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列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深刻把握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既高度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始终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错误倾向，既态度坚定地反对拿狭隘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裁剪现实，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借口现实变化背离马克思主义；注重认真学习、灵活运用、创新发展的结合，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统一。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上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科学方法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上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方式、创新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列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深刻把握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潮，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树立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1](P13)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要求我们要像列宁那样，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一、深刻把握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
实现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理论创新发展和革命事业发展的双重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基于俄国工人阶级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之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实践之于理论的决定作用两个维度，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法，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强调：“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2](P385)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却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看，各国都经历过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列宁明确指出俄国也存在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党人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它不适用于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工人运动还完全处于萌芽状态”。[3](P213)俄国的工人运动由于得不到先进理论的指导，因此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规模和影响有限。
直到19世纪末，俄国无产阶级饱经苦难才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正当俄国工人运动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蓬勃发展的时候，经济主义这个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却极力推销“自发论”，醉心于自发的工人运动，而贬低理论指导的意义。如果任由这种思潮自由泛滥，俄国工人运动必将受其影响而误入歧途。在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列宁挺身而出并大声疾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P23)他郑重地提醒全党，要警惕经济主义的短视给俄国革命运动带来的严重危害，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结合的现实意义。经过不懈的努力，俄国革命运动终于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下走向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可以说，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贯穿列宁一生的重要思想特点。但在一段时期内，有人认为，列宁是一位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甚至多次嘲讽说，列宁对于理论似乎是很不关心的。斯大林认为，这种奇特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对列宁的有关思想作了深刻的阐释：“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P199-200)他因此得出结论：“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5](P200)毫无疑问，斯大林的这一结论是非常正确的。对于理论的重视，对于理论之于实践作用的重视，这在列宁思想中是非常突出的。其中，列宁在《怎么办？》中的有关思想极具代表性。他从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幼稚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俄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三个方面，深刻论述了革命理论的重大意义，并引用恩格斯的有关观点加以阐释和佐证。列宁结合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深刻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4](P36)列宁要求工人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从促进工人运动健康发展需要的角度而言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它在反封建方面的历史作用。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之于法国大革命的作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评价说：这是人第一次达到了这个地步：“人是靠头脑，也就是说靠思想站立起来，并按照思想创造现实”，“这是……光辉灿烂的日出……”[6](P276)借用这个表达方式，可以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站立起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日出，是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硕果。
第二，“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列宁看来，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理论也离不开活生生的实际。脱离实际的理论说教，“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特征”。[7](P330)
首先，革命理论只有联系革命实践才能最终形成和发挥作用。恩格斯很早就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是它的间接产物。”[8](P84)正是以现实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状况作为根据，而不是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正是与现实的工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离开现存的阶级斗争和历史运动，将彻底的革命性与高度的科学性融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形成。“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9](P15)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历史特点的高度概括。他反对那种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论述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方法论原则。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运用呢？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10](P356)它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事实出发”，[10](P357)因为实际情况是不能抹杀的。
其次，理论正确与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列宁提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10](P133)他还说：“活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6](P188)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运用，列宁运用的正是这个标准。就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而言，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实际怎样结合的问题，以及结合以后产生新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毫无疑问，这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要依靠实践来回答。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但是对于党的政策经常会有意见分歧，那么，究竟谁对谁错，最终也要靠实践来检验。“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以前通过的策略决议。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必要的”。[11](P126)就当时对工农群众的思想理论教育而言，存在着一个是否正确、是否有效的问题，其检验标准也只能是实践。关于思想理论教育内容的正确性，这要“用各个阶级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用每一个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表明”。[12](P164)对于思想理论教育的实际效果，列宁指出，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工人阶级去掌握它，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13](P240)
最后，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只有联系实际的理论才不会僵化而永葆生机。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同任何理论一样，只能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相对于理论而言，现实生活是具体、丰富的、多样的，并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能固守马克思、恩格斯过去在某些情况下得出的具体结论。针对一些人生搬硬套理论原则、抹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做法，列宁不无讽刺地指出：“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14](P163)
