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对明王朝失败的教训有着十分深刻的思考，作为明朝的遗臣，他在进入清代之后，在政治上很难也不愿再有所作为，但他对于政治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他站在总结政治经验的立场上，潜心于做学问。他游走于儒、道、佛之间，不仅深入地精研孔孟之学，非常投入地探索老庄之道，而且，还多与僧人交往，对佛学深入钻研，并能兼容佛学。他积极阐发宋明理学的思想，将佛学与理学结合起来，吸取法相宗的思想，以其创造性的观点来阐述关于“识”的新理论。
王夫之
王夫之对于法相唯识论贡献很大，他的理论是近代哲学思想中的亮点，是很值得重视的，他对于现量观的分析和阐释，非常深刻，至今仍是很值得探索和诠释的。
王夫之是近代具有深刻理论的哲学家，又是真正对佛学有深入研究的内行理论家。他的法相唯识论代表了当时佛教哲学的最高理论水平，是唐以后唯识学研究的新的理论高峰。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清代学术概论》）虽然说，与王夫之的这个哲学思想体系相比较，他的佛学研究并不能算是大的亮点，但他对于相宗唯识论的阐发绝对可以说是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靓点，他不仅开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之先河，而且很有理论创见。
船山遗书
王夫之著有《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赞》和《相宗络索》等佛学文著，而《相宗络索》是王夫之的佛学代表作，也是近代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引导性的理论篇章。《相宗络索》分二十三节，即：八识、九缘、四缘、十二支、三境、三量、三性、见分三性、五位唯识、二障、四分、五受、三界九地、三有身、二类生死、六位心所、六识五种、八识十证、八识三藏、八识所熏四义、七识能熏四义、邪见五种、八识转四智次第、八识转成四智。
《相宗络索》是一篇非常抽象而含义丰富的佛学论文，它以佛学概念或范畴为目，以法相唯识论的基本理论为纲，梳理了法相唯识论的基本的思想脉络。而“现量”观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
何为“现量”呢？王夫之首先指出：
“量者，识所显著之相。因区画前境，为其所知之封域也。境立于内，量规于外。前五以所照之境为量，第六以计度所及为量，第七以所执为量。”（《相宗络索》）
通常，“量”指的是计量、数量，引申指衡量事物之尺度或标准。而在佛教哲学中，“量”用来指分辨知识真伪的准绳，后来，又引申为认知活动或认知而得到的知识。也就是说，认知的来源、形式、方法和内容等，都以“量”来表示。
“量”在梵文里称为“波罗马那（Pramana）”。公元前5—4世纪，印度哲学佛教的尼耶也派推进了“量理学说”，对“量”作了比较确定的解释，以“量”来表示认识，后来，《正理经》提出了比较确定的表述，认为“能知的主观由之而知对象为量”的观点，用以指认知的知识来源和认知方法。作为佛教哲学范畴，“量”包含四方面内容：其一为“量者”，主要指认知主体；其二为“所量”，主要指认知对象；其三为“量果”，主要指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结合的结果；其四为“称量”，主要指认知方法。
“量者”乃是欲识知所显示之“相”，为的是区分认知之境相，识别认知之范围。而“所量”只有以“现量”和“比量”去理解，而所谓的“声教量”与“譬喻量”皆乃假名，非是真实量。“所量”所指向的是两相，即自相与共相。
陈那说：“所量惟有二相，谓自相与共相。缘自相之有境心即现量，现量以自相为所见境故。缘共相之有境心即比量，比量以共相为所见境故。除自相、共相外，更无余相为所量故。”（陈那《集量论·现量品》）
所量指向自相时便是现量，现量以认知对象是自相；所量指向共相时是比量，比量的认知对象是共相。也就是说，当认知主体以个别性、特别性方面去认知对象时，认知对象所显现的是具体特征，是自相；而当认知主体一般性、共同性去认知对象时，认知对象所展现的便是共性特征。
可是，关于“量论”，佛学理论中有“四量说”，即除了“现量”“比量”之外，还有“譬喻量”和“声量”，那么，为何说除“现量”“比量”外，“更无余相为所量”？为何说“声教量”“譬喻量”等皆为假名，非真实量呢？
其实，“量”取决于“相”，或者说，“量”生于“相”，因为“相”只有“自相”“共相”两种，所以，认识、甄别事物的量自然也就只有“现量”和“比量”。而“现量”即是以“自相”（“各附己体”的个别性、殊特性）为所“量”（认识对象）；“比量”即是以“共相”（“通在诸法”的共性、一般性）为所“量”。个性与共性是根本，而所谓“声量”“譬喻量”是从属的，不必列为真实量。
世亲就认为只有“现量”和“比量”，他说：“由彼境义生识是现量”，“观不相离境义所知是为比量”。（参看陈那《集量论》所引的世亲《论轨》）
说白了，现量的认识对象是自相，比量的认识对象是共相。
