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政府开始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产生了怀疑。
战争过去了若干年，对方到底有多少兵力，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当时中情局和军方得出来的结论有很大的差距。
于是，中情局派出一个叫萨姆·亚当斯的人，对双方的兵力情况进行分析，希望给白宫提供一个能靠得住的数据。
萨姆·亚当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他当时在中情局，从事非洲问题的分析工作。
1967年，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估计，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自卫队、服务队和政治干部在内，总人数是27万。
亚当斯从1966年缴获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文件中发现，对方士兵中开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他得出结论：
敌军士兵每年开小差的人数是5万至10万。
这一数字，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出来的对方死伤、俘虏等15万人的数字相加，那么目前，北越的兵力已所剩无几了，最多不超过7万人。
如果果真如此，打垮对手便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严峻的战场态势，使亚当斯对此事将信将疑，他决定作进一步的调查。
亚当斯从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的只是身穿军服、头戴小红星软木遮阳帽的正规部队，其余武装力量都没有计算在内。
实际上，近年来的对方人员变化很大，除正规军外，还有33万人的游击队。
1968年1月29日深夜，北越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新春攻势。
他们向6个大城市以及所有省会城市的美国和南越政府军基地发起全面进攻，顿时使美军在战场上陷入了十分被动的防御地位。
当时，越共在南方战场上投入了近70万的兵力，“新春攻势”持续了两个多月，给驻越美军以空前的重创。
1968年2月4日，也就是越共发动“新春攻势”的第6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召见了乔治·卡弗。
麦克纳马拉说，他复查了所有来自越南的有关敌方军事行动的报告，发现敌人兵力的总数，要比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一致同意的数字多一倍，他要求乔治·卡弗重新估计一下。
这时，中情局的一些情报分析专家准备把统计出来的确切数字公布于众，他们意识到，如果再对军方妥协的话，中情局的名声将会一落千丈。
赫尔姆斯也认为，中情局应抢先一步，争取主动，此时中情局内部却刮起了一股风，要把亚当斯开除出中情局，亚当斯感到彻底绝望，主动提出辞职。
1968年2月，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向白宫请求增派20.6万名美国士兵到越南。
赫尔姆斯向越南高级顾问小组的成员，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分析报告，赫尔姆斯最后做出的结论是：“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今后的10个月，整个越南形势最多只能保持敌我双方相持的态势。”
3月底，总统约翰逊向高级顾问小组征求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高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中情局的观点，断定美国不应再继续卷入越南战争，应该撤军。
4月1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并不谋求担任下届总统，他要在本届总统剩下的任期不多的时间里，致力于寻找一条结束越南战争的道路。
为了挽救战场上的颓势，从1968年7月开始，西贡政权和中情局开始实施一项以逮捕、绑架和杀害民族解放阵线基层干部为内容的“凤凰计划”。
1967年底，威廉·科尔比在中情局当了近5年的远东科科长后，被借调给国际开发总署驻越南的“民事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援处”，来到西贡。
科尔比回到西贡后制定了“凤凰计划”，极力主张同南越政府合作振兴农村政府，利用人们对美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渴望，把农民武装起来，把隐藏在农民中的越共秘密工作人员清除出去。
“凤凰计划”的正式名称是《隋报协调利用计划》，是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合行动计划，南越政权的情报机构也被纳入了这项行动计划。
在西贡，科尔比协助阮文绍起草发布总统指令，在南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凤凰计划”委员会，由所有情报机构向各委员会派出代表，要求各级委员会订出指标，规定要逮捕多少越共分子，要劝说多少越共分子向政府投诚，或消灭多少越共基层组织。
而此时在美国国内，却陷入了越南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反战活动，反战游行示威此起彼伏，从意志的较量而言，美国事实上已经输定了。
面对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约翰逊总统处境十分狼狈，他不得不承认，从南越撤军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到了1968年，驻越美军已经达到52.5万人，美国已经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10月31日，约翰逊宣布全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为下一步美军撤出做出铺垫。
但是，1969年，尼克松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和基辛格一起把中情局的工作重点，摆在秘密扩大东南亚战争上。