理论也只有联系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不断给自己注入新的内容，以此发展自己，才不会僵化而永葆活力。1910年，正处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针对俄国革命形势的复杂变化，列宁强调：“必须善于贯彻我们的策略路线，必须善于建设我们的组织，既要估计到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又不缩小、不削弱斗争任务，不贬低那些即使乍看起来是极平凡、极不显眼、极其琐碎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15](P216)这里的“善于贯彻”，其实就是对灵活运用思想理论教育方法、方式的要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俄国社会民主党是通过秘密的、地下的方式来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利用合法形式宣传和教育群众成为可能。此时，“利用杜马的讲坛是绝对必要的”。[16](P334)当与资产阶级的分裂不可避免、无产阶级革命势在必行的时候，合法的形式退居其次，用革命斗争来教育群众又成为主要的形式。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扩大群众的集体行动的广度”。[17](P59)在列宁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8](P212)这是列宁关于实践之于理论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他几次引用诗人歌德的名言：“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他引用这句话，决不是来贬低理论的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只有把理论和一般公式导入现实的世界，才能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它的面貌，赋予其新的内容，永葆其鲜活的生命力。
二、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错误倾向
列宁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决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实践中，曾经多次出现过割裂理论与实际辩证关系的错误倾向。为了消除这些错误影响，从而正确引导革命运动的发展，列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倾向，并始终坚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第一，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脱离实际来对待理论、空谈理论。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等人逐渐成为教条主义的代表。他们在俄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不顾客观实际，往往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并以此来规定实践。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他们根据过去的认识，习惯于在所谓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执拗地认为资产阶级将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按照这种理解，无产阶级只能尾随着资产阶级去搞民主革命，农民在这场革命中将无所作为。列宁指出，如此机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他辛辣地讽刺说：“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9](P12)列宁认为，在当时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将在民主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并为进一步革命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离开对俄国独特而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设计俄国革命的道路，那只能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19](P13)
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存在着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此时，无产阶级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革命时机。孟什维克不顾发展变化的革命形势，固执地认为俄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自愿把政权拱手奉送给资产阶级。在此关键时刻，列宁明确指出，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而没有将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这是大错特错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20](P138-139)如果“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0](P139)列宁提出，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想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由于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忠于马克思主义而又不拘泥于某些具体结论，才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孟什维克的理论家又与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一起，以俄国生产力不够发达、还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为论据，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针对他们的攻击，列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明确指出，这些人“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21](P373)针对其割裂历史发展道路一般和个别关系的错误，列宁指出，他们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不了解俄国的某些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1](P374)列宁的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有力回击了教条主义者的责难。
列宁不仅尖锐地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深入地剖析了教条主义的成因。为什么像普列汉诺夫等这样通晓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论家，却屡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背离马克思主义呢？在列宁看来，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主要在于他们未能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的变化，墨守成规，把马克思、恩格斯过去的某些论述当作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7](P81-82)如此对待理论，不管他怎样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结果必然“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像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22](P346)正因为如此，像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位曾经反对过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最终成为教条主义者的典型，“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23](P143)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这种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益的教训”。
第二，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借口实际变化来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党内的机会主义。例如，他在1891年就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偏离理论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批评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24](P294)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成为反对这种日益“成熟”、泛滥的机会主义的旗手。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理论家的理论反思。其中，伯恩施坦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施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修正。他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历史宿命论”，指责它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他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视为纯粹的思维构想，指责它缺乏现实性，进而否定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他极力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这些观点表明，伯恩施坦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深刻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在于，“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16](P17)列宁明确指出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深刻批判了以“反对思想僵化”为名而大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的错误行径，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4](P22)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才有生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是向什么方向发展。他在批驳俄国经济派对“正统思想”的诋毁时深刻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我所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19](P583)对待马克思主义，“‘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想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有两种人，其中，“一派想始终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中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中提出来的，‘正统派’并不拒绝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绝折中主义者的‘批判’”。[19](P584)毫无疑问，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属于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第二种人。对于这种人，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讥之曰：“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3](P160-161)这是对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也是对其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者的有力呵斥。
除了对理论信仰上的背离、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的分析以外，列宁还从国际视角揭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形成的经济原因。在他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和金融资本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来培植工人贵族阶层，是“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7](P190-191)
