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讲《治安策》之前，交代一点背景。周代搞的是封建制，《封神榜》里的封神其实就是对分封诸侯的神话表达。周武王把子弟、合伙人和功臣们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各自的诸侯国。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传统的封建制开始松动，然后到了战国，几大诸侯国内部越来越集权化。谁的集权程度越高，谁的战斗力就越强。结果，秦国的集权程度最高，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正式废除封建制，改行郡县制。
用今天的话说，封建制有点像合伙人制度，郡县制有点像经理人制度。在郡县制里，诸侯国就不存在了，郡县长官都是皇帝雇佣的经理人，没有股权，只领薪水，职位更不能世袭，从性质上看其实就是高级临时工。所以郡县长官对皇帝的依附性就特别强，刮地皮的动机也特别强。到了秦二世继位，为了稳固皇权，首先把兄弟们都清洗掉了，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都没有贵族了，只有一个皇帝管理着很多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又帮皇帝管理着很多老百姓。
皇帝和临时工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临时工和老百姓之间也没有亲缘关系，所以儒家推崇的“亲亲之道”就算有人想推行，也根本找不到土壤了。儒家礼仪原本都是针对君子来讲的，“君子”的本义就是“封君之子”，是封建制下的贵族。这时候封建制没有了，贵族也没有了，君子礼仪自然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皇帝管理临时工，靠的就是赏罚；临时工管理老百姓，靠的也是赏罚。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关系，一切都变得很冷漠。
等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秦势力越滚越大。这种时候，合伙人制度最能激发大家的战斗积极性。所以项羽恢复了分封制，后来刘邦也沿用了分封制，这是大势所趋。诸侯分为同姓王和异姓王，前者是子弟，后者是功臣。但问题是，这个时候，人心早就不像周朝初年那么淳朴了，更何况刘邦算是半个流氓出身，思维方式和贵族很不一样。我们看整个中国历史，流氓出身的开国皇帝最有黑社会做派，翻脸快，手段狠，后来的朱元璋也是一个典型。
所以刘邦在坐定江山之后，陆续铲除异姓王，最后只留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长沙王，也就是贾谊不情不愿去做太傅的那一家。但刘邦没想到的是，同姓王也不让人省心。今天有一句俗话叫“一代亲，二代远，三代四代不相见”，现代社会的亲戚关系往往都是这样。分封的意义，本来是要亲戚之间多多照应，不要像秦朝那样，最后秦二世落得孤家寡人，临时工没有卖命的积极性，偌大一个秦帝国说垮就垮。
贾谊《新书》里边最著名的文章叫做《过秦论》，分析秦朝之所以迅速败亡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说秦二世应该纠正秦始皇的郡县制，拿出土地和人口来分封功臣的后人。
贾谊显然是支持封建制的，但汉朝运行了几十年，眼看着亲亲之道约束不住同姓王了，实力派开始自我膨胀，觉得自己也是帝王贵胄，不比当今天子差。照这样发展下去，春秋战国的局面恐怕就要加速到来了。
应该怎样防患于未然呢？儒家的老办法，就是由上至下地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大力推行道德建设。首先要从皇帝本人抓起，皇帝正心诚意，做一个无瑕的道德楷模，然后慢慢感染皇后，感染身边的皇亲和元老重臣，再感染到外地的诸侯王。同时，也要挑选道德楷模给诸侯王当老师，贾谊本人就做过长沙王和梁王的老师。当然，我们都知道时代变了，社会格局变了，人心也败坏得太久了，这种办法肯定行不通。这就像给一个饿肚子的人天天摆满一桌美食，然后天天教育他吃糠咽菜才是美德。也许真会有几个天赋异禀的人能做到，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显然是强人所难。
和平方法既然行不通，来硬的是不是可以呢？后来在汉景帝的时代，晁错力主削藩，就是要真刀真枪来硬的，强行剥夺诸侯王的权力和财富。今天我们会觉得这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完全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但当时的人不会这么看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皇帝不地道，强抢同胞兄弟的福利。儒家的标准想法会是：皇帝对自己的同胞兄弟都这么无情，对我们这些外人难道还能好？怕是皇帝失心疯了，要学秦始皇搞集权吧？
