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客从何来：赣闽粤边地域社会史视野中的客家源流，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客家和闽南谁厉害?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客家和闽南谁厉害
二 客从何来：赣闽粤边地域社会史视野中的客家源流
打开客家人的族谱，大部分记载先祖是中原南迁至赣闽之地，再从那迁过来的。其中有一例证即是河源龙川县有佗城镇，这个镇据说有170多姓，有人“大胆猜想”这些姓氏都是赵佗所率秦军之后裔。然而据调相，这些居民均是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从江西和福建迁来的，有少部分来自梅州地区。而再向前溯源，把自己祖先说成是中原来的原因很简单，在中原文化正统论的前提下，中原文化才是文明的，开化的，先进的，而非少数民族之野蛮，落后，这就可以有力回击对客家人的污名。
在过去讨论客家的问题是，总是参杂着太多的大汉族主义的中原文化中心论。今天我们把这放一边。先简单看下客家文化的大背景—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徐杰舜教授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形容为滚雪球，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断对把东夷，南蛮，西狄，北戎用政治，军事和文化同化。这个过程中，仅以赣南闽西粤东为例，先有古越族，后有俚人，山都木客，疍民，畲瑶等民族认同了中原文化，融入汉族，成为客家多元的一支。也就是说，讨论客家形成时仅说到中原汉人多少次南迁是很片面的，说土著居民很落后也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在中原文化到来之前也创造了自己的文明（现中国出土最大的铜鼓就是岭南俚人所制），与中原不一样的文明，面这野蛮与落后的标签只是中原人自认为而已。
到此，可以认为所谓客家先民并非只有南迁汉族，还有古越族，俚人，山都木客，疍民，畲瑶等土著民族（畲瑶为隋唐从洞庭湖西岸迁来，与赣，闽，粤原住民融合形成，其形成在客家人之前，也视为土著）。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谁是南迁第一人，第一批南迁的中原汉民是什么时候到的意义就不是那么重大了。如果说赵佗是客家始祖，南越族人在他来之前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了，他们也同样可以称为客家始祖。
房学嘉教授以丰富的调查与考证为基础，写出《客家源流探奥》一书，提出人是以土著民族为主，融合了北方南迁汉人而形成的一个族群。此语一出，哗然一片，甚至有人威胁他的生命。罗香林那批人好不客易比驳了广府人对我们客家非汉种的污名，又回到那种论调上？难道我们祖先的族谱说是从中原来的是骗人的？
人类学者认为，这世人没有所谓最先进的文化，多元性同存才认地球更精采。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必避讳几千年来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土著民族也是客家人的先祖了。秦军进入赣闽粤边地区前，古越族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很久很久。赵佗那一支秦军南下岭南后，为统治需要，也大部分地接受越人习俗，与越人通婚，而不是对越人进行所谓“汉化”（当时没有汉族，这里汉化代指用中原文化感化人家的行为）。汉之后，越人化为俚人、僮人、山都木客等族。直到隋唐时间，粤东地区还是俚人的天下，其首领杨世略还成为循州总管，统帅粤东，也就从杨世略开始，粤东俚人开始深入地接受汉文化，将自己汉化。唐中晚期韩愈到潮州，粤东还是“瘴疠地“， 还有那么多鳄鱼要他老人家写文章赶走，从潮州能赶到哪？当然是韩江上游。隋唐到达粤东的畲族先祖，也与当地土著融合逐渐形成畲族，直到元代，梅州还是个畲人遍布的地方。
再回头看中原人进入赣闽粤边地方的情况。罗香林有所谓两晋再北朝以来的五次迁徙说，后来有人加上赵佗那支，即为六次。但经客家学界几十年研究表明，与客家形成直接相关的中原移民是唐末、五代十国至两宋。因为秦也好，两晋南北朝也罢,真正进入赣闽粤边地区的中原人口极为少数，中原王朝对该地的统治又很是薄弱，没有多少力量对当地进行有效的规模性的汉化。
后来客家的形成并不单单与中原人规模进入该地区有关，更是中原王朝统治深入，要将“蛮荆“之地王化的需要。所谓”王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将土著民族划入政府的编户齐名，就是给户口，然后让他们交赋税，服劳役、兵役，推行中原文教 （配以科教），将他们感化。唐代初年对东南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政策是用他们的首领管理，后期则用’选官制“即派官员到这些地方任职，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当时还没有大规模运用军事手段，而宋代则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付土著居民了，畲族人首当其冲，所以宋以后的畲族起义非常多。战争是民族融合的最直接手段，每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都有一大批土著和非土著的”流民“（即由于战乱，灾害等原因逃到山区的人，他们逃离本籍，没有合法身份了）成为了官府的编户齐名，也就成为了汉族。赣闽粤边土著民族最终汉化的高潮是明代中期，畲人蓝天凤、谢志珊起义带动了湘、赣、闽、粤边四省八府山区弟兄们叛乱，河源最大一支被朝廷称为”利头贼“。