修正主义是善于隐藏自己的，但是，不管具体形式、口号主张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们始终存在一种共性，即它们往往借口时代的变化，打着“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方法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对于修正主义，列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其苗头和倾向，就坚决与之斗争。
总之，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教条主义固守理论而轻视实际的变化，修正主义借口实际的变化而否定理论，二者处于对立的两极，但两极相通：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两者都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造成了伤害。正因为如此，列宁对它们总是双拳出击，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修正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实现了理论与实际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三、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统一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树立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19世纪下半叶，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俄国通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经过了探索与实验、比较与选择，“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7](P6)在列宁的一生之中，自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无论环境怎样变化、条件如何艰苦，他都始终不忘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阅读、长期的积累，列宁在开始登上俄国革命历史舞台之初就表现出过人的理论素养。1894年，年仅24岁的列宁就写出了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名篇《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5—1899年期间，为了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列宁尽力收集和认真研究各种文献资料，仅在该书中引用和提及的文献就达600余件。其中，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指南，他刻苦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重点阅读了《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的德文版和俄文版。当《资本论》第3卷德文版刚刚出版（1894年），列宁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阅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准备材料》第一部分“在卡·马克思《资本论》各卷上作的有关批注”，[25](P3)反映了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有关情况。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在斯图加特刚刚出版，列宁就立即给予高度关注，认为“这些信件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都非常大”。[26](P278)他精心研读了通信集，在书上画了许多着重标记，并在笔记上作了重要书信的内容提要和一些有关段落的摘录，还编了两个简单的名目索引。《〈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一书反映了列宁的有关研读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时髦之时，列宁却愈加发愤地刻苦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在致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重申了坚定的理论立场，还谈及自己的研读体会：“我又把恩格斯的附有1887年序言的《论住宅问题》看了一遍。您知道吗？妙极了！我还在‘热恋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对他们的恶意非难，我都不能漠然置之。”[27](P51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公务繁忙，但他仍然坚持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多次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借阅有关文献。例如，他在1921年11月9日致信梁赞诺夫表达了对后者寄书的感谢，并提出了新的借阅请求：“我看完拉萨尔写给马克思的信，要借用一下恩格斯论谢林的小册子。您如能快些看完，把它寄来，我将非常感谢。”[28](P19)直到逝世前几天，危卧病榻的列宁还在反复研读有关著作。离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离开顽强的学习毅力、刻苦的钻研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列宁自己说得好：“谁怕付出劳动，谁就没有可能找到真理。”[29](P66)
第二，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的结合，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的一贯主张。他在1899年《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P161)
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创造性运用。众所周知，工业发达的英国是《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样本，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英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列宁19世纪90年代有关研究的总结，是创造性运用《资本论》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作。为了写作该书，列宁不仅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还研究和利用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献。对待这些文献，列宁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作了仔细甄别，注重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对官方编纂的文献，从不为了表示‘革命性’而一概盲目排斥，而是重视从中采集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原材料’。”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党内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存在不同意见。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革命机遇稍纵即逝，列宁迅速作出了判断和选择。他明确指出，“要记住并且深入思考马克思的关于起义的名言，如‘起义是一种艺术’等等。”[30](P234)如果错过难得的革命时机，“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30](P234)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地制定斗争方针和策略，最终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反复告诫各国共产党，不要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要结合自身实际特点来运用普遍原则，必须“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7](P71)
第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一般理论的结论，恩格斯曾评价说：“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它无用且糟糕”。[31](P511)列宁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忠于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32](P219)面对新的实际提出的新问题，他“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33](P145)用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一，用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回答时代之变。如何判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变化，面对当时各种帝国主义理论的流行，面对俄国革命运动提出的理论诉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论著中依据鲜活的经济事实材料，深刻论证了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基本特点及历史趋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其二，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回答工人阶级“怎么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建立一个集中领导、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型、成分复杂的政党？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与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论著中，深刻阐明加强工人运动领导等迫切问题，系统阐发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其三，用“一国胜利论”指明俄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根据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基于大工业建立的世界市场使各文明国家和各国人民彼此紧密联系的状态，提出了“共同胜利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有无可能取得新的历史突破呢？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创新。
其四，用新经济政策来解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难题。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历史课题。马克思、恩格斯一般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具有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特征。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的。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的现实，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设想。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开始艰辛探索，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终于找到了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行道路。
总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列宁坚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将马克思主义整体推进到崭新的列宁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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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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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9] 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0] 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2]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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