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在长岩屋又住不成了，一家人被迫东下搬到上石板沱，佃的是甲长覃好思的一栋小瓦屋（覃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后入党，当过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病逝）在石板沱，我们家买了一匹马、一副大石磨（俗称幺磨），做了罗柜（筛面粉的一种木制柜具，筛网置于罗柜之中，人站在柜外连接筛网与连杆的踏板上，靠人的体重和两只脚交叉用力，驱动筛网在罗柜中快速水平来回摆动筛面粉），开起了磨房，加工小麦从此，家庭生活有了转机这一年，大妹春梅出生，一家有了六口人在开磨坊的同时，母亲仍然利用居住在江边大路的区位优势，开着打伙店，生活也算平静，吃穿也不十分拮据随着年龄的增加，四五岁的小伢子，已能和姐姐一起帮着大人做些家务，如淘洗晾晒麦子，在磨坊里帮忙，把马牵到河边、山上吃草，冬天里到河坝里放火烧芭芒，以待来年春天芭芒发出嫩芽，好让马和羊吃大人们把腊月和正月十五烧芭芒叫“赶毛狗子”，这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幸喜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第1章十年相守终成旧人?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第1章十年相守终成旧人
兵荒马乱石板沱一九四七年，在长岩屋又住不成了，一家人被迫东下搬到上石板沱，佃的是甲长覃好思的一栋小瓦屋（覃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后入党，当过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病逝）。在石板沱，我们家买了一匹马、一副大石磨（俗称幺磨），做了罗柜（筛面粉的一种木制柜具，筛网置于罗柜之中，人站在柜外连接筛网与连杆的踏板上，靠人的体重和两只脚交叉用力，驱动筛网在罗柜中快速水平来回摆动筛面粉），开起了磨房，加工小麦。从此，家庭生活有了转机。这一年，大妹春梅出生，一家有了六口人。在开磨坊的同时，母亲仍然利用居住在江边大路的区位优势，开着打伙店，生活也算平静，吃穿也不十分拮据。随着年龄的增加，四五岁的小伢子，已能和姐姐一起帮着大人做些家务，如淘洗晾晒麦子，在磨坊里帮忙，把马牵到河边、山上吃草，冬天里到河坝里放火烧芭芒，以待来年春天芭芒发出嫩芽，好让马和羊吃。大人们把腊月和正月十五烧芭芒叫“赶毛狗子”，这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幸喜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
平静的日子不到两年，就被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搞乱。听说大路上要过军队，我们全家处于极端恐慌之中。一是怕抓父亲的兵，二是怕马匹被征用，三是怕东西被抢。听人说，过的队伍是国民党的一二七军，人称“吃光”队伍。因此，我们家首先能做的是坚壁清野，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如被套、麦子等，送到山上附近的人家或岩洞里藏起来。接着是父亲牵着马躲到深山老林里。家里就只剩下母亲、姐姐、大弟、大妹和我。因为幺磨和罗柜搬不走，仍是提心吊胆怕追问。为此，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生人问起你爹到哪里去了，马到哪里去了，你们就说连人带马跟前头的队伍送东西去了。”记得有一次，爹刚刚在山林边上张望一下，被哨兵发现，开了一枪，好的隔得远，没有打到人。哨兵问我们跑的人是谁，我们都说不认得。
国民党军队溃败大西南，路过石板沱时，家家户户都住有军队。“兵败如山倒”，那是不错的。那些残兵败将饿极了，什么东西都抢来吃，农家的小猪娃、狗子、猫子都不能幸免。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家的军队，捉来一只猫，在地上板死，把毛一褪，内脏一挖，就用泥巴包起来烧着吃。麦子在磨子上只磨一道不过筛，煮着吃。一个军官和他的太太在我们家住了四五夜（家里住着当官的比没住当官的好）。这个连长离开我们家前一天，还跟我母亲说：“你有福气，两个姑娘两个儿子，我没有儿女，你把你的大儿子给我，我带去享福。”母亲一听这话，赶忙叫我和大弟到舅父家去躲一下。于是我们找个机会，说是去给他们背凉水，避过大路，沿着林间小道跑到舅父家。第二天，姐姐喊我们回家，说连长走时再没有提这事了。临走时，因太太说我们家腌菜好吃。母亲就把坛子里的腌菜全部倒出来，给她包好带走。过完兵以后，我们在大路边的坎下，不知捡了多少子弹，都是一夹子一夹子的，估计是挑夫们挑不动时悄悄丢下的。