所以问题的难点就在于：分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但诸侯国的规模一定要削减，如果每家诸侯的势力都很弱小，除非几十上百家联合起来才能和中央抗衡，那也就不足为虑了。皇帝最想让老百姓变成一盘散沙，同样也最想让诸侯们变成一团散沙。如果能有这样的办法，还一定要注意不能硬来，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才好大张旗鼓地推行下去。
贾谊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主张，原文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说，要分封更多的诸侯来削减单个诸侯的势力。
贾谊的这个主张，是在担任梁怀王太傅的时候写给汉文帝的。原文很长，全面畅谈当时核心的社会危机和解决之道，一开篇就很有一种危言耸听的感觉。我们从原文来体会一下：“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大意是说，当今的国家形势很糟糕，要为之痛哭的事情有一件，要为之流泪的有两件，要为之长叹的有六件，其他各种坏事数也数不过来，我就先不提了。
接下来贾谊又说，别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了，那不是蠢话就是谎话，其实都火烧眉毛了，请皇上听我慢慢讲。
这种语言策略是我们今天格外熟悉的，是电话诈骗的经典套路，特别容易俘获人心。贾谊这篇文章，谈的是天下的“治”与“安”，所以称为《治安策》。我们要留意的是，古文里的“治安”是“治”与“安”两个词连用，分别指“治理”和“安定”，和现代汉语里的“治安”不一样。
《治安策》的内容，在贾谊《新书》里也有，还更丰富。文章首先谈到的“可为痛哭者一”，这件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诸侯王势力太大。解决方案一言以蔽之，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还解释说：“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意思是说，诸侯的势力弱，皇帝就便于用道义来使唤他们；封地的规模小，诸侯就不会产生非分之想。
要谋划一件损人利己的事，一定要充分考虑可能遇到的阻力。这就像收税一样，从别人口袋里拿钱，神不知、鬼不觉才是上策。昨天讲过，当时的天下人心是很认同封建制的，如果皇帝直接剥夺诸侯的封地，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等于明火执仗地损人利己，损害的还都是自己的近亲，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所以贾谊说：咱们不抢。非但不抢，还要付出更多感人的亲情。现有的封建制度，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权，诸侯王的其他儿子都只有喝汤的份。
如果你不记得什么是嫡长子，我就再解释一遍：简单来说，嫡长子就是正房夫人生的大儿子。所谓正房夫人，也就是妻子，只能有一个，妻子死了可以续弦，续弦妻子的身份仍然是正房。俗语里所谓的“三妻四妾”只是形容女人多，男人并不会真有三房妻子。妻子只能有一个，其他女人都是妾。妻子生的儿子叫嫡子，嫡子当中的老大叫嫡长子。妾生的儿子都叫庶子，庶子当中的老大叫庶长子。即便庶长子的年龄比嫡长子大，排序也要排在后面。大户人家里，老爷只要兴之所至，丫鬟就很容易升级成妾，所以庶子的生母常常都是丫鬟出身。北京方言有一句骂人的话叫“丫的”，它的意思就是“丫鬟生的孩子”，这种孩子身份卑贱，虽然出身在大户人家，貌似有几分光鲜，但既没钱又没地位。
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比如诸侯王，可以娶很多女人，生很多儿子。但即便儿子生得再多，爵位和封地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如果可以抛开传统，换一个思路，让所有的儿子都有一份继承权，都能得到一块封地，那么除了嫡长子之外，所有人都会高兴，而诸侯国越分越碎，自然也就威胁不到皇权了。
我们看《三国演义》，刘备总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这位中山靖王就是一位超生模范，生了一百多个儿子。如果给他的每个儿子都有一块封地，中山国就会被细分成一百多份，而这一百多位新诸侯每人只要再生十几个儿子，封地就会再以十几倍的规模细分下去。当然，实际情况不会这么理想，因为要考虑到风俗和礼制，庶子无论如何都不该得到继承权，细分只能在嫡子的范围里发生。
