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浩特人刘振春是名古董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古董收藏，在鉴别蒙古族瓷器上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公元2000年秋的一天，索伦镇一个名叫李献功的人，拿着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物什前来找刘振春，说这是他已经故去的父亲四十年前在洮儿河边捡到的，自己这会儿做生意亏本，急需钱用，请刘振春帮看看，到底值多少钱。
刘振春让他打开布包，原来一个金属牌子。
这个金属牌子在红布的衬托下，黄澄澄、金灿灿，分外耀眼。
不会是黄金材质的吧？！
刘振春把牌子捧在手里，摩挲了好一会儿，再惦了惦分量，感觉就是黄金铸造的。
不过，最为奇特的是，牌子正反两面各有两行古怪的文字。
也正因如此，张国林和刘振春更加坚信这是一件极其难得的收藏珍品，他们两人私下商量，决定各自拿出6000元，合计12000元钱来购买这块金牌。
12000元对经济上处于窘境的李献功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这样，买方愿买，卖方愿卖，双方一拍即合。
长年以来，刘振春养成一个好习惯，即在每次交易之前他都会把物品里里外外再仔细翻看一遍。
这次的最后一遍翻看有惊人发现：金牌上有一个圆孔，放大镜停留在金属牌的圆孔上时，刘振看到了圆环内侧刻着一行汉字：“张字九十六号”。
刘振春的脑袋“嗡”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从博物馆里盗窃出来的赃物。因为只有考古人员在发掘古代墓葬时，才会根据文物的出土顺序给物品编上号码，而且，“张字九十六号”里面的“号”字是简体的“号”，而非繁体的“號”，证明这行字刻上的时间是在建国以后。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自己就不能购买这块金牌了，否则，就违反了国家文物保护法，构成了犯罪。
想到这儿，刘振春惊出了一身冷汗。
当然，这也仅仅是刘振春本人的推测而已，一旦判断出错，自己岂不是白白错过了一个将要到手的宝贝？
想到这儿，刘振春决定使出一招缓兵之计，以现金不足为由，先交2000元定金，一来是先保证不购成买卖文物罪，二来可以把金牌暂时拿到手里，然后向全国各大博物馆核对，要真是从博物馆里盗窃出来的赃物，自己也可以为国家破案立功。
李献功感觉自己的牌子无处可卖，而刘振春、张国林又真心是想买，就同意了刘振春的要求，约好两周后到刘振春家收齐余款。
当天下午，等李献功带着收条和2000元钱离去，刘振春和张国林马上赶往办公室，用硫酸纸给金牌上的文字打拓片，并用相机从多个角度给金牌照相，然后将拓片和照片分发往在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站工作的朋友和同事，既希望从各大博物馆和文物站了解是否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同时又希望有专家能认识并翻译出金牌上面的古怪文字。
刘振春和张国林的想法是很完美的，但，有关金牌的资料，寄给各大博物馆和文物站发出两周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并没有任何答复，而李献功已如约而至，这笔买卖要不要进行下去呢？
这，真是个问题。
不用说，金牌所蕴藏的巨大价值具有无穷的诱惑力，刘振春和张国林恨不得一手交钱、一手将货定为己有，但想到金牌来历不明，稍有差池，自己的收购行为就会触犯国家法律。
因此，两人无比沮丧。
另外，那奇怪的“张字九十六号”不断闪现刘振春和张国林的眼前，闪啊闪，晃啊晃，闪得人肝肠寸断，晃得人愁丝百结。
最终，理智与法律战胜了欲望和情感，两人无比遗憾、无比痛苦地作出决择：放弃这次收购。
完璧归赵，并且白得了2000元定金。但李献功却高兴不起来。
2000元，并不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债务，这金牌，还得想办法出手。
闷闷不乐的李献功想到了吉林电视台播出的一档《寻宝》节目。
节目栏里负责鉴宝的专家，都是国内一顶一的高手，金牌卖给刘振春和张国林，不过收回牌子上的黄金价，如果交给节目栏的文物专家做一次全面鉴定，说不定能卖更好的价钱呢。
这么想着，李献功就拿着手里的2000元钱，怀揣着金牌，登上了前往吉林的火车。
然而，李献功又一次失望了。
吉林电视台的几位专家脑袋凑在一起，对金牌评头论足、窃窃私语了许久，结论却是：金牌上的文字无人能懂，金牌的年代也无可考证，恕无可奉告。
李献功认为，吉林电视台的专家已经是国内权威级人士了，既然连们都无法对金牌作出鉴定，这个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什么人能够鉴定出来了。
返回乌兰浩特，李献功计无所出，无奈地作出一个决定：干脆将牌子熔化掉，提取黄金换钱。
话分两头，且说，李献功走后，刘振春仍然对金牌念念不忘，而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陆陆续续发回答复：即都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
