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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这几天，网络上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问题上了热搜，而且热度不减，这里小编想国家相关部门一定会出手整治的，这里突然想到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下面就以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来看一下吧！
1.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 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主席称赞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为“民族魂”。《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觉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呐喊·自序》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医似乎没有什么好感，甚至认为中医是骗子。
作为近代“弃医从文”的典型人物，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其实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思想家”、“学者”，实际上是受西方思想浸淫的一群人的态度。正是这群人，屡屡阻碍中医的传承和发展，甚至用心极其险恶想要彻底“灭绝”中医。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讨论了四项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就医登记案原则》。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中，没有一位是中医人士，而且主张毁灭中医者又占多数。本次会议由南京政府卫生部掌握着实权的副部长刘瑞恒主持。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本身就是要消灭中医的人。
事实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是任其老死，二是让中医自然消亡；二是不准办学，使中医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后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如果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便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在议案及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3月17日（国医节的由来）全国17个省市两百多个团体，三百余名代表云集上海共同举行反对废除中医的大会。3天的会议，通过若干议案。之后组织人员去政府请愿。最后，国民政府蒋介石只得暂缓废医案。
中医界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当年影响最大的“护医”运动。为纪念斗争胜利，大会确定3月17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国医节。
“废止中医案”留给后人足够多的观察角度，令人至今不能忘却！
与很多坚定的“中医黑”不同的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鲁迅因为曾被中草药治好的“抱腰龙”，以及亲眼见证的一些中草药的疗效，而对中医中药产生了更理性和全面的认知。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南腔北调·经验》
2.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有一帮政要名流经常聚集在上海讨论时政，这些人里有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当时党、政、军、学界一等一的要人济济一堂。
汪精卫虽然不公开参加活动，但周佛海、梅思平都是汪精卫的左膀右臂，大家奉汪精卫为“低调俱乐部”的精神领袖。这群人在抗战后的选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这些人都不看好抗战的前景，认为中日若爆发大战，中国必败无疑。有人给这个松散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意在讽刺唱高调要抗战的人。你可能想不到，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还有一批中国的精英人物鼓吹“抗战必亡”的论调。
这其中，就有胡适。“低调俱乐部”成员的道理很简单，中日双方国力相差太大，中国是肯定打不过日本人的。与其被日本人打败后丢人丢地丢权，还不如跟日本人一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
1937年8月，陶希圣、胡适等人给蒋介石写了秘函，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他们向蒋介石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还应该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这里所谓的“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正是被日本人占据的东三省。胡适等人的意思是，中国政府应该承认现实，主动放弃对东三省的领土主权，以此换取日本在华北撤兵，中日双方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在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上，老蒋一边介绍陶希圣、胡适的建议，一边讽刺挖苦，根本不理会陶希圣、胡适这种“异想天开”的自嗨。主动放弃东北主权，日本人就会收手了吗？日本人是这么讲信义的国家吗？老蒋吃了日本人多少亏，对日本人什么德性一清二楚。
惨烈的“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没有食言，他调集了自己精锐部队，拿整个身家性命跟日本人血拼的，一寸山河一寸血，80万中国军队跟20万日本精锐打了三个月。中国败了，但日本人的狂言落空了。或许是战士们不屈不挠的斗志，上海焦土上的鲜血，让胡适看到了国力以外的东西。
1937年9月8日，他离开南京，劝“低调俱乐部”的同仁们，“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他更是致信老友陶希圣：“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动合议。”从此，胡适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在他主办的《独立评论》中，胡适明确说，“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和评论。”
所以胡适这个人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个谦谦君子，他更像是一个有文化的买办，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
胡适的一生可以说是精彩非凡，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到帝国主义成为走狗，从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到被蒋介石大骂“文化买办”。可以说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伪善者的所有丑陋。公知高晓松在娱乐圈身败名裂，有人说在他身上看到公知祖师爷胡适的影子，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演绎了何为精致利己，何为伪善双标。
胡适乃文人名流之典范……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在美四年，除为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外，对于国家和战事毫无贡献！此人实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危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蒋介石日记》
1. 钱玄同
钱玄同(1887一1939)汉族，浙江省吴兴县人。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
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方法都做了细致的描述。
他还积极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
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人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
此外，他还著有《〈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其中多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分析音理，拟测古音，在方-上有所创新。在文字学方面，他著有《说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和《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钱玄同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二、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四、提倡世界语言。五、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他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口号。其子钱三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4.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又名周奎绶，后改名周作人，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创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全国性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结束后被捕入狱，1949年释放，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鲁迅的故家》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知堂文集》《知堂回想录》等，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
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主席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主席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主席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1951年2月上旬，周作人给毛主席写信；2月24日，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给毛主席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主席批了：“照办。”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散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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