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申请生育津贴(历时4年拿到生育津贴)(1)

国家医保局回应,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是没有门槛的。图文无关。 (视觉中国/图)

张萌(化名)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已经决定和男友分手。

尽管未婚生育在国外不是新鲜事,但在中国除了零星的法律文书或新闻报道外,这部分群体的困顿少有人知晓,也几乎没有机构去认真统计过,到底有多少女性独自面对充满未知的人生。

“一个人最痛苦的事情,可能就在于你本来是想依靠一个人,有了希望,结果这个人坍塌了,你很狼狈,发现反而不如从一开始就靠自己。”张萌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道,她不指望对方能够提供帮助,便爽快地和对方说清楚,孩子的事情由她一人承担。

建档分娩、生育登记、为孩子落户、给自己争取生育津贴,一边工作一边打官司……一个未婚生育的女性,需要经历多少冷眼旁观。

张萌的争取生育津贴诉讼之路历时4年,被称为“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很多人说张萌“犯傻”,她却说从不后悔生下孩子独自养育,“就是庆幸,非常庆幸,好像上天给了我一个珍贵的礼物”。

2022年8月17日,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回应媒体时称,关于领取生育津贴的门槛,可能一些地方有提供生育服务相关材料的要求,但是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是没有门槛的,“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权利和义务对等”(具体参见2022年9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事涉2.3亿人,生育津贴“松绑”背后》)。

国家医保局正面回应的当天,张萌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该话题的微博热搜,并仔仔细细把视频看了一遍。“能够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给出很明确回答,按照社会保险法,国家层面无需结婚证即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这令很多未婚生育女性以及关注未婚生育女性权益保障的人士感到慰藉与振奋,或许从此时起,当谈论未婚生育这件事时,人们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受阻

2017年,41岁的张萌,成了一个未婚妈妈。

在上海打拼多年,在这个繁华大都会,张萌看到的多是开放、包容、尊重,人与人之间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礼貌和疏离。

“我当时在一家合资企业就职,我和公司领导以及人力部门说这个事情,他们都不在意(未婚生育),因为这在欧美国家太常见了。”张萌感叹。

以美国为例,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100万单亲家庭(孩子年龄在18岁以下),其中约有80%是单亲母亲抚育孩子。

因此,最初她以为最大的压力会是来自观念传统古板的父母。

“坦白之前,我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们反对的准备。”出乎张萌意料的是,父母不仅不反对,母亲还很高兴,“因为她一直以为我在这样的年纪,再也不能当妈妈,再也不能体会有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滋味”。

困难更多来自生育保险待遇申请受阻。

2017年7月,张萌所在的街道办不予受理张萌的生育保险申请,原因是没有结婚证,无法给出计划生育证明。她不服该行政决定,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但到了这年年底,复议的结果依然是不予受理。

在找相关部门办理生育保险等手续时,张萌听了太多“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只要你领证就能给你办”“谁让你自己不结婚”之类的话。有时候她也会被激怒:难道未婚生育违法吗?难道一张结婚证就代表符合公序良俗?难道结了婚就能摆脱一地鸡毛的爱情?

国家医保局此次正面回应,给这一争议话题暂时画上了句号。“这次虽然只是口头上的明确,还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文件出来,但这不仅意味着支持未婚生育群体争取应得的权益,也让整个社会了解到这个群体遇到的困难,甚至可能比发一个公文效果更好。”张萌说。

不过,地方基层的执行没有那么快和国家层面达成一致。8月24日,一位来自河北的新妈妈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国家医保局的新闻后,她也试图去找当地的社保部门咨询,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需要结婚证才能申领生育津贴。

“如果没有领到生育津贴,对我们来说确实挺有压力的。”这位新妈妈称,因工作岗位原因还未与男友领证,5月1日宝宝出生后住了一周保温箱,各项费用加起来至今已经花了19000元左右。

破冰

近两年法律界对未婚生育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但在张萌打官司的早期,很多事情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李珺律师是最早关注张萌的律师之一,并成为张萌案一审、二审、再审的代理律师。

尽管李珺开始就知道单身生育不违法、参保生育保险的单身生育人员可以申领生育津贴,但她代理案件之时还是给张萌泼了冷水:“你要做好准备,在现阶段的上海,是没有胜诉的可能性的。”

工作关系,李珺接触到不少未婚妈妈群体,也代理过冻卵、家暴等女性权益类案件。“我也是一位女性,因为工作的关系看到太多女性遭遇不公平,但是法律工作者再艰难也要争取当事人的应有权益。”

张萌争取生育津贴的四年期间,李珺也感受到社会生育政策开始“破冰”——全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生育率不断走低、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这些变化给类似张萌的单亲妈妈们带来了转机。

202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国家明确非婚生育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保障单身生育女性平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朱列玉在建议中提到,《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生育登记和再生育审批的暂行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广东省允许单身生育者办理生育登记,进而保障了未婚生育妇女申领生育保险的基本权利,“建议将广东省的实践做法向全国各地推广,切实保障单身生育女性平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从全国生育保险待遇来看,广东和上海是最早向未婚生育群体释放善意的地方。”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晓莹长期关注女性权益,她也是帮助过张萌的律师之一。

