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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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汉和隋唐时期，地处秦陇关中的长安为华夏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而长安所在秦陇关中和与其毗邻的巴蜀文化所在的三峡地区关系紧密，三峡地区因而留下了大量与长安帝王将相相关的文化地名。整个包含峡江的巴蜀相对于秦陇关中是一个肘腋军事地利的关系。秦汉和隋唐历史时期之所以在长安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与得到巴蜀和峡江的肘腋地利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关系。关中为黄河上源，巴蜀和峡江为长江上源，各曾为“天府”，分别控制着黄河和长江的军事制高点和军事咽喉之地，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长安之所以为帝都所在，和巴蜀（含峡江）的军事、经济的庇佑有重要的关系。
关键词
关中；长安；巴蜀；峡江；地缘；肘腋
本文讨论的三峡是广义的三峡文化地域，即战国末和秦汉时期巴人活动地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地域范围还兼顾今日三峡地域的湖北西部的宜昌市、恩施自治州、神农架林区等地区，而三峡是巴蜀的交通孔道，也是联系荆楚的要道，故将巴蜀与三峡作一体探讨，而兼及荆楚。长安在关中，属于秦陇文化，故以长安为中心的秦陇或关中文化与巴蜀文化比较为主。谈论汉唐，必要考虑开拓巴蜀之秦朝，汉朝是秦王朝的继承者，而唐朝为隋朝的继承者，汉朝和唐朝都是在前朝建立的基础上繁荣的，故本文还兼及秦朝和隋朝的历史，希望以史为鉴，以资为用。
一、汉唐长安：华夏辉煌文化符号
中华民族五千年古文明，王朝留下的辉煌和荣耀都集中在关中（秦陇）长安建都的秦汉王朝和唐王朝。中国的英文名字叫China，有说是以秦王朝指代中国，因为中国是丝绸、瓷器之国度，尤其china指代瓷器。但笔者认为从古至今世界上都有以首都代指国家的习惯，如以华盛顿、东京、北京分别指代美国、日本和中国，而大多数国家首都所在地的语言发音被定为官方发音。秦汉唐三朝的官话就是长安话，因此，China可能为陕西话发音“长安”两字的音译，即长安＝China。当然，此发音当为秦汉唐三朝时代陕西话发音，毕竟语言在两千多年中音变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该发音会受到阿拉伯文、古波斯、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语言文字流播的音转，最后形成英文的长安（China）。
如果说长安就是China是笔者一厢情愿的毫无考证的臆测的话，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以汉王朝为名，则是毋庸置疑的。而唐文化流播，泽被东西，这更无需考证。“中世纪，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声名显赫，而在远东地区，唐朝的声威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现在网络中出现与唐有关的唐人、唐山、唐戏、唐吧、唐骑、唐诗、唐文、唐人网、唐人社、唐人阁、唐人街、唐人游、唐人社区、唐人牌、唐人神······不胜枚举。整个世界可以说充斥着“唐文化”，因为“唐朝在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就是如此之强大”。事实上，今天中国人追忆华夏辉煌历史，无不以唐朝为最高标准。而古都长安也成为汉唐繁荣盛衰的代名词与指向标。而唐代虽离今人有千年之久的时间，但其强大的文化还影响着整个东方，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着部分唐文化，如服饰、茶道等。唐代关中长安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和影响被学者所熟知，但只有一山（秦岭）之隔的关中和以巴蜀（楚）文化为主体的三峡地区的联系鲜有人涉及。一般学界关注的是唐王朝对巴蜀及其峡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和影响，以及战乱后居于长安的皇室避难巴蜀的历史，而文化联系则讨论的较少。
三峡地名中留下的秦汉唐帝王地名最多，在笔者看来，这是长安辉煌文化在流播传承中，被三峡文化传承的文化符号，也是古长安和三峡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交流的文化标志。先就三峡受古长安文化影响的地名文化进行探讨。
二、三峡留下的与长安帝王将相相关地名
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主席刘保全先生指出：“古老的地名，记录着我们生存环境的变迁，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地名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三峡多山、多峡谷地名，如巫山、兴山、西陵峡、瞿塘峡等，便是三峡生存环境的反映。三峡地区重庆、忠州、万州则是历代的经济和政治在三峡人民观念形态中的反映。
