己的才华获得了皇帝的青睐（《资治通鉴·汉纪五》）：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馀。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
三年后，出于对贾谊才华的欣赏，汉文帝计划授予其公卿职位，但却遭到了执政大臣们的反对（《资治通鉴·汉纪六》）：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有人会觉得奇怪：汉文帝贵为天子，为何这么轻易被大臣左右？大臣们为何排斥贾谊？
第一，汉文帝登上帝位，有赖于这些大臣。公元前180年，朝廷勋贵们除掉吕氏后，挑选了时为代王的刘恒进京登基，这就是汉文帝。此时的他羽翼未丰满，还需要这些“老人”们的支持，不可能为了一个后起之秀而显得自己“忘恩负义”。
第二，贾谊提出更改国家法令，让列侯们回封国养老。老臣回封地，既能消减长安开支，又能驱逐不喜欢的功臣，刘恒很乐意，于是让周勃带头回封国。贾谊被破格提拔，老臣们本已愤愤不平，现在贾谊又要驱逐他们，于是周勃、灌婴、冯敬等老臣联名上书，说贾谊专欲擅权，刘恒害怕，日渐疏远贾谊。
第三，刘恒没有开疆扩土的雄心壮志，只求守好祖上基业，让天下百姓温饱。贾谊的在刘恒的政治生涯中，是为可有可无的人，所以，见周勃等老臣反对甚烈，就选择牺牲贾谊，以稳朝纲。
就这样，贾谊失去了步入权力核心的机会，被改任为长沙王太傅，也就是王爷的老师。公元前174年，又改任梁王太傅。同年，他写出了有名的《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他认为最严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诸侯王强大难治，已经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政权的安危。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方案“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力抗匈奴，重农抑商，倡导礼仪教化。贾谊建议刘恒对诸侯国实行分封制，也就是把原本划给某个诸侯王的大块土地，分散给无数个小诸侯，直到依靠朝廷保护为止。
他的这一思想，成了后来汉武帝“推恩令”的理论依据，正是按照此思路，西汉王朝消灭了封国制、完完全全变成了郡县制，大一统政权得以稳固；不仅如此，后世许多王朝也遵照了这一理念，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按照此原则分封诸侯王。
贾谊提出的治国战略远不止此，但在他短暂的余生中，一直围绕着解决诸侯割据这一当务之急为汉文帝出谋划策。但谨慎的后者只是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国一分为三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公元前169年，梁王去世，太傅贾谊也在一年后郁郁而终，时年33岁。
贾谊死了，那是生在夹缝中人的死法：愁苦而死，郁郁而终。
晁错：一心为国，刚正不阿，反被牺牲
晁错是颍川人，今河南禹县，为人严峻、刚直、苛刻。在汉文帝时期，晁错担任太子家令。他能言善辩，被太子视为智囊。与贾谊一样，他对危害政权稳定的藩王割据深恶痛绝；而且他开出的药方更为极端：直接把诸侯王的大部分土地收归中央。当然，对这种激进的意见，汉文帝更不会搭理。
除了削藩，晁错对于应对北方的匈奴边患也颇为关切，他给出了“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著名论断，他提出“以蛮夷攻蛮夷”之策，要求培养一支与匈奴的作战习性相同的军队，以此鼓励朝廷对匈奴用兵。不过他最大的贡献，是协助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把削藩落到实处。
汉景帝即位后，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心腹晁错为内史，后来又提拔为御史大夫。晁错为人耿直，嫉恶如仇，视国事为己任，不惜得罪权贵。晁错削藩不同于贾谊的软削，他作风强硬，开始查找诸侯王的过错，借惩过之名，中央直接收回诸侯王的封地。
在得知晁错决意推进削藩后，他的父亲服毒自杀。在这之前，父子间还有一番对话（《资治通鉴·汉纪八》）：错父...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
晁父说：皇上即位不久，你主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削藩，这种有离间刘氏骨肉嫌疑的事，一定会招人嫉恨，你究竟想干什么？晁错答道：确实如此，然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天子难安、宗庙不稳啊！晁错的回答只表达一个意思：我愿为此舍身。晁父叹息：刘家是安稳了，我们家可就完了。其后服毒自杀。
果然在晁父死后十几天，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联合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要求除掉晁错这个误导皇帝、破坏大局的罪魁祸首。
显然这只是一个借口，但却给了晁错的仇人一个除去他的机会。袁盎和晁错的仇类似世仇，有晁错的地方就不会有袁盎，有袁盎的地方就不会有晁错。面对着七国联合叛乱的局面，袁盎为汉景帝刘启献策：七国叛乱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晁错”，只有先斩晁错，再归还诸侯的封地，才能消弭战祸。数天后，丞相、中尉、和廷尉等高官一起弹劾晁错，说他削藩引起吴楚造反。
景帝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尉传晁错上朝见刘启。晁错随中尉坐车，刚到长安闹市，就被踢下车，刽子手大刀砍落，晁错的身体由腰部被斩为两段。（《资治通鉴·汉纪八》）：上使中尉召错，谪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死后，吴王等人自然不会停止造反的步伐，但汉景帝也以此掌握了舆论优势、占据道德制高点，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大举平叛。只是可怜的晁错，到死都没想到，自己忠心耿耿服务多年的太子、皇帝，会没有一丝犹豫地把自己视为弃子，更连累了自己的父亲共赴黄泉。
贾谊不受重用，怀才不遇，郁郁而终。司马迁认为“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晁错的遭遇才是真正的人间悲剧，他被自己最效忠的汉景帝牺牲掉。贾谊是刘恒的智囊，晁错是刘启的智囊，两父子都好智囊，但两位智囊都因他父子而死。
晁错、贾谊作为西汉前期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有诸多共同点，也有不同，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怀着忧国为民的心，提出了对当时和以后社会有着重大贡献的主张，有些当时虽未实现，但历史最终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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