王阳明将此次叛乱镇压之后，朝廷推行了多种政策以稳定当地。如将畲族人分散到已经汉化的地区居住，不让他们姓畲族的姓氏，不让他们保留畲族的风俗习惯等。所以，畲族在明代中期以后就很少有大的聚居点了，也只有少数畲族人保留了蓝、雷、种的姓氏，但从族谱和文化习惯上也日益汉化。比如重建宗族组织、修祠堂、编族谱、立士绅等。当时大部分人是文盲，不清楚自己的家庭历史的，就参照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家的族谱写，而为了正身份，几乎怕有的姓氏都写成从中原来的，同一姓氏几乎是同一个祖先来的。面又不少人写着从福建宁化迁来，所以宁化成为客家人的一个祖居地，与珠三角人的族谱把祖居地写成珠玑巷是一样的道理。再如推行文教，告诉百姓考科举拿功名才是最好最正当的出路，这样从思想意识上彻底认同中原正统文化了。
北方汉族人规模进入赣闽粤边地区也是当地土著汉化加速的一个原因。但是究竟这其中是中原汉人的成分多还是当地土著的成份多，已经无从考证。事实上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北方汉人也多有少数民族汉化变成的，哪来什么纯种汉人？本人认为从汉族形成的过程来看，本地土著居民为主应更合常理。房学嘉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把客家的主体源从“土著“修正为“南方汉族”，亦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福佬人、广府人的情况与客家差不多，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而非皆从中原迁来。但同样是北民南迁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结果，为什么会分出福佬、广府和客家？请看下一部分。
三、什么是客家文化：多元一体的客家文化体系的形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有中原汉人到赣闽粤地区，但却形成广府、客家和福佬三个有文化上有所差异的汉族群体，与其居住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确实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仅以广东而言就有所谓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之分，有山区客家与水上客家之别。
一方人的文化也会随着时间变迁的，特别是在政治加强的时候，文化向心的转移、非汉族的迁移都使得地域社会文化在改变。在先秦（秦朝以前）时期，南方为百越之地，赣闽粤地区就有南越、瓯越之分，即便南越也非统一，各地越人均有差异。两汉后赣南居住着山都木客，粤东则有俚人，隋唐原住在洞庭湖西岸的“长沙蛮”、“武陵蛮”受到挤压南迁，后在南岭山脉分成两支，向西一支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成瑶族，向东一支与当地土著融合成畲族，这也就是为什么畲瑶的祖源说大体相同的原因，也是不少古代文献中把畲族称为“畲瑶”的原因。
唐以后汉人（包括南方汉化的人）大规模进入赣闽粤边地区，对山区进行开发，并与当地土著民族进行了生产、生活、战争等形态的融合。其实在更早就有不少“中原人”到达广东、福建和江西，在珠三角为中心溯西江而上的地域地理位置、交通决定了这里在汉至唐开发就比较深。唐代广州港已经成为世界著名港口，而当地土著的成分本来就与今天之客家腹地区别很大，所以形成的“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有所不同，福佬人和福佬文化的形成亦同理。而非广府人和福佬人先到这地方，客家人后来所以称为客家的，只能说从民族融合和发展的顺序上讲，广府和福佬人先形成，客家则稍晚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开发的顺序是先平原后山区，先交通好再交通差的地方。
再回到今日之客家腹地，观其地貌，我们会发现：这块地方多有高山峻岭阻隔，里面却有不少的山间盆地与外相对隔绝。我们看不少地名叫什么坑、塘、迳、口、坝等，就是这种地貌的表现。这为当地人“小盆地聚族而居”提供了条件，这样可以更好地保留和传统文化，当然也成为封闭的另一个代称。虽然这地区今天又划成了三个省管辖，但在传统时代，这个交界地区的互通性是很强的，其中有闽粤通衢从赣南到闽西，再沿汀江下梅州，梅州河源交通也相对方便，而南岭山脉中除梅关古道外，又有不少山间通道沟通赣南和河源，如定南与和平之间、龙川与寻邬之间。在宋以后，盐成为国家专卖产品，赣南人只能吃不好吃但又贵的淮盐，于是组织人到广东私贩海盐。贩盐队伍逐发展壮大，人数多的数万人，并配有武装与沿路兵匪抗争，被官府称为“汀赣贼”，曾围攻过循州、河源、惠州等多个城池。这些人活动在赣闽粤边地区，进一步活跃了三地之沟通，使其物品、人员、文化之交流空前繁荣，也促使了赣南闽西人向粤东的规模迁徙。