冯骥才先生指出：“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三峡地区的地名，独具地方文化特色，如古巫山、巫溪、巫峡、大巴山、巴东、忠州、夔州等地名，都是三峡古民族、古信仰、古乡土情怀的地名。“如果你崇敬这地方的文化，这地名就是一种尊敬；如果你对这地方有情感，这地名就是一种深挚的爱称。比如故乡的地名。地名中又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文化是流播的，是相互影响的，地名文化不仅是对故乡文化的尊敬，对外来及其周边文化的认同，事实上也有所反映。如三峡北靠秦岭，对古代秦汉唐的古长安之地，三峡人有一种尊敬，体现了“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其中对秦汉唐建都长安的帝王将相的地名文化记忆就是受古长安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结果。
笔者查阅三峡及其附近二十个县市的地名志（录）发现，靠近长江北岸的地方涉及秦汉唐皇室及其功臣的地名最多（见表１）。而在这二十本地名志（录）中则没有元明清相关君王的地名。当然，元明清时期活动于三峡的官员、文人也不少，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呢？帝王在古代是一种国家的符号象征，帝王就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三峡多秦汉唐王朝帝王的相关地名，是对这些王朝的政治和文化的高度认同。华林甫先生指出：“当帝王的这种个人意志以‘国号’（即朝代名称）与地名紧紧相连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寄寓地名。这种寄寓地名是帝王心境的折射。”笔者认为三峡区域地名中存在秦汉唐帝王相关地名，可能是三峡地区对秦汉唐王朝的寄寓、推崇的一种文化记忆。
在这二十本地名资料中，秦始皇地名4个，都记载了与秦始皇赶山填海有关的传说，这是三峡地区对秦王朝强大军事力量统一全国的一种神话，也与三峡人民希望改造多山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刘秀地名9个，都与刘秀斗王莽及其艰苦奋斗相关，这一则是东汉艰苦开国的创业精神被三峡人民所尊敬的结果，二则与刘秀曾派军队攻打三峡，讨伐地方军事割据政权公孙述有一定的关系。三峡地区帝王中，刘备地名最多，这首先与刘备征战三峡相关联，二则与刘备称帝蜀汉，占据三峡有直接关系。刘备虽未居长安称帝，和刘秀一样，应当是与三峡人民接受中原文化，奉汉王室为正统有一定的关系，从侧面也反映了三峡地区对秦汉及其三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学者指出：“地名反映汉族人怀旧的心态”，“地名是社会政治观念的缩影”。这些秦汉地名也反映了三峡人的怀旧心态，更是对汉代文化政治的认同。
唐朝对三峡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唐王朝将许多皇室贬谪到离三峡更近的鄂西北地区，其在三峡地区流播的唐文化地名就更具时代特征。都与武周代唐的政治背景相关，而涉及武则天地名7个，唐中宗李显（其贬谪房州为庐陵王）6个。这都不是完全统计，但神农架、巫溪、巫山三县（区）就有相关“薛刚反唐”（事实是反武则天）地名21个。这里涉及隋朝皇帝杨广的，与门神尉迟恭反杨广相关。也就是说，隋唐涉及长安王室的三峡地名，均与政治军事地名相关系。反武则天是三峡地区传统文化中推崇正统文化心态的表现。因为“地名是社会政治观念的缩影”，“地名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随着时代政治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变与不变有着深刻的政治渊源”。如今神农架、巫溪、巫山三县（区）及其周边流传着大量与唐王朝尤其薛刚反唐相关的历史传说、话本、丧歌（唱词），这都是该文化流播的结果。三峡的巫山、神农架、巴东的地方戏也被称为“唐戏”，这也是唐文化尤其唐代政治斗争文化中，三峡人对唐正统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有三峡人对弱者（贬谪皇室）的同情，而古三峡人巴人尚武，故薛刚反唐的斗争精神就更加得到认同。至于薛刚其人真实存在与否，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事实上，“以薛家将故事为例，在这个故事的流传演化过程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以自己的观念进行改编和创作。反映薛家将故事的文艺作品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多样，从历史史实到虚构幻想的过程。反映薛家将故事的文艺作品多种多样，有话本、戏曲、小说、民间说唱等，可以说是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宋以后，笔者所查帝王中就只有宋仁宗（赵祯）两个地名，宋仁宗的身世有一种“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故事。宋仁宗的传奇可能符合三峡地域文化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征，故有两则相关地名。而元明清则无直接相关帝王的地名，这与这些时代的帝王精神不被三峡人所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可能还与元明清时期现实的政治高压，三个朝代没有宽松的文化政治背景也有关系。