但即便是这样，封地细分的规模也会相当可观。只要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诸侯对皇权就不会再构成威胁了。但如果偏偏有一些诸侯，本人和正房夫人都不争气，嫡子就是很少，那该怎么办呢？贾谊建议，不能干等着，要预先把他们的封地细分出来，给他们的子孙留起来，皇帝并不会强占这片土地。就算皇帝拿了哪家诸侯的土地，也应该在其他地方划拨相应的土地作为补偿。这就等于向天下表态，皇帝这样做并不是要损人利己，并不是见不得亲兄弟发达，恰恰相反，皇帝是很廉洁的，而且特别疼爱兄弟和侄儿，生怕那些没有继承权的孩子过得不开心。
这确实是很高明的见地，即便在实行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诸侯嫡长子的那些亲兄弟天然就有动力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几乎用不着皇帝多操心。
贾谊自己说这叫仁政，免得将来骨肉相残，不过从学派特点来看，这倒很像是法家“法、术、势”三大件里边的“势”，用今天的话说叫做“造势”，也可以理解成“设局”。当势造好了，局设好了，所有人都会自动自发地按照你的预期去做事，不再需要你费时费力、手忙脚乱地去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了。
道理很好理解，如果你想挖一条水渠，最好顺着地形，从高处一路往低处挖，这就属于因势利导，你利用的是“地势”。如果反过来做，就会事倍功半，隔一段距离就必须安排一台抽水机。强化社会层级意识，让层级多一些，这也是造势，造好之后，自然就会“高者难攀”，底层人民只能仰视上流社会，不容易生出僭越的心思。
我们都知道刘备说过一句教子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话并不难懂，但它的涵义绝不仅仅限于个人修养。这句话其实不该算是刘备的原创，贾谊早就讲过。贾谊《新书》有一篇《审微》，强调统治者要特别留意事物的萌芽状态，开篇就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意思是说，对一件善事，不要因为它太小就以为做了也没好处；对一件恶事，也不要因为它太小就以为做了也没坏处。贾谊接下来有解释：这并不是说做了一点好事就对天下有利，做了一点坏事就对国家有害，而是说，如果对事物的萌芽状态不够重视，任它发展下去，将来很有可能会有大祸。所以，一定要防微杜渐、曲突徙薪，还要因势利导。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正是以这样的哲学来指导的，但是，汉文帝竟然迟迟没有采纳。等到贾谊死后四年，文帝才开始拆分了两个诸侯国。诸侯势力过大的问题，一直到文帝驾崩也没能解决。后来汉景帝继位，听了晁错的建议来削藩，激起七国之乱。如果不是有周亚夫这样的良将，叛军很可能就成功了，“七国之乱”在史书上就会改称“七国起义”之类的名目。
局面虽然稳定下来，叛乱分子也都被肃清了，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治。要等到皇位再传一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贾谊的方案才真正得以实行。
倒不是汉武帝突然想起了贾谊前辈，而是当时有一个投机分子主父（fǔ）偃（yǎn）上疏，把贾谊当年的长篇大论浓缩了一下，当成自己的想法。汉武帝是个雷厉风行的人，马上照办。这项政策，就是武帝一朝著名的“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让诸侯们把养育之恩推广到嫡长子的各位弟弟身上，不要让嫡长子独享爵位和封地。
政策果然很成功，诸侯国被越拆越小。汉武帝还嫌不够，又想出各种办法给诸侯们找茬，找了茬就能定罪，定了罪就能顺理成章地剥夺爵位，收回封地。汉朝的中央集权，在汉武帝时代终于彻底实现。
如果我们看回汉文帝，追问一下文帝当时为什么迟迟不实行贾谊的方案呢？最有可能的缘故是，文帝心软，完全没有武帝那种果决，而且当时汉朝开国不久，文帝和诸侯们的关系远比武帝和诸侯们的关系要亲。而且文景之治的核心是休养生息，不属于当务之急的事情就不妨拖一拖再办，也许拖久了就大事化小了。
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政府少干预，少生事，听任民间经济自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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