他们命令中情局以72.5万美元贿赂阮文绍总统，操纵西贡媒体以及泰国选举，并加强在北越、柬埔寨和老挝三地的秘密突袭行动。
1970年2月，尼克松急令中情局赶紧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经过一年规划之后，终于在3月17日展开，美军B-52轰炸机以10.8823万吨的炸弹，轰炸6个疑似训练营的地点。
就在赫尔姆斯忙着为驻柬埔寨新工作站动土奠基时，柬埔寨已发生政变，右翼总理朗诺掌权，政变时间正是秘密轰炸开始那一天，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为之震动。
尼克松大发雷霆，他要赫尔姆斯运交数千支AK-47自动步枪给朗诺，印制100万份传单，散播美国即将入侵的消息。接着，又命中情局交1000万美元给柬埔寨新领导人，并强调“把钱交给朗诺”。
尼克松曾吩咐中情局，统计通过施亚努港流入对手的武器弹药到底有多少，他建议，中情局若能收买柬埔寨右翼军头，或许可以切断军火流动。
赫尔姆斯提出异议：这些军头个个都靠军火交易进账数百万美元，中情局没有经费可以收买或租用他们的忠心。
但是，总统听不进这种辩解，1970年7月18日，尼克松在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上对中情局的表现百般挑剔。尼克松说：“美国每年花60亿美元在情报业务上，应该要有比现在更好的成绩。”情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显示，尼克松越说火越大。
在1971年的国会听证会上，科尔比曾就“凤凰计划”报告说，在执行该计划的1968年至1971年，大约有1.7万人自愿投诚，2.8万人被捕，2万多人被击毙。
尽管科尔比狡辩说，这2万人是被击毙而不是遭暗杀的，但臭名昭著的“凤凰计划”最终成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犯罪行的代名词。
“凤凰计划”被称为“暗杀计划”，后来，科尔比不得不接受国会对他亲自策划的这一计划的反复调查和诘问。
1971年春天，科尔比开始考虑回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欢迎他归来，让他担任审计长，职位仅次于局长和副局长。尽管是第三把手，科尔比却并不满意，他本希望得到负责计划也就是秘密行动的副局长职务。
1972年12月初，尼克松免去敢于对他说“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职务，任命詹姆士·罗德尼·施莱辛格任局长。
但是，施莱辛格从1973年2月2日上任，到当年7月2日就下台了，他被威廉·科尔比取而代之。
施莱辛格的任期只有5个月，但他满足了科尔比想当负责计划的副局长的愿望。
科尔比知恩图报，积极支持并落实施莱辛格搞的人事大清洗。在他的配合下，中央情报局共裁退1400余人，这些人中相当大部分是科尔比所负责的计划处的。
他亲自逐个打电话通知被迫提前离开的人，尽量使他们名誉完好地离开。
1973年4月，科尔比唯一的女儿凯瑟琳因病去世。同年5月，在施莱辛格任局长3个月后，尼克松提拔他担任国防部长，提名科尔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年8月参议院才批准了这一提名。
在长达4个月的等待正式任命期间，科尔比怀着复杂和忐忑的心情，发布了一项内部命令，规范中情局的行为准则，命令说：
“中央情报局将不进行暗杀，也不诱使、帮助或怂恿其他可能去暗杀的人，只在国外收集涉及国内事务的活动情报……要把重点明确地放在外国的有关机构和个人上，只能顺便搞好他们与美国的关系。”
命令还禁止拆看美国的邮件和在“不知情”者身上试验药物，以及中央情报局应与政府其他部门保持怎样的关系，以保证置身于不正当活动之外等各种具体指示。
有人说，也许是科尔比受到女儿去世和天主教信仰的影响，良心发现，以忏悔的心情规范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
1973年9月4日，科尔比宣誓就任局长。他是中情局第二位“自产”的局长。
不过，科尔比的结局也并不比他的前任幸运。
科尔比在任期间，中情局深陷“水门事件”旋涡，他自然成了各界穷追猛打的对象，特别是在他任期结束前，福特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中情局的非法间谍活动。
科尔比意识到，总统要将责任转嫁给中情局，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他不是装糊涂，便是有意抵赖。
但科尔比知道得太多了，他最终没能逃脱厄运，1975年底，福特做出了后来被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的一系列高官罢免决定，科尔比是第一个“牺牲品”，取代他的是我们所熟悉的老布什。
1976年，心灰意冷的科尔比向国会揭露了中情局的众多隐私，包括涉嫌毒品走私案和试图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
他还透露说，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就是“监听美国或国外的通讯联络”，美国公民不可避免处于其监视之下。
还有，他从政府的情报机关退下来之后，一些特工人员开始在华盛顿窃窃议论，猜测他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重特工人员。
在科尔比的法文版回忆录《正直的人：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未经中央情报局许可出版之后，中央情报局也向法庭控告科尔比。
这本书提到，中央情报局的一次秘密行动，即利用一艘打捞船试图打捞在太平洋沉没的苏联核潜艇并取得部分成功（即1974年的“杰尼弗行动”）。
中央情报局说，这一段话本应删掉，为了在法庭外私了，科尔比付了一万美元。
科尔比对美国情报界的诸多肮脏内幕了如指掌，惧怕和憎恨他的人比比皆是。
1996年4月29日，科尔比在外出划独木舟时突然失踪，几天后，他的尸体在其住所附近的一块沼泽中浮了上来，警方最后断定他是意外溺水身亡，但这一结论令人难以信服。
几年来，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人说，科尔比因为掌握了克林顿夫妇前律师温斯·福斯特自杀的“真相”，而遭到克林顿政府的“清除”；还有人怀疑他是“水门事件”中向媒体告密的“深喉”，并因此遭到谋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76年1月30日接替了科尔比，成为中情局又一任新局长。
越南战争进行到1974年，仍然是血腥的一年，北越控制了南方的大部分乡村。