笔者考察三峡发现，自古以来，帝王在三峡口碑中，秦始皇是赶山填海之人；刘秀（刘备）为艰苦创业的帝王；李世民则为开明君主，其部将秦叔宝、尉迟恭的故事在三峡家喻户晓；武则天则是被人唾骂的反面人物，唐中宗则是被薛刚扶持的正统帝王。这些文化的存在也说明，以长安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汉唐时代，在三峡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三、汉唐巴蜀（含峡江）与秦陇（关中）长安
的肘腋军事地利关系
“地名印证军事战事。”三峡作为一个交通运输的孔道，其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故留下了大量的军事文化地名，如旱八阵、水八阵、锁关、锁峡、瞿塘关、兵书宝剑峡、偷水孔、马渡河、猇亭、荆门、虎牙、白帝城、土城、点军、步阐城等。这些军事地名说明三峡的军事地利之重要。
今大三峡之地区实为古巴地，故《华阳国志·巴志》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也就是说，三峡是西承蜀地，南俯夜郎五溪之地，东接荆楚。谈其军事地利，必将荆楚与巴蜀放在一个军事战略区位上整体考虑，然后可见秦汉及其隋唐巴蜀与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秦陇（关中）军事地利关系。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指出：“蜀汉之土，与秦（关中）同域。”巴蜀与秦同域，互为依存关系，早在晋代张华《博物志》中就已经提出，顾祖禹只是沿用旧说而已。如晋人张华《博物志》载：“秦，前有蓝田之镇，后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陇蜀，西通流沙，险阻之国也。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
但顾祖禹将巴蜀与秦陇形象地比喻为“肘腋”关系，则是在晋人认识的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其在《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指出：“盖蜀者，秦陇之肘腋也，吴楚之喉吭也，是诚攻取之先资也。”
顾祖禹所谈的清初政区的四川（蜀）涵盖今天整个四川、重庆及部分鄂西地区，三峡大部分地区都涵盖在内。也就是说，整个巴蜀和三峡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或曰秦陇是一种肘腋庇护关系。而整个秦、汉、晋、隋、唐五个统一王朝中，大多数时间均以长安为都城，而其政治中心均为秦陇关中地区，整个巴蜀对于中央王朝则是肘腋之地，其从军事、人力、物力上对政治中心长安具有保障作用。
晋人张华《博物志》指出秦（陇）为险阻之国，（巴）蜀为独守之国，无形中将两者在军事态势的作用给予了定性。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指出，整个巴蜀及其峡江地区为“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昔者汉高尝用之矣。汉高王巴蜀，都南郑，出陈仓，定三秦，战于荥阳、成皋之间，而天下遂归于汉。······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顾祖禹“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恃巴蜀险坐守必亡”的结论是非常中肯的。
晋人张华《博物志》指出：“楚，后背方城，前及衡岳，左则彭蠡，右则九疑，有江汉之流，实险阻之国也。”在张华眼中，楚和秦一样，为“险阻之国”，都是可以统一华夏的地理条件。但楚地之国都未能有统一中国的历史实践，均因未能得巴蜀之资也。荆楚与巴蜀同处长江，自为一体，而三峡的峡江水道就是联系巴蜀与荆楚的纽带和孔道，如夔州：“府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盖夔州凭高据深，实水陆之津要······王氏应麟曰：‘夔州者，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也。’”夷陵州：“西陵，国之西门。及王濬克西陵，西陵以东无与抗矣。隋之亡陈，亦自西陵。唐平萧铣，先取峡州，而铣之亡也忽焉。宋吕氏祉云：荆州要害，实在夷陵。······夷陵之安危，与荆州为存亡矣。”而荆州：“左吴右蜀，临江负汉，根本之地也。”夔州和夷陵为三峡腹地，三峡为巴蜀和荆楚之衔接咽喉与关口之地。
结合巴蜀为秦陇之肘腋，故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秦、汉、晋、隋、唐五个统一王朝均先得长江巴蜀三峡之咽喉，后图荆楚根柢，这样天下就能一统。
长江如一条长蛇，三峡如长江蛇之颈（三峡俗语七寸），西边巴蜀为蛇头，荆楚为蛇之胸、吴越为蛇之腹尾。三峡之谚语曰：“打蛇要打七寸”，故华夏之长江军事之要害往往在于巴蜀和峡路之争。
