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虽说早已经礼崩乐坏，蜷缩在洛阳城中的周王室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但作为天下文化的中心，洛阳依然吸引着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前往洛阳问礼。
一、春秋时期的洛阳城
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中周幽王被杀，而且宗周地区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第二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人们称此后的周王朝为东周。现在史学界一般将整个东周王朝划分为两个时期，大体以公元前475年为界，此前的称为春秋时期，此后到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威权一落千丈。起初，周平王东迁后，主要依赖的是郑国和晋国。“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1]后来，周王室和郑国关系破裂，先是周王室和郑国互派人质。之后，周桓王和郑庄公兵戎相见，史称“周郑交恶”，周桓王在战斗中还身负箭伤。经此一役，周王室仅存的一点颜面彻底丧失。此后的周王室，已经堕落到一个二流国家的水平。周天子就如同一个破落户，在《春秋》之中，经常可以看到周天子向诸侯国“求金”“求车”的记录。甚至连晋国的卿大夫夺取了周天子的土地，周天子只能派人到晋国向晋国国君去哀求。晋文公霸业兴起之后，召开了“践土之盟”，甚至直接派人把周天子叫过来参加会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直到秦昭王后期被秦消灭之前，周天子还一直保持着天子的名分。从理论上说，他还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尤其是在春秋时期更是如此。周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意义在于：首先表现在农耕民族盟主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表现在文化上。在农牧的冲突中扮演农耕民族的代言人。具有明显的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到后世的意义越来越小，但对现实政治生活还产生着约束力。其次，周天子作为姬姓大宗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而，作为天下诸侯的主体姬姓诸侯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宗法制。比如晋文公成为霸主之后向周天子请求享有周天子的丧葬规制遭到了周天子的拒绝，晋文公也没有坚持，甚至到了战国时代攻打周王室也是个强国很忌讳的事情。周王的文化象征仍然对人民有约束力。影响到后世，所有的统治者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象征地位，尤其是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必须要从文化上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天子还担负对外抗争的代表和对内的调节作用，是华夏族的大家长。
周王东迁之后，呈现出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周王室已经威权不再。但是，周礼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洛阳城依然还是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
洛阳城作为天下文化中心的地位，首先体现在洛阳城是典籍的中心。“六经”的形成，都与洛阳城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讲中详细介绍。在这里暂不展开。不仅众多典籍产生于洛阳地区，而且周王室还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典籍储存管理机构。当时天下主要的诸侯国都有典籍管理机构，周景王有一次曾经对一个叫籍谈的人说起，籍姓的祖先就是负责晋国典籍管理而以籍为姓的。不过，周王室的典籍管理机构肯定是当时天下最完善的。
其次，周王室肯定是当时全天下之中，周礼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周礼不仅仅体现在宗法制度上，也体现在与宗法制度有关的各种礼仪以及礼制建筑上。进而，与周礼有关的文化从业人员也都聚集在洛阳城中。一直到春秋末年的“子朝之乱”后，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王官失守”局面。
二、孔子的生平[2]
孔子出生于春秋后期的鲁国，孔子的生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二是《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后世一直争辩不休，始终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徘徊。根据钱穆的梳理，贾逵、何休、马端临、宋濂等人赞同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之说，而杜预、陆德明、苏辙、朱熹等人则是赞同公元前551年之说。争辩了两千多年，也没有争出个所以然！
有人说，孔子他老人家不是享年七十三吗？如果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时候去世的，往上推不就知道了吗？孔子的卒年倒是清楚的，《左传》记录了孔子的去世，孔子去世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己丑日。问题是，孔老夫子享年七十三岁，这到底是虚岁呢，还是周岁呢？大概是因为传统的中国人往往用虚岁，所以目前很多关于孔子的简介中都把孔子的生年定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
不仅孔子的生年是说不清楚的，孔子的生日也是说不清楚的。《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十一月的庚子日，《春秋谷梁传》认为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的庚子日。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后世也不知谁说的对，所以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的时候，干脆就没有写孔子到底是哪天生的，可能他实在也搞不清楚了。
此后数千年，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证孔子的生日。现在的纪念日，据说其依据在孔门家谱。他们综合了《春秋谷梁传》和《史记》的说法，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的十月庚子日。而且他们认为《春秋》所使用的历法是周历，周历和后来人们通行的夏历不同，要比夏历提前两个月。于是他们把十月减去两个月，认为孔子生于夏历的八月庚子日。民国初年，政府要祭孔，就采用了八月庚子日的说法。接着人们进一步往上推算，认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庚子日，就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这就是目前孔子诞辰纪念日的由来。