一个伤兵病得走不动路，躺在我们家铺板上，姓王。他的官长走时，要我们积个德，好好照顾老王。母亲不敢说二话，既同情，又害怕，在官长走后把这事告诉甲长。老王见我们一家人怕得不得了，就对母亲说，“大姐，不要怕，我不会为难你们的”。老王对我们几姊妹也很和气，我们跟他喂水喂饭，扶他起来走动，牵他上厕所。个把多月后，老王的病越来越重。这时，国民党的兵已经过完，躲藏在外的父亲回来了。有一天，大概是老王快不行了，父亲赶忙找来甲长见证。临终前，老王从怀里摸出一把精致的小铁锤递到姐姐手里，说道：“你们照顾我个把月，这个东西就作个遗念。”老王还对大人们说道：“我家里也没有亲人，我死后你们好歹把我埋一下。”父亲、母亲和甲长都点头同意。没过几天，老王死了。我们找来木匠，用几块大木板钉了一个简棺，请人抬过代山溪，在江边一个叫青桐树沱的地方，把老王葬在一棵遮天蔽日的大青桐树下。这正是应了“哪里黄土不埋人”的古话。至今我和老姐姐回忆起这件事，她还清楚地记得，说老王的那柄小铁锤还在呢。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老王究竟是何方人氏，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亲戚朋友嘛？当时我们为什么不问个清楚呢？现在好后悔啊！
国民党军队撤退完以后，家里的磨坊又开起来，生活又有了转机。不幸的是，大妹春梅因病夭折！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年的冬天，父亲把马系在清江岸边的河坝里吃草时，被离我们家半里多路、一个叫田家昌的孤老，牵到一个岩壑边系住，岩壑边有一块大溜石板，马不知怎么失足滑到岩壑里爬不出来。等我们去牵马时，马已吊死在岩壑里。父亲找田理论一番后，看在田是一个孤人的份上，也就没有要田赔马，父母哭了一场，把马埋了。刚有转机的日子又艰难起来。一九五零年，二弟屈定寿出生。我记得，儿时的二弟，长得胖乎乎的。
兵荒马乱的童年，我还记得的是：钱不值钱，过路人在我们家吃饭打伙，给的纸质的钱，父母都不要，只要铜圆；外祖母经常把炒好的蚕豆给我统在荷包里，悄悄地在耳边叮嘱“等你爷爷不在跟前时吃”；舅父从国民党的军队回家、在天池口与舅妈成亲返回石板沱后，从部队带回的各种颜色的软杯子、热水瓶，也着实令我们觉得新奇；舅父的身世就像一道谜语，更让年幼的我们难以猜透，总觉得他是个神秘人物；过年时，家里弄来木油，砍来芭蕉蔸，削好竹签，欢欢喜喜浇制腊烛；每到寒冬腊月，大路上背猪统子从巴东、建始到资丘的“背脚仔”络绎不绝；每当大雪封山，几姊妹就砍来棕叶，结成几丈长的绳子，把细筛篮用竹棍支起，里面撒些小鸟喜欢吃的东西，一逮就是上十只画眉、麻雀；跟父亲下河舀鱼，一舀子就可能舀到几条；用脚在河边的沙滩里踩团鱼（鳖），一晚上就弄好几个。这些童年的往事，现在总是割舍不掉。
记得还有“烧胎”给小伢们治病的事，更是令人不忘。家中兄弟姊妹几个，加上缺医少药，病了是很少请得起医生、吃得起药的。这样，“烧胎”的巫术在我家得以大行其道。若父母、婆爷发现我们几个有点怏，或者头痛脑热的，头发干涩发黄的，就怀疑是“走了人家”。据老人们讲，“走了人家”的孩子，如果不请人“烧胎”的话，待到那户人家的孩子出生时，也就是“走了人家”的孩子命丧黄泉之日。当年我们“走了人家”，父母总要把当地一个会阉猪骟牛、又会给人作法“烧胎”的田祥昌请来，等到天黑后在屋里作法事，画桃符，把鸡公冠子划破，血滴到水碗里；把鸡蛋上面画上小人像，用各种颜色的花线绑扎好；砍来桃树桩，钉到床面前的地里；将鸡蛋用画过符的黄纸裹起来扎好，架起火烧，直到鸡蛋烧炸，“烧胎”的法事才算结束。第二天天不亮，田收了利事钱，提着被放了血的鸡公，神秘地出门。这种给孩子治病的方法，在我们那一带的农村，新中国成立前后十分盛行。即或是现在，少数地方也还是有人在搞。到底这办法灵不灵，反正大妹妹春梅并没有因“烧胎”而得救。我也记不清白那个叫田祥昌的师傅，到底提走我们家多少只鸡公。
与“烧胎”治病几乎同时发生的“种痘”、防止出麻子（天花）的事，这就有点儿科学道理。那是我五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把住在龙头观庙里（位于小岩底村与硝厂村之间一座悬岩峭壁上的大寺庙，称龙头观，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砖瓦搬到柿贝，建了小乡政府）、一个叫李经德的人接到我们家，说是要给我们几姊妹“种痘”，免得脸上出麻子败相。这个人吃过饭后，从包袱里拿出小刀，要父亲把我们的膀子脱下衣袖后死死掌住，用酒洗了，然后在上臂各划三个十字形的口子，再把药面撒上去，就算种上痘。“种痘”比“烧胎”不知要疼多少，我们是又哭又喊。痘种过后，胳膊发肿，刀子划过的地方还可能发生溃烂。现在伸出两支臂膀看，六个痘花历历在目。由于石板沱当时家家户户都请这个老人给小孩种过痘，所以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出麻子的几乎没有。是谁传给他这济世良方的，药又是从哪儿来的，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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