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的朱橚好学多材，有远大的抱负，常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传名后世。他政治上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随后着手方剂学巨著普剂方的编著工作。洪武二十三年(1389)，他被流放到云南。在这期间，朱橚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有区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在这本书中，朱橚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
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从这些事实看，朱橚的著作对我国明清时代的学术界，确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l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它以其内容实用，记事适切，绘图精致的鲜明优点，博得日本学者的青睬和强烈关注。享保元年(1716)，江户中期的重要本草学家松岡恕(玄达成章，1668—1746)，从《农政全书》中析出《救荒本草》，专门对之进行训点和日名考订，而后在京都、滕野九郎兵卫等地刊行，书名是《周宪王救荒本草》。全书14卷，目录一卷，收植物4l3种，宽政十一年(1799)，著名本草学家小野兰山(职博，l729—18l0)得到了嘉靖四年版的《救荒本草》后，据之为蓝本对松岡本进行正误补遗，出了名为《校正救荒本草、救我野谱并同补遗》的第二版，收载植物种数为4l4种。天保十三年(1842)小野的孙子蕙畝(职孝，卒了l853年)写成平易简明的《救荒本草启蒙》14卷，共四册刊行。
《救荒本草》的广为传播，引起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巨大兴趣，不仅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朴庵天保年间的《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馆饥的《荒年食粮志》等。除此之外，朱橚种植物于植物园以便观察记录的方法也给日本的本草学界及后来的植物学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岩崎常正见《救荒本草》在日本翻刻后，许多本草学家对其中植物存在不少疑问。他决心弄清楚这些问题，亲自到山野考察采集，几年工夫盆栽园培植物2000余种，根据实物把每种植物的形状临摹下来，编辑成书。他不但弄清楚了以往本草学家一直未明的一些问题，写成研究《救荒本草》很有成就的著作——《救荒本草通解》，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持续努力，最终写成了当时植物学上最有价值，彩色图说2000余种植物的《本草图谱》。岩崎还于l828年创立了本草学会，把应用博物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上野益三所说：“《救荒本草》对植物产地、特征、记载简洁，绘图准确，有《本草纲目》等书所无的内容，这无疑对本草学的博物学化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科学史界认为宇田川榕菴所著的《植学启原》是植物学从有用植物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纯正植物学”的教科书，这本书较详尽地指导了后来的植物学，功业很大。日本近代植物学奠基人牧野富太郎研究认为，宇田在翻译这本西方植物学著作时也曾受益于《救荒本草》。其中一些果实分类术语是来自《救荒本草》的。事实表明，《救荒本草》对当时日本的救荒和植物学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救荒本草》这部著作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赢得了当代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E．贝勒(Bretschneider，l833—1901) 在《中国植物志》 (Batanicum Sinicum)一书中，曾对其中的176种植物进行学名鉴定，并认为其中的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W．T．施温高(Swingle)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他还认为中国人对救荒植物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今天拥有大量的栽培植物，它的数量很可能是欧洲的l0倍和美国的20倍。到了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E．Read，l887—1949)对书中的植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Famine food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的专著。 列出了书中358种植物的汉名、已知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食用的情况。美国植物学家H．S．里德(Reed)在《植物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橚的书是中国早期植物学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Sarton，1884一l956)在《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中，对朱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植物园是中世纪的杰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