1975年1月，北越从复活节攻势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发起了最后的决定性攻势，短短几个月内，南越政府军土崩瓦解，各大城市相继陷落。
1975年4月29日，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撤退行动，当最后一架直升机从西贡的一家旅馆楼顶上离去时，标志着美国和越南之间，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正式结束。
就在这一天，北越军队攻陷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南越总统府，南越政权覆灭（4月30日即为今天越南南方解放日）。
1976年1月2日，越南全境统一，定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被更名为胡志明市。
从1961年到1975年，历时14年之久的美国和越南战争结束了，在越战中，北越正规军和游击队共有11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33万人失踪。
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死亡5.8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政府军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
越南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了500万平民的死亡，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还给越南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
长期的战争以及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导致越南经济崩溃，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
越战也让美国耗费了至少2500亿美元。尽管在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却是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
越南战争结束了美国二战后25年的经济繁荣，美国从1969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年12月经济才得到复苏。
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尽管结束越战的原因有很多，但那个名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美国人所起的作用绝不能被忽略，正是他将有关越战真相的内幕透露给了《纽约时报》，才引发了《纽约时报》对簿美国国防部一案，从而促使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因此，他被称为“越战终结者”。
当年，作为高级军事分析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有机会接触大量美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在整理这些机密文件的过程中，他被一系列的越战真相深深地震撼了，这些文件准确无误地告诉他，前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官如何为了一己私利和政绩，一步步地误导美国民众支持战争，导致100多万名越南人和36万名美军官兵伤亡的事实。
更令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不解的是，文件还披露了继任的尼克松政府，又是怎样继续欺骗美国民众、隐瞒战争真相的。
1971年6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当这些文件开始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与读者见面后，立即在全美掀起了轩然大波。反战浪潮遍及美利坚大地的各个角落，要求政府撤军、惩办战争贩子的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尼克松政府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整蒙了，缓过神之后，尼克松指示联邦调查局抓捕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命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解除与兰德公司的合同，艾尔斯伯格在1971年6月下旬被捕。
紧接着，整治艾尔斯伯格的大报复行动也拉开了序幕，最后，尼克松政府以窃取军事秘密等12项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
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15年的牢狱之灾，为达此目的，尼克松还用封官许愿买通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
1973年，主审过该案的一名法官就曾当过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尼克松不久因“水门事件”下台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法官宣布对艾尔斯伯格无罪开释。
至此，艾尔斯伯格重见天日，成了美国人民心中的反战英雄。他被许多美国人称为“越战终结者”。
获得自由后，艾尔斯伯格生活十分窘迫，甚至连一份像样工作都很难找到，只能通过演讲和写书养家糊口，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不愿雇用一个敢于说真话和“大胆揭露老板隐私”的人。
此后，他还因多次抗议美军的对外军事行动而被逮捕，2002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出版了《秘密：越南和五角大楼文件回忆录》一书，在书中披露了当年越战的许多内幕和自己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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