秦统一中国实得三峡以东巴蜀之地利，司马错和中尉田真黄对秦惠王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事实上，秦王朝就是按照这种“得蜀则得楚，得楚得天下”的军事战略在与六国争雄中取得战略主动的，秦得巴蜀使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如秦得巴蜀后，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由此可见，秦统一中国实践证明秦打七寸战略是明智之举，后来历代王朝都是据巴蜀西图一统，或者割据者据巴蜀而立，统一王朝西进，方能完成统一大业。
汉高祖为汉王，是以巴蜀为其根据地，而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平三秦，败项羽而得天下，其得三峡及巴蜀之地利和秦朝相同，尤其巴人“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刘邦）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也就是说，整个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是秦汉得以统一天下的重要条件。
而统一王朝中，剪灭地方割据势力，巴蜀之地的割据势力往往是最后攻占的目标，因为其山险水激，易守难攻。如《水经注·江水》记述曰：“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公孙述遣其大司徒任满、翼江王田戎，将兵万，据险为浮桥，横江以绝水路，营垒跨山以塞陆道。”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指出：“自秦灭蜀而富强益著，后之兼天下者，其能一日忘蜀哉？（刘秀）光武之并蜀也，独在削平僭伪之后，盖虑其地险力强，尽拔其党，使之孤立，而后图之。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刘秀派军队三年才突破公孙述的三峡防线，反过来说明三峡对东汉政权统一的重要性。这在后来元明清的统一战争中也可以证明。因为三峡“西陵建平，国之藩表，处上游，敌泛舟顺下，不可恃援，他郡以解倒，然此乃社稷安危之机也”。
除了三峡山高关险外，巴蜀富庶，能提供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统一中国创造物质条件。例如，三峡峡路即东面川鄂峡路，在战国秦汉已经成为四川交通比较发达的四条重要的交通路线之一。汉代是四川栈道发展的鼎盛时期，汉代交通路线的开拓和交通制度发展，奠定了四川交通干线的雏形。在东汉末年及蜀汉时期，三峡地区过境移民增多，东汉末年有南阳三辅流民数万避乱入蜀，其中南阳流民自然应取今三峡地区入蜀。唐玄宗、唐僖宗都曾避难入蜀，从这个角度讲，汉唐以来巴蜀是政治中心长安的避风港和后花园，具有提供物力、人力和军事堡垒的作用。
唐朝之时，巴蜀被称为“天府之国”，峡江之经济、军事交通地位更加突出。蓝勇先生指出：唐代峡路是重要的漕运和商业通道，尤其在唐王朝政局不稳，北方蜀道栈道易毁损的情况下，川江峡路成为维系唐王朝经济命脉和政权存在的生命线。峡路成为生命线与三峡区域的地利有关系，如夔州形势：“府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盖夔州凭高据深，实水陆之津要。丁谓曰：‘夔城，所以坚完两川，间隔三楚。’王氏应麟曰：‘夔州者，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也。’”而夔州之瞿唐关：“关城下旧有锁水二铁柱。······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三国志》记载蜀国军事家法正曰：“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祸福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故历代将“大江自瞿唐关而下，谓之峡江，亦谓之锁江”。隋末，李渊派宗室李孝恭进入峡江地区，使建都长安的唐王朝从战略上处于积极的主动态势。康熙《巫山县志》记载：“唐高祖时李孝恭以山南招讨大使狥巴蜀，下三十余城，拜信州总管。时萧铣据江陵，孝恭讨之，造舰习水战。自夔州东击萧铣。时峡水方涨，诸将候水落，李靖曰：‘兵贵神速，吾今乘江涨，掩其不备，可成擒也。’乃帅战舰五千余，东下。铣果不备，拔其荆门、宜都三镇，屡破其军，进围江陵，降之。”由此可见处三峡之上游，对下游军事具有地利之优势。《太平寰宇记》曰：“旧时铁锁断江浮梁御敌处也。······唐武德二年废。······即所谓铁锁关也。”
故笔者推测“旧时铁锁断江浮梁御敌”的铁锁，可能就是具有军事才能的李孝恭架设御敌的，李孝恭在信州练习水军，自不可能为下游萧铣军队所设。而当下游军事威胁解除后，于唐武德二年才废掉的。事实上，隋统一全国，也是先占据峡江而伐陈的，如《隋书》记载：“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大举伐陈，以素为行军元帅，引舟师趣（趋）三硖（峡）。”从这里推算，杨素在今奉节编练水军之时，也可能在瞿唐设锁桥，而历代军事行动，多以峡江瞿唐设锁为关，如杜甫诗歌：“世代兴亡事有由，将军远镇古梁州。堪嗟铁锁依然在，不锁瞿唐峡口头。”光绪《奉节县志》转《五代史》载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蜀守将张武在此“作铁絙，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蓝勇先生考证整个隋代以前，经过峡路的征战和转输事迹就有27次之多。由于三峡之夔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唐初夔州刺史甚至以宗室出任。如隋末，李渊刚占领长安，还未定洛阳，却派遣宗室河间王李孝恭招慰山南地区。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以宗室庐江王李瑗为信州总管；武德二年，信州因皇室避讳，更名夔州，以李孝恭为夔州总管。
