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闰
"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兴"，"水上都市"威尼斯以迷幻般的水之风光享誉世界，而缔造的商业奇迹曾震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在短短数百年间就从曾经的荒岛滩涂一举成为欧洲的首富之地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一度拥有全欧最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其最鼎盛的14-15世纪，每年的财政收入超过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全国收入的总和，与整个法国的收入持平。
威尼斯城始建于5世纪中叶，是一座有1500年历史的古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蛮族、匈奴人轮番入侵，居住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威内托（ Veneto）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祸，陆续迁居到亚德里亚海上的一片岛礁之上，这里是众多河流出口汇聚地，大量的淤泥和沼泽充满了危险，是人们抵挡掠夺者的天然屏障，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环境使威尼斯群岛成为人们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意大利半岛上的许多难民不断涌向这里。据统计，公元5世纪中期开始到6世纪初，陆续约有4万名阿奎里亚和巴士亚难民逃亡到此，成为威尼斯最早的一批居民，而他们带来了罗马的先进技术和理念。
从自然环境来看，威尼斯群岛是一个人类几乎无法生存的荒芜之地，既无适合农耕的良田，也无建造房屋的地基。威尼斯群岛"孤悬"海上，无耕地从事农业，而没有农业，手工业经济犹如无本之木。特殊的地理环境逼迫着岛上避难的人们不得不以商谋生，几乎所有的都与商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可以说从威尼斯建立开始，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商人国度，每一位公民都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他们继承了罗马人优秀的商业才能和品质，具有深刻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民族惯有的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并拥有成功商人不可或缺的赢利精神。所以，崇尚商业，崇尚财富和利润，把经商看作是上帝赐予他们天生的职业，上至总督，下至平民百姓，所有人都认为经商是件体面的事。
海盐是威尼斯的主要自然资源，因此，为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提供食盐就成了最早的商业活动。食盐贸易成为早期重要的谋生手段。但是很快，威尼斯自己生产的食盐已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海外市场，于是他们就采购其他产盐区的食盐，然后转手贸易获利，威尼斯就此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驾着自己的船舶航行地中海各口岸，去寻找维持生活的贸易机会，从而让其成了全世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转手贸易给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商品就像自来水一样流过这座繁华的城市"，威尼斯城逐渐发展成为地中海上乃至欧洲最大的商贸中心。
早期转手贸易的商品以各地特色商品和生活必需品为主，贸易区域起初仅限于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随后扩展到爱奥尼亚海、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的港口。当时欧洲大陆上政治动荡、战乱不已，导致生产萎缩、商业凋敝，对外部商品有很大需求，但又缺乏通畅的输入途径，而拜占庭帝国这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鼎盛期，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世界各地商品的集散地。威尼斯正处在富庶的拜占庭与商品匮乏的欧洲大陆之间，成为东西方商品最重要的转运港。从事转手贸易逐渐成为威尼斯商人的主要业务他们将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等产品运往君士坦丁堡，然后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珍贵的丝织品及香料。特别是威尼斯建国后，率先征服了盛产优质木材的南斯拉夫西海岸的扎拉（Zara）和拉古萨（ Ragusa）两地，这为威尼斯造船业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威尼斯政府出资建造了庞大的船坞，然后租赁给海商行会供他们造船时使用，这让威尼斯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如虎添翼。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威尼斯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与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各港口进行贸易。在不断努力下，与亚历山大、大马士革、凯鲁万、巴勒莫等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尽管这一行为遭到罗马教皇及东罗马皇帝的反对，但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因为背后的利润实在太丰厚诱人了。
因此，威尼斯商船成了沟通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桥梁。在转运东方商品的贸易中，威尼斯商人很早就已取得转运的特权。伦巴国王卢易特普兰与威尼斯商人签订条约，给予他们转运东方商品的特权，此后查理大帝和德意志皇帝均加以认可。尤其在9世纪，因为日耳曼人的侵略而被迫封闭多瑙河通道之后，威尼斯商人实际上已垄断所有从君士坦丁堡到小亚细亚的港口贸易。至10世纪，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已扩大到东地中海广阔区域，人口超过10万，成为拥有发达呢绒业、丝织业、造船业、兵器制造业和一支庞大舰队的海上强国。到14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各式舰船数量达3000多艘，威尼斯还拥有中世纪时期欧洲最强大的舰队，服役士兵近3万人。基本上控制了地中海与欧洲大陆区间的东西方贸易。