不过，这个日子在学术界并没有获得普遍的接受。有人就根据天象记录来推测，认为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2年的10月8日或10月3日。
历史学家钱穆曾经有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孔子的出生，钱穆说道：“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也！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如毫发。”[3]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王族孔父嘉，孔父嘉在国内的斗争中被杀，他的后人逃出宋国，后来定居于鲁并以其“孔”字为氏。[4]孔子的父亲名纥，字叔梁，其母为颜徵在。史书记载他们二人“野合”而生孔子。关于“野合”后人产生了很多种解释，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不过孔子是非正常婚姻而生大概是事实。《史记·索隐》认为：“《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徴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徴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史记·正义》认为：“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纥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为颜氏，颜氏有三女，小女徴在。据此婚过六十四矣。”[5]总之，孔子的父母年龄差距非常大，当在四十五岁以上，他们的结合可能不符合当时人们的婚姻观念。不管如何，没有什么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生，所以，孔子是否为“野合”而生对于孔子并没有什么损伤，我们大可不必为圣人讳。
孔子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孔子少年时地位低下，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6]对于这段姻缘，颜徵在深以为耻，所以一直也没有告诉孔子他的父亲是谁。在孔子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也去世了，他也不知道该把母亲葬在哪里。《礼记·檀弓》郑玄注云：“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徴在野合而生孔子，徴在耻焉，不告。”《礼记》中记载：“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7]孔子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有着高贵的血统。当时的观念是“士之子恒为士”，孔子也就认为自己也应该具有士的身份。于是：“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8]孔子认识到仅向别人宣称自己的血统不足以改变命运，要想在社会上立足还要靠自己的努力。于是孔子开始发愤学习。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自己是：“十有五而志于学。”[9]
孔子有志于学，所学就是传统的礼仪文化。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春秋时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还是一群贵族，礼仪在贵族们的生活中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平时养尊处优的贵族们一方面是贪图享受而不愿意费功夫学习这些礼仪，作为重大礼仪活动的司仪——儒——具有很好的就业前景。儒就是儒家的雏形。孔子最初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儒。
不过勤奋的孔子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司仪，他还广泛地学习其他的历史文化知识，加上孔子的身材也很魁梧，被称为“长人”。据记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约合今天两米二左右。所以孔子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被季氏看中，给季氏当了管理仓库的小吏。不仅如此，当时鲁国有一个贵族孟僖子，他曾经因为不懂得礼仪而在“国际”场合丢了人，所以孟僖子在临死的时候就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向孔子学习。于是孔子很早的时候就招了两名贵族学生。由于他的贵族徒弟南宫敬叔的帮忙，孔子和他的徒弟一起到了洛阳周王室的所在地。在那里他见到了老子，并且向老子问了礼。孔子在洛阳还学习了其他的文化知识，获益匪浅。
洛阳周公庙
从洛阳回到鲁国后孔子的名声已经很大了，所以门徒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孔子说自己是“束修以上，未尝无诲焉”。[10]因而孔子的经济条件逐渐宽裕起来，他也就不再给季氏做小吏了。孔子私学的声誉甚至传播到齐国，当孔子三十岁的时候齐景公曾到鲁国访问，齐景公还专门约孔子进行了一番谈话。所以孔子说自己是“三十而立”，也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事业目标——对传统礼乐文化的宣扬。
在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了国君鲁昭公被驱逐的事情。孔子也跟着鲁昭公来到齐国。在齐国，孔子虽然受到齐景公的礼遇，但齐景公并不打算重用孔子。孔子只好回到鲁国后继续办私学。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并不成功，但他作为一个教师显然十分称职。有许多学生大老远跑来到孔子的门下学习。卫国人子路，一天到晚不务正业，到处与人斗鸡，后来被孔子收服。自从招到这样一个学生后，孔子就更加威风了，再也没有人敢于向孔子挑衅，从此“恶言不闻于耳”。[11]孔子说自己是“四十不惑”，应当是更加坚定了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信心。
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开始从政。所以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当是明白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孔子先当中都宰，后被任命为司寇。而且孔子在上任七天后就杀了一个叫少正卯的人。据说少正卯也是一个办私学的人，王充就曾记载少正卯当初在鲁国与孔子争学生，“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12]
关于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最早见于《荀子》：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13]