由此可见，唐王朝是非常重视三峡地区的军事地位的，因为“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又地多盐井，朱提出银，严道、邛都出铜，武阳、南安、临邛、江阳皆出铁。汉置盐铁官，邓艾破蜀，议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为顺流伐吴之计。盖功虽成于王濬，而规画实自艾创之也。”明人指出：“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阈，辟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南面而临天下，形胜则甚伟矣。”而唐时以巴蜀为长安政治中心的后花园、政治避难之地（庇护所），这除了与巴蜀军事地利有关外，还因为三峡之西巴蜀是国家财赋之地。从军事、物力、人力诸方面来看，大三峡（含巴蜀）地域是整个秦朝到唐朝统一王朝的秦陇肘腋之地，大三峡（含巴蜀）为整个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的发展、为汉唐长安的繁华及其稳定起到了重要的肘腋作用。
四、汉唐长安与大三峡肘腋关系
两汉时期，地理意义上的三峡，基本上都在南郡郡境，西边以瞿塘峡为界，未将今奉节县治之地及其白帝城纳入南郡，但将东面今荆州作为南郡之郡城之所在，将清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也纳入了南郡管辖。唐代夔州、归州、峡州、荆州均为山南东道辖区。也就是说，自然地理上的三峡地区由于汉唐的强大，没有将其分割，而是按照山川形变而设政区的。而元明清割汉中与陕西，则是封建时代衰落的表现。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归州：“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归、巴东二县，分置归州；三年，分秭归置兴山县，治白帝城（奉节）。”《旧唐书》记载夔州：“隋巴东郡。武德元年改为信州······武德二年，以武宁、南浦、梁山属浦州。······贞观十四年，为都督府，督归（归州）、夔、忠、万、涪、渝、南七州。”可见唐代三峡的政治中心在夔州。但无论狭义三峡（自然地理）政区中心（汉代）设在今荆州还是设在夔州，其扼长江之地利没有变，其西领巴蜀、东接荆楚的战略地位没有变。汉唐以关中长安为政治文化中心，巴蜀多为关中后花园和人力、物力的战略腹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政治中心长安与巴蜀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交往是非常明显的。
（一）（秦）汉巴蜀与关中（长安）文化的交往
秦占领巴蜀后，“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汉代对西南（包括巴蜀和三峡在内）的开发是开通道路、设立郡县和迁入移民的三大主体措施，而伴随着开通道路和设立郡县，便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汉族移民高潮。其中在巴蜀郡守以河南和陕西籍占绝大多数，这种趋势体现了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对移民的影响，而对西南夷的征战、筑路多依靠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而巴蜀方言也带有秦晋特色的地方方言。秦陇风尚对巴蜀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史载：“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賵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这体现了长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对巴蜀文化的辐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互动的、双向的。
首先，秦汉的政治制度影响到巴蜀，在设立郡县而委派以北方京都长安及其周边地区为主体的官员管理巴蜀，这些官员成为政治中心长安的皇室（君权）在巴蜀的政治执行者，带来了政治经济的管理文化。而让移民迁入巴蜀，也带来了北方以长安为中心的文化。司马相如、杨雄也是在政治中心活动后，返回巴蜀才做出政绩，创作了具有汉代时代政治色彩、兼具巴蜀地方特色的赋。
