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秘史》：一部充满传奇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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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是一部奇异的古籍。
说它奇异，在于本书是用汉字写的，但是这些汉字都是蒙古语的发音，每个发音旁边都注有汉文的意思和表示语法的字，此为“旁译”。如第一页“合罕讷”旁边注明“皇帝的”。全书被分为282节，每段后有翻译该段意思的“总译”。
顾千里校《元朝秘史》，则是这本奇书现存的最主要的文本。
近年，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的论著，如阿尔达扎布先生祖孙三代还原的蒙古文字本《蒙古秘史还原注释》（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亦邻真（汉名林沉）先生的复原本《〈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中华书局，1987），乌兰女士的校勘本《元朝秘史》（中华书局，2008），余大均先生的《蒙古秘史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等。
这本书还通过各种渠道，走向了全世界。
根据日本学者原山煌的整理，到1978年，《蒙古秘史》的研究著作（包括翻译、注释和各种研究著作和论文）就已达361种（见所编《元朝秘史関係文献目録》，日本モンゴル学会，1978年）。另据澳大利亚蒙古学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wiltz）统计，到2001年，各种语言的音写本或转写本或复原本有20种，各种语言译本有67种，此外，还有总译的不同语言译本五种（转引自阿拉坦：《从〈蒙古秘史〉的复译看翻译原则的普适性》，载中国翻译协会编《第18届世界翻译大全论文集》，外文出版社，2008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的这些研究，说到最基础的资料，都离不开顾千里的校本。
笔者涉及此书是在三十多年前（见拙著《顾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1—332页），此后一直对此书有所关注，发现有些细节问题，可进一步探讨，做了一些札记。现在看来，这些对于该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作用有限，但是，对于认识该书文本的流变，认识与此有关的一个多世纪来的学术活动，或不无补益。故略加整理，列之于下。
1932年初，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炮轰坐落于上海闸北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善本藏书楼——涵芬楼，所藏四十余万册善本典籍，毁于战火。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涵芬楼所藏的善本中，有一本在世界文明史中非常有影响的古籍却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得以免遭劫火。那就是现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代文献学家顾千里校的《元朝秘史》。此书现著录于《全国善本书目》（史部，上，25页），标明：“清抄本，顾千里校并跋，周銮诒跋，傅增湘跋”。
顾千里校本，有一些藏书印，有的还未见考释。现据所知，列于下：
“顾涧蘋手校”是顾千里的印章。
“阳城张氏兴古楼珍藏经籍记”“阳城张氏省训堂经籍记”“张敦仁读过”，这些是张敦仁的，“葆采”乃张敦仁第二个儿子的，他字“子实”。这些笔者《顾千里年谱》“嘉庆十五年”条下已有考证，不赘。
“杨慧生藏书印”“杨慧生”，据考，为淮安人士。他曾将元代丘处机门人李志常的《西游记》刊刻出版。清代丁晏为他作了《杨慧生重刻西游记序》（载丁晏《颐志斋文集》卷五），可见是关心西北和元代文化之士。丁晏（1794—1875），清代学者，字俭卿，号柘堂，江苏山阳人，乃道光元年举人（参见《清史稿》四百八十八卷）。所以，顾千里校本归杨慧生的时间，当在嘉庆十年以后至同治年间，即1830—1875年间。
又有“且圃金氏珍藏”印，“且圃”不详。考光绪间，有善写者“金辑甫茂才”，叶昌炽为蒋凤藻刻《铁花馆丛书》，延其书写。此人“雅不愿署姓氏”（见王欣夫补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许翰屏”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金氏”“且圃”，“且”“辑”，吴方言同音。或即金辑甫？此当为同治光绪间人士。
又，此本后有周銮诒跋。跋曰：“光绪癸未（1883）八月寓意园，取此本与连筠簃刻本对读一过。周銮诒记。”周銮诒，湖南省永州府永明县人，清朝进士。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收其传云：光绪三年（1877），参加丁丑科殿试，登进士二甲第32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六年四月，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
周銮诒和盛昱在编修馆、翰林院当有交往的机会。盛昱在光绪十年任祭酒，而周氏在光绪十一年离开京城，前往广东不久病死。
所以，光绪九年（1883）此本已在盛昱处。有的介绍文字云：此书“从张敦仁次子手中流出，经清沈涛、杨书云已由敬征及其孙盛昱收藏”。此间细节，如能说明，则为幸甚。
又，《顾千里集》中，标明《元朝秘史》为“元刊”，此“元刊”，当指明初洪武时刊本，并非“元代”刊本，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本，筑摩书房，1943）已经有说明，基本无误。陈垣先生在1934年2月刊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已经做过说明（引自日本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216页）。（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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