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晚晴末年发生在华北大地的一场自发式爱国主义运动。从1898年5月开始，以黄河流域下层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高潮勃起，席卷了华北。顿时城市乡镇，便舍神坛旁刀戟林立。当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由乡村进入城市之后，便燃成燎原之火。
义和团运动能在短时间之内由民间团体迅速组织起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这是下层社会的一种特色。义和团以大刀会、红拳、梅花拳、神拳为前身，其成员多系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黄河一带拉船为生者、渡口撑船者，同时还有众多饥民。
因此，它不会不带有秘密会社的印记和色彩。
再看义和团所活动的地区，是八卦教有过重大历史影响的地方。在它和白莲教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或关系不仅是可能的。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着黄袍，背负神像，其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
但是，义和团并不是教门，也不是秘密会社。它激烈而又执着地反洋人、反洋教，以此把自己同下层社会的其他组织区别开来了。民族矛盾激生的爱国主义使义和团成为一场反帝群众运动的时候，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原始形式。
之所以和秘密会社不同，是因为义和团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城乡各个方面之后爆发的。他所抵抗的，是一种渗入自身，而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在这里，外来的东西一部分已经内在化，一部分正在内在化。
它之所以能快速地呈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直隶京畿等地区，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
其一，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结着经济意识。
1840年以来，西方的大炮运来了西方的商品和机器，但是在商品和机器的背后，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对中国来说，它首先又是民族战争失败所带来的结果。因此，近代经济改组的过程，触目皆为来自西方的机制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来自西方的轮船火车夺走了船夫、纤夫、脚夫、驿站夫、水手、店员的饭碗，而“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又使无数小农失业”。
庚子前后，仅顺天府属州县的穷民之中，“失车船店脚之力，而受铁路之害者”即在4万人以上。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说，这个过程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但原始积累的血污同压迫民族的掠夺又是合一的。成批成批的小生产者在这个过程里破产失业，困苦无告，生机堵绝，不仅反映了旧生产方式解体时的历史阵痛，而且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外来压力下的窒息。
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洋人洋物，于是，所有的外来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以排外主义反帝，波及轮船、铁路、电线、机器、洋装书、洋话洋服。这种斗争方式，既表现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民族感情，又寄托了旧事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本来愿望，
其二，“仇教”中蕴结着民族文化心理。
在近代中国，洋教比商品和大炮更多地输来过“西学”，并以此来影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但作为一种外来之物，它本身又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然相悖的。上帝至尊的教义以其对多神观念和祖先崇拜的排斥，不仅触犯道教和佛教，而且直接践踏了儒学真义。
于是，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便成为教案史。庚子年间，拳民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辨，以人为蜡。”这一类记述，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敌意，而其反映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猜度。
其三，民族危机意识下的“灭洋”意识。
比之前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变局”，这个时候的中国正面临着一种危局。列强竞相划分势力范围已成迫来狂潮。他们强迫地打破了闭塞，并使用闭塞中的人们直接面对着他们的强暴，民族矛盾的激化促成了民族对抗意识的强化。
于是，“灭洋”作为一个口号引人注目地同时出现于中国南北，表现了民众的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的深化。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之前，民众的自发认识并不能产生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
而瓜分狂潮起于胶州湾事件，山东首受巨击，也因之成为风暴的起点。因之而有“义和拳会名目数旗起事，以‘扶清灭洋’为名”，百姓“云集响应，所在蜂起”。义和团是外族凭陵之下不愿为亡国之民者用自己选择的方式直接诉诸行动的结果。
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正义性，又决定了这种正义斗争的历史局限性。瞿秋白曾指出：构成义和团主要成分的“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
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所以，传统观念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意识。
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是同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连在一起的。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内容。
以神道为武器，显示了群体的愚昧，但却是当时的记实。进化论虽东来，然而多数中国人所熟悉和信仰的还是孙悟空、黄天霸之类。在经济落后的北中国尤其如此。万千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汇聚在神道观念之下，手执混天大旗、雷火扇、九连环、火牌、飞剑，勇敢地对抗帝国主义的火炮快枪。
在这个过程里，愚昧会升华为悲壮。
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一样，同是民族矛盾激化促成的事变。但就中国社会的新旧嬗递而言，义和团运动的落后一面又正好是戊戌变法以后的一种历史回流。
19世纪40年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在民族战争失败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在这个命题里，反抗西方的侵略与学习西方先进事物是统一的。20年后，地主阶级分化出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发起的以“洋务”为内容的自强新政；50年后，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大夫及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维新变法。
于是而有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艰难变革。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会本能地守护两千年来已经陈腐的固有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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