其次，秦汉利用巴蜀之军事地利，南控西南夷，东控荆楚。左思《蜀都赋》描绘其地利曰：“至乎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岨塍埒长城，豁险吞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也就是利用了巴蜀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为整个长安政治中心的中央政府服务。如秦朝“（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大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汉朝“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巴人勇锐善战，善于驾驭舟船，左思《蜀都赋》描绘巴人“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另外，巴人“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刘邦）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巴人成为秦汉统一中国的重要军事力量，其“巴渝舞”也成为汉唐长安的舞蹈，而刘邦让长安之乐人学习推广，也从侧面反映了巴蜀之政治和经济地位。
李冰治理都江堰后，川西平原成为秦汉的粮仓。巴蜀的布、粮、矿、木、盐等战略物资巩固秦汉的中央统治。如司马迁记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巴蜀之地物产在古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中南半岛到印度，远播到中亚。而巴蜀的物资转输中央之地长安，虽有蜀道难，但在川江及其支流的航运沟通下，其物资交流运输还是一直存在的。从大宁河翻山后可接汉水上游到汉中，汉中至关中就无多少交通障碍了。这是以后三峡交通历史地理需要继续挖掘的领域。
如左思《蜀都赋》曰：“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沬，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虽星毕之滂遝，尚未齐其膏液。”将蜀地之富庶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杜牧在《阿房宫赋》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体现秦汉曾使用巴蜀之木修建宫殿，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左思《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外负铜梁于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其中则有巴菽、巴戟、灵寿桃枝。樊以蒩圃，滨以盐池。蟞蛦山栖，鼋龟水处。潜龙蟠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丹沙赩炽出其阪，蜜房郁毓被其阜。”而司马迁认为巴蜀丰富物产，因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与巴蜀为天府之地，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的富饶经济条件有关。故史载：“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而蜀地南边还多矿，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得以为富，司马相如得卓文君之助，得以到长安发迹。
因为巴蜀为秦汉的统治提供了大量的物力、人力，秦汉统治者非常优待和重视巴蜀之地，故当时巴蜀之人也享有一定特权，如汉时巴地享有特权，故“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秦和巴蜀之人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巴人）安之。”黄龙一双是丝织品，其秦汉可换奴隶数人，好马一匹，而巴人清酒一钟实为形式上的惩罚。由此可见秦时巴人享有的特权是非常高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曰：“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司马迁指出了巴蜀财富成为秦汉国之资，而巴人尚武及其历史功绩也让统治者不能等闲视之，加之其重要的军事地理地位，长安之统治者就不得不重视巴蜀之地了。
应该说秦汉之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与巴蜀之地的互动是良性的，巴蜀人民及其人力、物力资源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文化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隋唐巴蜀与关中（长安）文化的交往
隋唐和秦汉一样，巴蜀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没有变，这与中央王朝之政治中心在关中长安没有变动有直接关系，因为“蜀汉之土，与秦（关中）同域”。加之前面讲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赋税是国家运转的经济基础，蜀川“又地多盐井，朱提出银，严道、邛都出铜，武阳、南安、临邛、江阳皆出铁。汉置盐铁官，邓艾破蜀，议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为顺流伐吴之计”。而盐、铁、舟既为经济所需，更为军备之用，加之巴蜀居上游，有“顺流”之地利，故隋唐在统一中国和维持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统治中，巴蜀的作用和秦汉一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为依赖，而文化交流更为广泛。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指出：“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杨素以黄龙平乘出于永安，而沿江镇戍望风奔溃。唐平萧铣，军下信州。”唐在北方未定之际，就派宗室招抚巴蜀，为统一华夏奠定了基础。这里概不赘述。