自己申请生育津贴(历时4年拿到生育津贴)(2)

张萌的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核定表。 (采访对象供图/图)

认同

2021年3月的一个午后,七万多元的生育津贴终于打到张萌的银行账户上,银行交易类型标注的是“生育金”。

回想起来,张萌认为这笔钱的到来颇有些运气成分。

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市卫生健康委“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的通知》,申请生育保险金的线上系统一度不再将结婚证设置为必选项。

“一开始上线的时候,的确没有要求(提供)结婚证,我们经常互相帮助的几个妈妈就试着申领生育津贴,然后都申请到了。”张萌记得,拿到生育津贴后,她接受媒体采访被个别未婚妈妈反对,“她们觉得国家不可能明面上认可这一点(指未婚生育者领取生育津贴),想偷偷摸摸全部办了再说。”

对此,张萌并不认可,她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一大,生活就会处处碰壁。

一部分未婚妈妈收入并不高,甚至徘徊在最低收入或者失业边缘,这笔钱对于这些家庭非常重要。但以张萌的经济条件来说,这笔生育津贴并不算很多,某种意义上是承载了她对身份的认同,以及对法律和社会的期许。

“我生孩子、养孩子,还得偷偷摸摸申请应有的权益?很多妈妈状态不好就是因为首先她们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张萌说。

董晓莹也深有感触。2017年,她曾参与过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的调查和报告撰写,她发现单身生育的女性大多“羞耻感非常强”,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情况。“但是当前生育津贴大部分地区都只能通过公司申请,所以许多单身妈妈必须告知单位自己单身生育。”董晓莹说。

从调研中董晓莹还了解到,中国未婚生育群体主要分为异性恋和同性恋,而单身异性恋群体又可分成两大类,其一是相对积极主动成为母亲,其二是相对被动成为母亲。

那份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当时单身女性生育主要遇到三重社会障碍:一是社会抚养费,17个省市自治区对生育孩子的单身女性征收社会抚养费;二是孩子户口问题,因为户籍资料本身会成为“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证据之一;三是文化歧视,缺少父亲的家庭被认为是“缺失的”,人一定要走进婚姻才是“完整的”。

因此,董晓莹认为,张萌不光是为自己和孩子打官司,也是在帮助上海甚至全国求助她的人。“她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甚至在一些公共平台公开谈论自己未婚生育的情况,这比很多未婚妈妈都要勇敢。”

转向

好消息接踵而来。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

最新的进展是,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等1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等七大方面,提出20项政策措施。其中,分娩镇痛、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等被首次纳入生育支持措施。

董晓莹陆续参与多起与生育保险、辅助生殖相关的案件。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单身生育女性在给孩子落户方面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也有一部分妈妈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到了生育津贴。

8月17日当天,国家医保局回应冲上微博热搜后,关注者超14.3万、发帖量达181.8万条的百度贴吧“未婚妈妈吧”中,一位IP属地为上海的网友转载了这条新闻,标题为“单身妈妈终于可以拿到生育津贴了”,并配文“大家不要放弃,总会成功的”。两周后,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认为应扩展生育津贴对象至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诚然,生育保险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在职职工,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尚未纳入覆盖范围。《2021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生育保险覆盖23752万人,而城乡居民医保人群超10亿人,约是生育保险覆盖群体的4倍。

不过随着各项政策文件出台,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女性权益的法律和医疗保障更加健全,生育保险会覆盖更多群体,未婚生育群体更易申领生育津贴。

支撑

张萌看到这些令人兴奋的消息的同时,也陷入了中年危机。公司因疫情原因要实行降本增效,张萌在上个月正式失业了,父母帮助她接送照顾孩子,但这段时间父亲也生病做了手术。

“9月份(孩子)开学后,我会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到时候再认认真真找份工作。”张萌说。

她的坚韧、乐观和爱心让不少人动容。在李珺看来,张萌一直很清楚自己的需要,也在努力争取,“她就是为孩子创造条件,希望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和包容的环境中”。

2019年发表于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期刊的一项社会学调查研究表明,有幼儿的单身母亲报告抑郁或焦虑症状的可能性是有伴侣的母亲(partnered mothers)的两倍,特别是在面临经济、社会逆境时,合适的社会支持相当重要。

“女性的焦虑感是很强的,求职、生育、晋升各个方面往往疲惫不堪。如果我们眼睁睁看着女性人力资源受困受限,那社会和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作为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一直很关注女性权益的议题。

冯丽娟在工作中接触过一些企业,会在企业管理层等重要岗位上要求一定的女性比例,为女性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定导师,甚至提供心理压力疏导方面的专业帮助。冯丽娟建议,为了让更多女性感受到关怀,国内企业可以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切实减轻生和育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 南方周末实习生 钟财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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