两宋特别是南宋疆土较小，所以对南方的统治开发也大大加强。原本因管理成本较高而管理松散的赣闽粤边山区，成为统治加强的重点地区。这使得原来没户口、不用交税的土著人和移民，被编入国家的真正统治之内，畲汉等联合起来不断反抗，又让民族融合大为促进。明代中期的赣闽粤边的大起义及后来官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政策，将这一地区在语言文化上更加趋同。
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地区经济开发的先后与先进落后、民族融合人员和文化成份的差异，以及官府的统治深入次序是广府、福佬和客家产生分野的重要原因，当然还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
综上所述，客家及客家文化和其它民族或族群及其文化一样，是一个建构起来的象征体，因为有功用（如反污名、文化资源开发）之需，其中不少是建构过头、不符合史实的。然而，客家又并非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其历史文化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赣闽粤交界区（今之客家大本营）的历史文化。所谓客家人，简而言之就是居住在此的讲客家话（因为其中还有西南官话/军话和畲瑶族）的人及其在明清后迁到其它地区仍保留大本营语言文化或对客家有认同的人；而客家文化则是这些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体系。有关客家文化，窃以为：
一是客家和客家文化并没有与其它汉族独一无二的所谓特质，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的相对突出。
二是客家内部由于地缘、血缘的原因在文化上有一定的整体性，但更多却表现在多元性，不仅赣南闽西粤东北的文化各有特色，就是各地再细分仍然不是铁板一块，如粤东河源梅州的文化就各有千秋，而河源本地也有县域乃至乡村之域的差异。这说明，客家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一体为对中原正统文化认同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山区农耕文化，多元则是民族融合和地域差别形成的文化差异。客家文化的特色主要并不在于其一体，而在多元的地域性，所以我们说河源的客家文化就是正宗的河源客家文化，梅州的就是正宗的梅州的，没有所谓之标准。
三是客家文化虽是建构起来的，却不是瞎编神话，甚至胡说八道。如我们现在接受的中华民族文化一样，客家文化的建构首先是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然后经过官方、媒体和民间文化人士的宣传成为百姓的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并不一定具备常理性，或者说从学术上讲甚至是漏洞百出的，但仍然是民间文化的合理存在。观其过程，建构的成功与否首先是我们是否有系统的客观的学术研究，其次是官方是否尊重这些研究成果，这会决定地方文化建构成败。如现在河源梅州两地文化精英对话也好、百姓闲谈也罢，“客家古邑”PK“世界客都”，前者可能会完败。究其原因：缺乏系统的客观的研究成果，自己不知家底；官府神话编造并严重不尊重学术界的声音，整个客家学界（除那些官府请来的吹手）认可“客家古邑”的提法，但不认同所谓将客家历史推前几百年之说，其它客家地区的人士也不愿意成为赵佗爷爷的孙子。自说自话造不起河源客家文化的大厦！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批评客家现象，而是还原事实。客家建构的过程毕竟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可以把客家建构当成是中华民族建构的一部分，在弘扬传统文化、连接海内外客家人的情感和发展文化经济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尊重这一个事实，但需要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清理。
末了，看到了网上有关惠州对当地文化的讨论。窃以为，惠州文化是否属于客家文化是个伪命题，因为惠州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地区。可能那位楼主网友更想问的是惠州是否需要如同梅州、河源一样的由政府主导的客家认同过程。在多元文化的惠州，客家文化并不是最强势的。所谓认同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有用”才是核心。所以惠州人并不一定选客家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代表，政府对推行客家认同的兴趣也就不会那么强烈。把其中一支作为本地文化所谓“品牌”而忽略其它文化形式在这种地方都不是可取的，最好的模式就是各自发展，壮大惠州整个地域文化。这点上，韶关与惠州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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