从维护以长安为中心的秦陇政治中心的肘腋庇佑作用看，巴蜀在唐代成为保障唐王朝政治得以延续的最后保障。前面讲到唐朝有唐玄宗和唐僖宗入蜀避难之行动。即使没有唐皇室避难巴蜀，唐朝的繁华，长安得以在唐鼎盛，无不与巴蜀之财赋有关，仅盐一项就足以资国，故“唐之盛时，邛、眉、嘉有盐井十五，属西川。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属东川。东川盐利多于西川者数倍，故知祥争之也。”
唐皇室贬谪三峡及其附近区域，扩大了唐文化在巴蜀及三峡区域的文化影响。如唐高宗之子李贤被贬谪山南东道巴州，李贤之弟李显即位不到两月，又被废为庐陵王，贬谪山南东道房州。这些史实正史和方志多有记载，如《新唐书·中宗》记载：“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而皇太后临朝称制。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选于房州。圣历二年，复为皇太子。”《房县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徙燕王忠为房州刺史。”“唐肃宗至德元年，永王璘拥兵据江淮，上皇在蜀，下诏废为庶人，徙置房州。”高宗儿子如长子李忠先迁梁州（今陕西南郑一带），继迁房州（今湖北房县），再迁黔州（今四川彭水）。七子李顾，先迁房州，后迁均州（今湖北丹江口），都在三峡区域或与三峡毗邻靠北的区域。贬谪唐皇室成员于巴蜀及三峡区域附近，在某种意义上讲，如唐初让皇室经略巴蜀一样，是对该地域的重视，无形中起到了拱卫皇室的作用。从文化流播的角度看，这为唐文化在贬谪区域及其附近的传承和流播创造了条件。前面所介绍的地名就是文化传承的见证。以唐皇室贬谪政治为背景，三峡区域传说、唱词、歌曲、戏剧，多与之相关，这是唐皇室贬谪后造成的文化传承的副产品。
唐代人口，尤其中央政权中心的官员、文化要人迁移巴蜀，达到历史之最，对巴蜀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蓝勇先生指出：“隋唐时期，四川地区的外省移民进入主要借助于唐中叶的唐玄宗逃蜀和唐末唐僖宗逃蜀形成的移民高潮。”“唐代几乎所有著名诗人都到过四川，如杜甫、李白、白居易三大诗人，这无疑对当时四川的文化氛围影响甚大。”长安中央机构的入川，必然将各种文化带入巴蜀地区，但随之而来的文化人对巴蜀地域及其附属的峡江文化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如宣恩东门关瀑布，“有人说唐朝诗人李白在被贬谪于夜郎时，曾从东门关瀑布前路过，并留诗一首：‘东关瀑布歌声脆，潺潺水声山中回，白君游周十万里，不如仙女洞上归。’”宣恩李白显然没去过，体现的是唐文化的流播。而宜昌乐天溪，“相传唐朝诗人白居易（字乐天）由浔阳（今江西九江）赴任忠州过此，曾登岸游览，而后人们以其名为乐天溪。”该地名倒可能是真实的，毕竟相传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会于今湖北宜昌，同游洞中，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写在洞壁上，“三游洞”即由此而得名，这段历史基本上是有史、有时、有诗可考的。但杜甫在成都和夔州都留下杜甫草堂，在奉节留下了人生近三分之一的诗词，故奉节被称为诗城。而刘禹锡贬谪三峡，在巫山将当地竹枝词改造，使之流播华夏甚至海外。这无不与唐朝诗歌文化之盛的时代背景有关，直接原因是居留长安而旅居、贬谪三峡之文人，将三峡地域文化与代表唐文化的诗歌文化结合而成，故三峡又被称为“诗峡”。除了三峡自然之神奇，游三峡之骚人之创造外，也与唐朝文化辐射华夏、泽被三峡有必然的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秦汉中央王朝的长安和巴蜀三峡的肘腋关系是展现巴人尚武和天府物资丰富，司马相如和杨雄的汉赋之开疆拓土之豪迈。而隋唐肘腋关系则体现为天府之物资丰富和长安对巴蜀的阵阵哀伤之咏叹（皇帝入蜀避难、贬谪皇室和文人的感叹）。总的说来，巴蜀（含峡江）之军事地利、人力、物力为从秦汉到隋唐的华夏汉唐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以长安为中心的汉唐核心区秦陇（关中）与巴蜀是肘腋关系。而长安为巴蜀及三峡提供了智力（培养人才到巴蜀），移植政治制度，迁入了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成为巴蜀文化发展和传播长安文化的重要载体。巴蜀及三峡在政区、地名、传说、戏剧、诗歌等方面至今还传承和流播着汉唐文化的细流。