而在王夫之的哲学理论中，“量”就是“相”，他把“相”理解为“由识所显现之相”。同时，他认为，“量”是受境相所限制的，即“为其所知之封域”。在佛家视野里，“量”（认知对象）为“识”之变现，是外在的尺度，而“境”是内心自我所显现的幻相，所以说“境立于内”。与之对应，“量规于外”，“量”以外在尺度来衡量“识”的程度。其实，“量”规于外只是表面的，是“识”的变现，而心外无物，真正的尺度还在心里，所以，“量”实质上也是“立于内”的。王夫之把“量”与“相”看成是相通的，显然是为了突出“量”作为规范的作用。
王夫之根据“量”的主体的不同分成三类“量”：第一是“五相之量”，即由眼、耳、鼻、舌、身“五识”与色、声、嗅、味、触“五境”结合而成的五类量（陈那称之为“五根现量”）；第二是“比量”，即由意识，即眼、耳、鼻、舌、身“五识”之外的“第六识”来恒思审量的“量”；第三是“非量”，“第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和“第八识”，第七识以执着为量，所见非真实，故称非量；而第八识是以阿赖耶识本身为认识对象，没有对境，“本等昭昭灵灵，可以识知一切者，本是真如之智”，“即如来藏”，所以，没有量。这即是说，第八识生成一切的本体，非任何尺度所能衡量，非任何规范所能“封域”，既无现量，更无比量，因而没有量。
王夫之以瑜伽三量来阐述现量、比量和非量，这种观点与无著所说的“三量”，与世亲、陈那的“二量”都不一样，他更重视“量”“相”的统一，但同样都突出了“非量”的重要性。
王船山故居
当然，王夫之的“量论”是继承了陈那《集量论》的基本精神的，他对佛学的“量论”作了发挥。王夫之说：
“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参看《相宗络索》）
这就是说，现有三义，一是现在义，在时间上不涉过去；二是现成义，不依思虑而不假造作；三是显现真实义，即绝对真实的自性的显现。
不难看出，王夫之这是对陈那“量论”的发挥。
陈那强调了“现量”的三个要素，即无分别、不迷乱、现现别转各自缘相，他说：“谓若有智于色境等，远离一切种类名言、假立无异诸门分别，由不共缘现现别转，故名现量。”（《理门论》）所谓的“无分别”，就是不依赖任何思维活动，超越语言概念，纯用感觉；所谓的“不迷乱”，就是指不被错觉、幻觉所误，保持正智；所谓的“现现别转各自缘相”，主要是强调各种感觉器官与认知对象保持特定关系，不混淆、不错乱。如眼根观色相，耳根听声相等。
陈那关于“现量”的这三个要素被王夫之概括为现在、现成、真实。接着，王夫之对“现量”同各“识”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他说：
“前五于尘境与根合时，即时如实觉知，是现在本等色法，不待忖度，更无疑妄，纯是此量。第六唯于定中独头意识，细细研究，极略极徊色法，乃真实理，一分是现量；又同时意识于前五和合，觉了实法，亦是一分现量。第七所执非理，无此量。第八本即如来藏，现量不立，何况比非？故颂但言性，不言境量。”（《相宗络索》）
这即是说，前五根结合前五尘境所生之识，都是真实知觉，不假忖度，不加分别的本等色法，所感觉到的是事物的本色，是纯直觉的结果，所获即纯现量。
第六识是意根与法境契合，是“觉了实法”，除审思比度的思维比量之外，于“定”中亦能直观外境，知“真实理”。第六根的重点在于审思比度。它似比量，实为非量。
第七识为遍计所执而生之识，“所执非理”，是一切虚妄、错觉的根源。即“情有、理无之妄想，执为我所，坚自印持”（王夫之语），因此既无现量，也无比量，只有非量。
第八识是“但言性，不言境量”，既无现量，更无比量，是绝对至上的存在，如来藏，所以非“境”，没有量。
法相唯识的核心理念是“唯识无境”，而要证成这一命题，需重视“根尘生识”，根与法境是因缘和合的，“根”“识”互动，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根”“境”相合生起“六识”，一根一境有特殊联系，“现现别转，各自缘相”。
当然，佛教所追求的终究是有限世界之外的彼岸世界，所以，“量论”的实质是超越言象的“意”，是以直觉、悟来作为“根”“境”之间的连接环节的。所谓的“不落言诠”“于相离相”、“于念离无念”，其实可以看成是“得意忘象”的升华。比如，陈那认为，圣教量既可为现量直接获得，也可借比量而实现，他指提现量和比量，不立圣教量，注重的也就是“唯识无境”。王夫之的现量观与此是统一的，只是，王夫之发挥得更充分，他指出：
“现量乃圆成实性显现影子，然犹非实性本量；比量是依他起性所成；非量是遍计妄性。《瑜伽》论三量外，有至教量……即以所闻至教为己识量。此量从根入，与意识和合而成，以三量所摄。若因闻至教，觉悟己性真实，与教契合，即现量；若从言句文身，思量比度，遮非显是，即属比量；若即着文句，起颠倒想，建立非法之法，即属非量。”（《相宗络索》）
王夫之将“量”分为现、比、非三种（“亦三量所摄”），强调以现量直接体悟唯识真性，但他认为现量并非圆成实性本身，而是圆成实性的影子，其宗旨仍在“识得本心，便可成佛”。
王夫之《相宗络索》对相宗的概念重新进行阐释，以“现量论”来发挥因明学的思想，对陈那等的“量论”作了更富有哲理性的发挥和更细致的分析，其对佛教哲学认知体悟方式的探索是很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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