秦汉时期的其他文献也对此事有所记载。后世，人们总觉得圣人大概不会干这样的事，于是开始有人为孔子辩诬。最早从南宋的朱熹开始，一直到近代，和者日众。比如梁启超、徐复观等人。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是不容否认的，比如赵纪彬就曾经专门写过一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小册子。其实，后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时总会带有一定的感情因素或政治因素。今天对这个问题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是存而不论。
在不长的任职期间里孔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夹谷之会”，一件是“毁三都”。所谓“夹谷之会”，也就是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面，本来齐景公想对鲁国进行要挟，而孔子在会上以自己的表现使齐景公的愿望没有实现。《谷梁传》中记载：“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14]优施只是在鲁君面前跳了一段舞，就被孔子杀了，而且还遭到肢解！
孔子所干的第二件事就是“毁三都”。“三都”是“三桓”的都城。所谓的“三桓”是当时实际控制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因为他们是鲁桓公之后，所以被称为“三桓”。孔子出于公室的立场，对“三桓”进行打击，要求三桓将自己封地的都城城墙拆掉。事情本来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孟孙氏的首领，也就是孔子最早所收的两个贵族徒弟看透了老师的打算，拒绝毁坏自己的都城，结果毁三都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孔子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后来就借故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
孔子先到卫国，见到了卫灵公。不过孔子在卫国也不受重视。首先孔子到卫国不久就遭遇谗言：“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15]本来想去陈国，结果在匡被人误认为是阳虎而遭到围困。不得已又回到卫国。后来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非要见孔子，而南子的名声并不好，孔子被迫见了南子。结果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不满，孔子恼得只好发誓来证明自己，孔子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16]后来有一次卫灵公外出，卫灵公和南子在第一辆车上，让孔子在第二辆车上在闹市上大摇大摆地招摇，“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揺市过之”。这就是成语“招摇过市”的由来。[17]孔子大为失望，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就又离开了卫国。[18]
孔庙中的孔子塑像
接着孔子到了宋国，结果更惨！孔子的到来引起了宋国贵族桓魋的不满，他甚至想杀掉孔子。孔子和弟子在一棵大树下练习礼仪，桓魋就派人把树砍掉了。孔子故作镇定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9]话虽这样说，孔子还是及时离开了宋国。孔子到了郑国，却和自己的弟子们失散了，他站在东门外等候。弟子们也到处找他，这时有人就告诉子贡说东门外那个“累累若丧家之狗”的是不是你们的老师啊？后来子贡告诉了孔子，孔子倒能自我解嘲，《史记》中记载：“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20]
孔子他们来到了陈国。他们在陈国住了三年，也没有什么机会。而且不幸的是孔子正好赶上晋楚两国的战争，也波及了陈国。孔子就产生了要回家的念头。孔子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21]孔子就离开了陈国，在回国的途中他们路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22]孔子再次来到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礼遇，但并没有受到重用。在卫国有一天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的时候“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对孔子爱答不理，孔子只好又离开了。[23]
孔子又到了陈国。孔子在陈国再次表示了要回家的愿望。这次子贡注意到了，于是就让冉有回到了鲁国，并且告诉冉有，回国后一定要想办法把孔子接回去。就在此时，吴楚两国展开生死大战。楚国想请孔子来帮忙，孔子当然很乐意去。但是却引起了陈蔡两国贵族的不满，“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而这时“孔子讲诵弦歌不衰”。[24]子路这会儿挺不高兴的，就对老师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25]《墨子》中还记载：“孔丘穷于蔡陈之间，藜羮不糂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剥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羸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26]这可能是墨家对孔子的污蔑之辞。不过最后使他们脱离困境的还是子贡。今天的淮阳还有一处地方叫“孔子绝粮处”，又称“弦歌台”。
孔子到了楚国也没有受到重用，又回到了卫国。过了两年冉有已经在鲁国有所成就了。“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木，木岂能择鸟乎？’”[27]
这样孔子在外周游了十四年之后又回到了鲁国。孔子回到鲁国后很受人尊敬，但也只是处于顾问的地位，实际并不能做什么。所以孔子晚年除了继续他的教书生活外，就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不过孔子显然并不安于这样的生活。有一次冉有下班晚了，孔子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冉有说“有政”，孔子却说：“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28]还有一件事：“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杀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29]证明他依然关心政治。“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可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吾以不可徒行。’”[30]孔子很看重自己的身份。
晚年的孔子是不幸的，先是他的儿子死了，接着是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也死了。后来卫国发生政变，子路也死了。孔子终于撑不住了，孔子病倒了，子贡来看他。“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宗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31]后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己丑卒。孔子活到七十三岁，孟子活到八十四岁，所以中国就有一句古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就是这两个坎，连圣人都过不去。
