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枯木竹石图》
对于中国文人画的真正特点，可谓众说纷纭。传统中国绘画将“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作为作品的第一审美要求，最有意味的是它是一种特别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东方绘画，要求绘画中的文化含义大于绘画本身的意义，注重作品气息。在绘画中，文人画其实是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的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即苏轼所说的“士人画”，也是后人习惯称的“文人画”。
在人类的绘画史上，传统中国绘画将“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作为作品的第一审美要求，最有意味的是它是一种特别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东方绘画，要求绘画中的文化含义大于绘画本身的意义，注重作品气息，为此，它以国家的名字冠名——“中国画”。它绝对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以材料来命名的各类画种，如西方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版画、雕塑等。中国绘画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北宋以后，除了一般原先民间画家及宫廷画家进行创作的群体之外，还出现诗人、士大夫等各类文化人参与创作的绘画现象。
如苏轼的《墨竹》及传世的《枯木竹石图》，米芾、米友仁父子两人的“米氏云山”，僧人巨然的《万壑松风图》，赵孟頫的《洞庭东山图》《吴兴清远图》《鹊华秋色图》等。他们以自身文化人的气质，崇尚和追求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作品中所蕴含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在绘画的游戏与创作中，他们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的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即苏轼所说的“士人画”，也是后人习惯称的“文人画”。
诗人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基于传统中国画论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言的“迁想妙得”，及后来唐代的画家张璪所言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也就是艺术家将表现的对象，以诗人的思考方式，在心中“迁想妙得”成诗的艺术形象。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在感情世界里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相较西方画家以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所表现的科学的艺术形象而言，更接近感情的本质，也更显得纯洁与透明。如西方绘画中，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丢勒、安格尔等为代表的在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上表现的写实主义的绘画理念；如莫奈、德加、雷诺阿及塞尚、凡·高、高更等为代表的以光学为游戏所表现的前后印象主义的绘画理念；又如以马蒂斯为代表的艺术家们以二度空间、三度空间的理论所创作的立体主义理念；还有如毕加索、米罗、克利、康定斯基等现代艺术家以物体运动和现代空间科学为理念的各种当代表现主义绘画。相较而言，中国文人画家基于大文化背景下的思考理念，比其他绘画的艺术家在思考理念上就高出一筹。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具体的创作中，以追求作品的出神入化为最终目的，以顾恺之提出“传神”的艺术理念为要求。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文人画家在创作理念上又以“不谓形似所拘，而求神似”为要求，突转了写意的表现手段和后来为徐青藤、八大山人、吴昌硕等一脉的写意画派。这种基于大文化背景下传承的创作理念，比西方印象主义的创作理念又早了几百年。
这些传世优秀的文人画作品，我认为足以与晋唐的书法及唐诗宋词，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具有代表性的板块。它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足以引起国人的重视。
中国文人画家的这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是大文化背景下学养成就的结果。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人文精神，不管是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道家的“柔弱胜刚强”，还是佛家的“忍”，其主流和最高境界都是“化阳刚为阴柔”，也就是于阳刚与阴柔之中、含蓄之中又复归于一种平和自然的状态。“化阳刚为阴柔”，这种含蓄的思想理念已经融入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之中，这种含蓄已经成为我们东方诸多民族的象征。
历史发展的惯性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只要我们国家和民族存在和发展下去，随着文化的繁荣绘画势必也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也势必有一些优秀的文化人去参与绘画的游艺与创作。其关键就是今天我们怎样去认识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的主流及最高境界，并在艺术活动中充分发挥历史文明中大文化的优势。我认为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要提升我们把握形象的概括能力，对表现的对象一目了然。另外，更要提升自己笔墨的法度，使笔墨形象更有弹性、韧性和磁性，以扣人心弦，真正弘扬本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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