意大利商人通过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以及通过亚历山大港与东方国家的间接贸易，牢牢掌握了在欧洲出售东方商品的垄断权。到中世纪晚期，从东方输入地中海区域的香料，每年大约有700吨，其中500吨便握在威尼斯商人的手中。威尼斯商人还越过阿尔卑斯山隘口北上，与汉萨同盟进行交易，并活跃在法国的香槟集市之上。至14世纪中叶，意大利商人与英、法及佛兰德斯之间的海上贸易已发展为定期航行。也就是说，意大利商人使地中海区域与欧洲大陆之间逐步形成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区间贸易，而威尼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尽量在欧洲封建诸侯、拜占庭帝国乃至穆斯林世界中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威尼斯与对峙的双方都保持贸易联系。在拜占庭帝国的全盛时期，威尼斯一度沦为它的殖民地，但借协助拜占庭帝国将诺曼人驱逐出巴尔干半岛之机，获得了威尼斯商品进入拜占庭帝国时豁免关税以及可在君士坦丁堡居留的特许权。在拜占庭帝国式微之时坚决地收回了对总督的选举权。在第四次十字军远征中，又成功地运用政治谋略使十字军的锋芒直指拜占庭帝国和近东的一些国家，不仅利用自己庞大的舰队为十字军提供运输和物资保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且乘势扩大了自己的商业势力范围。
在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长期对峙的年代，威尼斯或通过外交手段，或通过商业手段，在开罗、亚历山大、近东及黑海周边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建立了一些具有一定自治权利的"商站"，威尼斯政府还派出"领事"保护那里的威尼斯商人的权益。在地中海商业革命时代的激烈商业竞争中，威尼斯政府还派专人在海外从事商务谍报工作并备有专门传送情报的快船，将获得的商业信息及时地传回国内。此外，威尼斯政府还向商人发放一种"商业咨询手册"，专门介绍国际形势、地中海各地的物产、物价和港口的概况等资料，供商人们参考。为了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威尼斯政府对于船队离港和返回时间都有具体的规定。还规定商船要结队出海，并由政府派武装舰只护航，或派出武装力量随商船出航。威尼斯政府实行对食盐和粮食的专营销售政策，这种手段既保障了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威尼斯商人所具备的商业谋略和具有一定近代性的经商方法极大促进了威尼斯"海上商业帝国"的繁荣昌盛。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实行"委托制""股份制"，同时"海上保险业""票据"支付方式等也逐渐开展起来，信用制度、银行业和汇兑行业也不断发展完善。
为了追求商业利润，他们甘冒风险，四处奔波，马可·波罗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马可·波罗游记》全书有一半的内容是介绍中国情况的，包括历史、经济、礼俗、商业和道路走向，地形地貌、少量宗教礼俗、政治关系以及动物等。较好地满足了欧洲人对东方中国的好奇心，也第一次让欧洲有机会了解到更为具体和真实的中国
在蒙古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这三大地缘政治力量处于均势的对峙状态下，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出现了新的发展格局，一方面，阿拉伯人控制下的亚历山大港等依然保持了经红海、波斯湾与东方国家贸易的垄断地位。特别是由于宋元海外贸易始终处于持续繁荣发展之中，遂使丝绸、瓷器和香料等东方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埃及和近东国家市场，从而使意大利商人特别是威尼斯商人所从事的"东方贸易"变得更加活跃。在此情况下，威尼斯商人沿着陆路与海路急速扩展，并在黑海、巴尔干、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北非沿岸地带以及地中海的一些岛屿上，都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蒙古人的西征以及他们所推行的世界主义的"重商主义"政策，使亚欧大陆之间的商道已经畅行无阻，由此为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在历史上，称这一百多年为"蒙古和平"时期。
独特的历史因素和发展环境使得威尼斯从建立伊始就以商人为公民主体，进而让商业贵族成为威尼斯的统治阶级，作为商人的一员，威尼斯商人自治政府制定法律政策时，更多地以维护商人的权益、促进商业贸易的繁荣为主导性原则。对商人来说，毫无限制地从事商业活动，并从商业活动中获取最大利润是每一个商人天然的利益诉求。而将商人阶层的利益诉求上升为国家政策，无疑是商人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这无疑是商人们的痴心妄想。但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因素，却使商人们的这种痴心妄想在威尼斯实现了。由商业贵族组成的大议会成为威尼斯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主要职能是选举"十人委员会"成员、元老院元老、总督等高级市政官员。"十人委员会"主要负责处理国家安全事务，而元老院是威尼斯的最高立法机构，负责制定大政方针、颁布法律、管理国家税收与支出，总督是最高行政长官，但为了防止总督独裁，制定了一套极其烦琐的选举程序和一系列复杂的制衡机制，以约束和监督总督。威尼斯确立的这种民主共和制较之罗马的共和制有相当程度的改进，各层机构互相牵制，使得任何独裁专制的企图都难以实现，也避免了同时期意大利其他城市都普遍存在的党派之争，为威尼斯的社会稳定和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虽然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主要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商业贵族集团所控制，但威尼斯商业贵族从来没有丧失流动性，而且许多政府岗位都是向广大市民阶层开放的，普通市民阶层子弟都可以在政府开办的人文学院内学习行政管理技能，之后可以担任各种公职。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运作过程比较开放，普通市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向统治阶层传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使政府的立法和各项行政措施能符合市民的实际利益需求。
的政治智慧是其商业持续繁荣兴盛的重要保障，让威尼斯成为激发地中海商业革命的最富活力的"海上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宋元海外贸易的兴盛发达，使东西方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商业贸易相互了解、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加快了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异质文明间的传播、交流、吸收和融合，使人类文明的总体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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