孔子的一生都是悲剧，他的婚姻生活也是不幸的。他曾出妻。而且他的儿子孔鲤、孙子子思也都有过不幸的婚姻。
孔子虽然一生困顿，但他依然十分热爱生活，注重生活品质。《论语》中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32]
孔子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在《论语》中就保留了很多条关于音乐的记载。比如：“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33]“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34]甚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35]孔子对《诗经》中的音乐也进行了整理：“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6]
孔子作为一个教师的确是很合格的，他懂得要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7]孔子很注意因材施教，“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38]这就是孔子针对子路和冉有的不同特点而对相同的问题做出的不同回答。
孔子与弟子们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活泼的。在《论语》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师生在一起讨论问题的记载，孔子能够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学生，甚至他骂学生也不像后世的道学家那样虚伪，比如“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9]很有点对骂的味道。孔子有时也勇于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0]
孔子的一生可以说就干了三件事：从政、教学、整理文献。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后两者。可是孔子本人，无疑最看重的还是从政。虽说孔子的从政生涯是失败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孔子的从政生涯中，看到孔子身上的那种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孔子死后就葬在鲁城北泗水之滨。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弟子们）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感情还是很深的。“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41]今天孔子墓号称“孔林”，占地规模不亚于皇家园陵。历史上孔林多次被毁。最后一次被毁是文革时的事，红卫兵小将们将孔子坟打开后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于是他们愤怒地将孔子坟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给砸成了几截。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孔子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和常人一样在失意的时候会发感慨，在不满的时候会发牢骚，也会感伤，也会发脾气，甚至会吹吹牛。但孔子身上这些人性的一面逐渐地被掩盖了，他成了万世景仰的至圣先师。孔子死后的地位越来越高，被称为“圣人”。他逐渐被丑化、扭曲、歪曲。其实孔孟和孔孟之道并不是一致的。从秦末汉初之际，其思想开始遭到扭曲，第一个扭曲儒家思想的人是叔孙通，到董仲舒、到韩愈、到程朱、到陆王都一直在改造儒家思想，他们不断利用孔子思想中的有些偏差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虽打着“孔子”的旗号，但距离真孔子越来越远。到了五四批判没落思想时，孔子又成了替罪羊。在文革时孔子又成了批判的对象，完全被丑化成了小丑。
孔子入周问礼碑
三、孔子“入周问礼”
关于孔子入周问礼这件事情，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也没有明确说出孔子入周是哪一年，从其叙事的顺序来看，司马迁认为孔子入周应该是在孔子三十岁之际，或稍早。[42]孔子的弟子南宫敬叔向鲁昭公建言：“请与孔子适周。”于是“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他们一行人到了洛阳之后，见到了担任周王室柱下史的老子。孔子向老子问了礼，老子与孔子分别之际，老子对孔子说道：“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43]
这件事情，还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44]
今本《孔子家语》也记载了孔老的这次相会：“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知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45]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庄子》等文献的记载。不过庄子等人的记载，寓言的性质更浓了点儿，这里就不再赘述。
文献说是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有问礼的记载。于是后世就有儒生对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这件事情有了怀疑。比如徐复观就曾经著文指出孔子向老子问礼是误传。不过，看来孔子曾经与老子见面，而老子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察孔子向老子到底学了什么。
根据《礼记》的记载，孔子入周还见到了苌弘。后来孔子在谈论音乐的时候还曾经提到过苌弘：“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46]据说苌弘对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夫子适周见苌弘，言终退。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刘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诸侯力争。孔丘布衣，圣将安施？”苌弘曰：“尧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坠，礼乐崩丧，亦正其统纪而已矣。”既而，夫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47]
今本《孔子家语》对于孔子入周这件事情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与孔子车一乘、马二匹、竖子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48]孔子在洛阳不仅见到了老聃和苌弘，而且还详细考察了周公所确立的明堂和宗庙制度。