刘振春的心情于是一点点振奋起来，反复审视自己当初作出的判断。
突然，他尖叫起来，错了错了！我真是愚不可及！刘振春猛地敲击自己的脑袋，痛骂自己不已。
原来，考古人员在给出土文物进行编号时，只会使用毫无腐蚀性的天然颜料，在文物不起眼的底部或侧面做上标记。而金牌上的“张字九十六号”却是用无比精细、无比锋利的小刀，一笔一画刻在黄金表面上的。文物工作人员怎么会在如此珍贵的黄金物品表面做这种破坏性的标记？！
一通捶打和自怨自艾过后，刘振春冷静了下来，他从电脑里调出那天给金牌拍的高清晰度数码照片，将“张字九十六号”的笔迹放大，与金牌表面的古怪文字进行对比，惊奇地发现，其笔触和雕刻方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刻写“张字九十六号”与刻写金牌表面古怪文字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雕刻工匠，姓张，生活的年代也许是宋末元初。
但是，刘振春又想到了那个简体的“号”字，这个简体字，不应该出现在八百年前啊？
刘振春再次陷入了迷惑。
事情出现转机出现在2001年1月13日。
那天，刘振春的一位在上海某博物馆工作的一位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说，看了金牌的照片，牌子上的文字应该是元朝初期只在朝廷内部通行的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只要找到能解读“八思巴文”的人，一切谜题即可破解。
能解读“八思巴文”的人——刘振春是认识有的，原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江川退休后开始专心研究元代历史，曾经对古老的八思巴文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于是，刘振春拿着金牌的照片，火急火燎地乌兰浩特汗山脚下的江川家里，给他看上面的古怪文字。
江川把金牌放在手中，高声地朗读了出来，并且用汉语进行了翻译：“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江川解释，这块金牌，应该是忽必烈时代的圣旨金牌，且据他所知，八思巴文的牌子大多数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质地来讲它们大多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牌，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也仅藏有一块银牌，你说的这块是属于金牌，则它的价值无疑更高。
江川所说的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收藏的银牌，是该研究所视为镇所之宝的文物，名称为“元代银制圣旨牌”，上世纪初出土于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另有一块铁质镀金牌收藏在西藏的扎什伦布寺，历来被奉为圣物；还有一块长方形银制牌于1846年在俄罗斯叶尼塞州、米努辛斯克被发现，现收藏于俄罗斯远东国家博物馆。
事实上，内蒙古历史研究所那块银制圣旨牌的圆环内侧也同样刻着一行汉字：“丁字八十号”。 上面的“号”字也不是繁体的“號”，而是简体的“号”。
不管怎么样，这已充分表明，李献功手上的金制圣旨牌比内蒙古历史研究所的银制圣旨牌更具历史价值！它，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唯一一块元代圣旨金牌，它的发现将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提供了事实依据，虽然在它上面的秘密却没有完全揭开，比如说“张字九十六号”上的简体“号”字。
至此，刘振春意识到，这块金牌已被锁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他和张国林就无权收购了，但不能让这块金牌流落于民间，他必需找到李献功，让他把这块金牌上交国家。
刘振春因此马不停蹄地前去寻找李献功。
说起来，真的险过剃头。
穷困潦倒的李献功为了摆脱遍缠全身的债务，已经到位于乌兰浩特闹市区一家不大的金银首饰加工店准备熔掉金牌卖黄金了。为此，他已在金店老板的建议下在金牌上剪下了一片金条，用浓硝酸提纯黄金。
刘振春赶到时，这一片金条已经熔掉！不幸中的万幸是，金牌已仅仅损失这一片金条而已。
金牌的最终归宿，被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包祥教授以6300美元买下，然后无私地上交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李献功得到了这6300美元，还清了债务，解除了自己的困境。
金制圣旨牌的故事最终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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