从巴蜀与以长安为中心的秦陇文化的互动关系看，华夏长江、黄河文化自古一体，文化之间彼此交流，彼此依存。彼此站在不同区位有着肘腋或唇齿或咽喉或襟带关系，彼此不可偏废。故无论是从军事战略上，还是从政治经济战略上，要注重关中巴蜀与荆楚的肘腋或唇齿战略关系。李焘指出：“大抵吴蜀相应如左右手，苟与人斗，左手虽奋，而右无以应之，则不可望其能胜也。如有蜀则吴强，无蜀则吴弱，东晋以平李势，宋武必平谯纵，至于齐梁而无西顾之忧，其间惟陈氏无蜀。是以魏取西蜀，晋既代魏而因以平吴；周取萧，隋既代周而因之入陈。北方之能并南方者，晋与隋耳，则皆以无蜀而亡。然孙氏虽无蜀而荆州无恙，陈既无蜀又无荆州，故孙氏之祸迟，陈氏之祸速。”这体现了巴蜀的战略地位，冷兵器时代，山川险要尤为重要。历代统一中国，必得巴蜀伐楚而可得天下，再次体现蜀楚唇齿之依也。如秦陇之长安为都，天下大势则巴蜀为秦陇之肘腋，荆楚吴越为秦陇之胸腹。因为“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故长江上游之巴蜀与长江中游之荆楚、长江中游之荆楚与长江下游之吴越、长江上中下游之巴蜀与荆楚及吴越，也互为唇齿之关系。这就要求“联天下之半以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当然，这是就军事态势而言，就经济而言，也是“华夏天下为一”。
（三）小结：从秦陇巴蜀关系看今中国首都选址但古者军事之胜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此至理名言，在汉唐的秦陇与巴蜀（三峡）军事关系中又一次得到验证。故顾祖禹总结道：“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才得中策。······自古用武之地，然必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夫大江以南，千里浩邈，决欲控扼，非战舰不可。······良畴百万，并力营田，措置军食，此又战守之先资也。”从军事角度讲，秦陇、荆楚均为险阻之域，巴蜀为防守之域或肘腋之资用之区。古巴蜀控扼大江之首，有天府之资，此需得用肘腋之人，择险阻之域（如秦陇长安）立国为用，得巴蜀，控荆楚，天下可得，此为采险之上策，且为必用之策，但能得险之要在于符合历史潮流，得天时，不可恃危阨以割据，不得恃危阨偏安以保，要顺应华夏一统的历史潮流，此秦汉、隋唐之得天时而取巴蜀得地利，加之汉唐统治者有军事之智，又有得民之心，天下可得。而秦隋得天时得地利而失人心。在天时、地利、人和中，三缺一，故国不能持久，而速亡。可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不可或缺也。李焘第七子李埴（曾在夔州为官）在讨论三峡的险关时指出：“吾观从昔乱蜀者，皆非其国之人，率由奸雄乘隙外至，因窃据焉，而蜀人莫之与抗。······逆节萌起。”李埴认为割据巴蜀都是得小“天时”“乘隙外至”，但“逆节萌起”实失大“天时”。故“一定而不易者，地形也；难保而易变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化。苟知所守，则力约而攻倍，······不知所守，则嬴氏家函谷而灭······不知所化，则暴悍踵起于江汉，奸丑接迹于洙泗矣······四方之人，王化所达······惟此山川，重阻复迭。德守者固，兵据者蹶。······力制则离，道怀乃协。”由此可见，地利不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得人心得天下，而得人心，兼有山川地形之便。此在瞿唐锁关和西陵采石等索（浮）桥之战中绝无例外。
事实上，华夏统治不缺乏统治智慧和方略，唯一缺乏愿意且始终如一的实践者。如张华《博物志》赞曰：“地理广大，四海八方，遐远别域，略以难详。侯王设险，守固保疆，远遮川塞，近备城堭。司察奸非，禁御不良。勿恃危阨，恣其淫荒。无德则败，有德则昌，安屋犹惧，乃可不亡。进用忠直，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张华指出，国家立国，需要地利，故需设险，远遮川塞，近备城堭。但有地利，还需有德政，更需得民心。现代军事京都之地利，经济多于军事。笔者认为，今日中国，民心和谐发展，人与自然之和谐就是整个国家各区域间的和谐。而首都选址则是和谐中最重要的一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日国家发展也是可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智慧。时至今日，三峡工程完工、汉江中线有南水北调之实践，又有“汉水北调渭水”之议论，加之国家电（气）东输等工程、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以汉唐之巴蜀、荆楚与秦陇之关系，是否能得到启发呢？以历史地理的角度看首都与国家的大势发展，我们知道华夏自元建都北京之后，得扼守北方，有利于国家北方边地军事的稳定，但失去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地利，于是有京杭大运河物资的北调，明清有西南“皇木之差役”。近年来有水、电、气北调或东输。从国家经济角度可以中心辐射，且自古南水北调中线附近，西南有巴蜀天府之域，西北有关中汉中之险阻，北有中原之鼎护，东有江汉、吴越和湘粤之砥柱。笔者认为只有迁都秦陇、巴蜀、荆楚和中原交叉之地，国家电（气）东输、南水北调中线，才可以真正有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华夏恢复汉唐繁荣地位之日才可期也。
来源：《长江大学学报》 2016年第6期
作者：黄权生 罗美洁
选稿：甄艺涵
编辑：邹怡思
校对：孙欣仪
审定：罗舒平
责编：吴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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