不过，越是详细的记载，其可靠度可能却是越低的。且不说今本《孔子家语》真伪多有争议，即便今本《孔子家语》不伪，其记载也肯定有后人附会的成分。比如如下的记载：
……“孔子观乎明堂，覩四门墉，有尧舜之容与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
尤其是，今本《孔子家语》还记载了孔子在周人太祖后稷之庙曾经见到过一个金人，而且说这个金人的背后还有一段长篇铭文：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熖熖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子在读了这篇铭文之后对弟子们感慨道：“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49]
春秋时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一段长篇铭文。事实上这只能是一个寓言故事，不能当成史实来看待。而且，这段话也不是今本《孔子家语》的原创，它抄自西汉后期刘向所编的《说苑》。
孔子这次入周对于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成熟而言，非常重要。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孔子到洛阳都见了谁，做了什么事情，但是要知道洛阳是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孔子在洛阳必然是有很大的收获。尤其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礼”和“仁”是最为重要的。关于“礼”和“仁”到底那个更重要，很多人聚讼纷纷。其实在孔子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和冲突，“仁”是“礼”的实质内涵，“礼”是“仁”的外化表现。如上一讲所述，礼就是社会的秩序，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周代基本的社会秩序。春秋时期虽说礼崩乐坏，但是毕竟是一个贵族政治的时代，春秋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基本都是些宗法贵族。“礼”本来是贵族们的生活日用品。但是，到了孔子时代，孔子赋予“礼”以全新的内涵。
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那么什么是儒家呢？我们要来解释一下“儒”。根据胡适先生的《说儒》，他认为“儒”其实就是一种古老的职业。说白了，就是主持人。既然是主持人，那必须对“礼”非常熟悉。而孔子在要办的学校里，所教授的就是“礼”。孔子的学校相当于培养播音主持人的专门学校。比如孔子在宋国的时候，还不忘在大树之下教学生演习各种礼仪。
“礼”首先是秩序，其次是仪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后，“礼”的秩序性在下降，而仅仅剩下了“礼”的仪式性。而孔子的伟大就在于赋予了“礼”以“仁”的内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50]
在孔子之前，“礼”是贵族们的专利品，所谓“礼不下庶人”。但是，从孔子以后，“礼”也走向普通民众。
在春秋以前，贵族们垄断了一切文化资源，平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在春秋时期，二百年间的争霸战争，不仅打破了各级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出现了政权下移的局面，而且也打破了各级贵族对文化和教育的垄断，从“学在王官”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51]，孔子顺应了这种历史变迁，最早办起了私学，从而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普及。在孔子的学校，什么人都有，比如子路，原来就是个街头的混混儿，而颜回更是个穷小子，也有大商人子贡。孔子讲“有教无类”，正因为有了春秋时期的学术下移，才有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孔子的这次入周，首先，使得孔子本人对什么是周礼，有了真切直观的认识。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本身就保存了比较多的周礼。以至于春秋时期有人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但是，鲁国毕竟只是一个诸侯国，并没有完整的天子之礼。孔子来到洛阳，才能完整地看到什么是天子之礼。其次，通过对周代宗庙等古迹的参观，使得孔子对“礼”的本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周礼不仅是仪式，而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再次，孔子入周，见到了老子、苌弘等众多的贤人。洛阳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有历代史官保留下来的典籍，也有众多贤人。《礼记》里有一句话：“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52]来到洛阳之后，见到这么多贤人，虽说我们不能一一考察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话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必将极大地开阔了孔子的视野。这些都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来说非常重要。
尤其重要的是，孔子后来的职业是办学，孔子授课也不能使用方言，《论语》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53]也就是说，他老人家上课时所用的是“雅言”。而“雅言”一般认为就是当时的洛阳方言。
孔子的这次入周，对于孔子来说非常重要，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54]入周归来的孔子声望越来越高，学校的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没有再次来到洛阳，我们并不清楚。至少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孔子是只有一次洛阳之行。但是，根据古本《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后来为了编《春秋》还曾经专门有过一次洛阳之行，以查找史料：“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55]
总而言之，孔子的这次入周之旅，无论是对于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文化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关注。后人为了纪念孔子入周，还专门在洛阳的东关修建起了一通碑：“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这就是著名的“孔子入周问礼碑”。
[1] 《左传·鲁隐公二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31页。
[2] 以下关于孔子生平的介绍主要依据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孔子世家》。
[3]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4] 姓和氏是不同的，氏是从姓分化出来的。孔父嘉姓子，名嘉，字孔父。他的后人建立起了新的宗族，就以“孔父”里的“孔”字作为其宗族的“氏”。战国以后，姓氏的区别不复存在，人们也将姓氏混为一谈。
[5]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6页。
[6] 《论语·子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0页。
[7] 《礼记·檀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5页。
[8]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7页。
[9] 《论语·为政》。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1页。
[10]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
[11]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94页。
[12] 王充：《论衡·讲瑞》。《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64页。
[13] 《荀子·宥坐》。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42页。
[14] 《春秋谷梁传·鲁定公十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55页。
[15]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9页。
[16] 《论语·雍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9页。
[17]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21页。
[18] 这句话在《论语》里两次出现，并没有说明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句话。而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把这句话放在了“招摇过市”之后。
[19]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3页。
[20]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22页。
[21] 《论语·公冶长》。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5页。
[22]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23页。
[23] 《论语·卫灵公》。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516页。
[2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0页。
[25] 《论语·卫灵公》。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516页。
[26] 《墨子·非儒》。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四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87页。
[27]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4页。
[28] 《论语·子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7页。
[29] 《论语·宪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2页。
[30] 《论语·先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8页。
[31]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4页。
[32] 《论语·乡党》。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3页。
[33]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8页。
[34]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9页。
[35]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
[36] 《论语·子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1页。
[37]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
[38] 《论语·先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0页。
[39] 《论语·子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6页。
[40] 《论语·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4页。
[41]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5页。
[42] 后世的记载则是把孔子入周的年代说成是孔子三十四岁那一年，不知其依据如何。
[43]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9页。
[44]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0页。
[45] 《孔子家语·观周》。《百子全书》（扫叶山房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6] 《礼记·乐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2页。
[47] 《孔丛子·嘉言》。傅亚述：《孔丛子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
[48] 《孔子家语·观周》。《百子全书》（扫叶山房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9] 《孔子家语·观周》。《百子全书》（扫叶山房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50] 《论语·颜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2页。
[51] 《左传·鲁昭公十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84页。
[52] 《礼记·学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3页。
[53]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
[5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9页。
[55] 引文见孔颖达给杜预《春秋左传序》所作的《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